“支部+合作社”：小载体，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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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表明：第一，党的基层组织必须适应基层社区发展的新趋势，创新领导方式，提高领导效率；第二，必须重视基层群众自我管理的呼声，支持各种群众自我组织的形式；第三，在以上基础上，把城乡社区建设为富裕、民主、和谐、合作、文明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当前，在全国农村兴起的“支部+合作社”（或支部+协会）模式充分体现了这个精神，把党的领导方式转变与农村经济发展生动活泼的实践高度结合起来。

所谓“合作社”是指近年来在全国各地农村自发形成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合作社通过合作、互助、协商、谈判等多种对外对内的沟通机制，降低了农民在市场交易中的成本，形成了局部的规模经济效应。新型合作社的普遍兴起给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带来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各地党的组织大胆创新，勇于探索，摸索出了“支部+合作社”党建模式。

根据我们对四川省南江县、江苏省射阳县的调查，合作社的成立大体有四种模式：一是在党组织的帮助、引导下成立合作社。二是由龙头企业发起和创建的“公司+基地+农户”型的专业合作社。三是在农村能人带动下，成立合作社。四是利用农村优势产业联合的力量成立合作社。

在“支部+合作社”的模式中，合作社虽然是一个小载体，但二者结合却是一篇“大文章”：

第一，“支部+合作社”表明我们党正在逐步把握乡村建设的普遍规律。

合作经济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迄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合作社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农民经济组织形式，最早可以追述到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所建立的“法郎吉”。其后，受欧文和威廉等合作思想的影响，1843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市郊的罗虚代尔小镇破产工人群体中建立了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受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的影响，欧洲许多国家在19世纪50、60年代在农村地区建立各种各样的营销合作社。今天，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建有合作社组织。据1999年统计，加入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各国合作社组织达到206个，涉及到13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经验表明，合作社经济存在于弱质产业和弱势群体之中。与其他产业与职业相比较，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相对弱势的群体。他们往往通过合作社这种形成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于农民自发组织的合作机构。如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在云南乡村调查时发现了一种钱会组织。这是一种信用合作组织。参加钱会的人有两种倾向，一是避免同族的亲属，第二是避免朋友。加入钱会的人之所以不找同族亲属或朋友入伙，理由很现实。同族亲属理论上互通有无，有相互救济的责任，如果有能力，有好意，不必入钱会就可以直接帮忙。但是，如果拉入钱会，又不按期交款，却碍于人情不能相逼，钱款就有损失的危险。所以干脆不找熟人。

与1950年代初期的合作社相比较，当前农村的新型合作社具有新的特征。一是保证了村民自主权，进社、退社自由；二是无行政权力干预；三是合作社既包括以农户生产资料、劳动力入股的合作产权，也有农户对生产资料的私有产权；四是合作社保证社员公民权利、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合作社代表了未来农村经济组织发展的方向。党组织承认并引导合作社发展，承认农民为弱势群体这个事实，以合作社为载体，以实现农民经济利益为目的，在总结、乡镇企业等既往经济组织形式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农民再次组织起来。这表明，我们党正在把握农村工作的普遍规律。

第二，“支部+合作社”符合并发扬光大了我们党农村工作的传统。

总结过去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党历来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并不失时机地推动人民自己选择的实现民生目标的各种组织形式的发展，合作社经济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其次，党努力引导、帮助合作社发展除经济以外的多种职能。如在大革命时期组织合作社反抗地主、劣绅阶级剥削，边区政府时期组织合作社发动群众运动、进行“新文化”改造，新中国成立初期组织合作社的社会化过程。从党领导合作社的经验看，合作社除了经济职能，还肩负着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的职能。

第三，“支部+合作社”是对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有力推进。

自1987年中国农村推行村民自治以来，由于村民委员会承载了诸如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准行政化的税收征集与执行国家政策、维护社会稳定、提供公共服务等职能，其职能的泛化，反而不能集中精力地领导农民发家致富。同时，村民自治的经济基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分散生产与经营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吻合，出现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支部+合作社”成功地克服了这个矛盾，引导从事不同行业的农户组织起来，专心发展经济。

所谓“支部+合作社”是指支部引导、保障、协调、服务于合作社，发挥党支部核心作用，把合作社经济做大做强。党支部虽是一个政治组织，但它在农村社区却肩负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发展等多项功能。在支部领导活动中，支部的功能被定位为诸如“发展富民的组织带动新体系”（江苏射阳县），“实现农村党的建设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融互动”（四川南江县），等等。支部的组织形式根据行业特征、产业链的地域分布幅度而定。由于跨地域分布幅度不大，四川南江主要采用了与村支部“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办法，而江苏射阳由于产业链跨地域幅度较大（如养蜂、蘑菇种植等合作社）则主要采用了在合作社中成立单独的党支部（或党委）的办法。

合作社近乎公司的治理结构，内部采用了民主协商、民主管理的办法，随着更多的农户加入到合作社中来，合作社的功能开始超越了经济范畴，向社区治安、文化建设、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发展。如射阳县由个别合作社发起组织的新农村农民艺术团、四川南江县沙河镇农产品流通合作社向农村伤残军人的义务捐助活动等等。因此，合作社组织实际上成了在村民自治之外的一种新型群众自治模式。

可见，党支部领导合作社，实现农村党的建设与农村经济发展相融互动，扩大了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范围。它对我们党从更高的层面上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四，“支部+合作社”模式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费孝通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形成了以“己”或家庭为坐标系的“差序格局”，产生了以“己”为标准的“维系着私人的道德”，这种社会结构缺少“团体格局”的公共道德，缺少现代公民意识。另外，在以血缘与地缘关系维系的“熟人社会”中履行的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互惠性义务”，由于感情不能计算，所以，交换只发生在“陌生人”的环境（如集镇）中。

合作社的精髓是“合作”。当代中国的合作社既可以在熟人之间合作，也可以在陌生人之间合作，它已经摆脱了身份、血缘与地缘的规定，因而是一种网络化的“团体格局”。合作社内部的协商可以培养和训练农民的公德意识、合作意识、妥协精神，这是现代公民意识的主要内容，也是社会资本的具体形式，而丰富的社会资本是和谐社会的前提。可以说，党组织积极介入合作社的发展，是我们党投资社会资本的一个有力举措，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将起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