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深化检务公开促进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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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在全国检察机关推行检务公开制度，并以规定的形式加以确定。实行“检务公开“是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重大创新。如何进一步规范和深化这一制度，以适应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要求，实现“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司法改革目标，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权力离开了监督必然产生腐败。检察机关在行使检察权中由谁来监督？如何维护司法公正？“检务公开“，彻底解决了检察环节存在的神秘感和“暗箱操作“的不规范行为，使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能够了解检察工作，支持检察工作，监督检察工作。这种来自人民群众和全社会的监督是检察工作走群众路线的有效延伸，也是检察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有力保障。但在检察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充分说明了，这项检务公开制度仍处在不断改革、完善过程中，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就深化检务公开这一问题，略谈自己的一些粗浅认识，借以和同仁们共同探讨。

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民主和法制的进步，尊重人权、维护司法公正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司法公正，既有利于维护国家的法律秩序，也有利于增进人们对诉讼的信任和期待，还有利于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而司法公正也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社会文明进步和法制完备的重要体现。如果司法不公正，法治将无从谈起，社会也将陷入无序和混乱的状态。更严重的是，由于执法人员滥用权力，使司法机关的整体形象受到损害，从而导致公民失去对法律的信仰，轻视、漠视、甚至无视法律，正如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说过的：“违法行为弄脏了法制的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破坏法制的水源，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多次违法行为所带来的祸害更为严重。“

司法公正是司法活动的总原则，其含义极其广泛。最早出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自然正义“论，此后有的学者认为公正即指程序的公正，应公平、平等地对待当事人，于是认为这一原则应包括三种含义：解决争执者应保持中立，任何人不得作自己案件的法官，法官或陪审团应有公正之心；审理过程中，双方均应提供信息；各方应知道他方提供的信息，并有机会对之发表自己的意见。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制的完善，司法公正的要求和标准也不断提高。在检察环节中，公正执法应包括检察机关执法活动的结果公正和过程公正两方面。结果公正是指检察机关办理检察事务的裁决公正，包括裁决符合客观实际，符合我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过程公正具体指检察机关办理检察事务的程序至作出裁决的整个过程的公正。裁决的公正和裁决过程的公正是辩证的统一体。“裁决公正属于实体公正，具有不确定性和相对性，过程公正属于程序公正，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和存在价值。

“检务公开“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决定取保候审、不起诉、申诉，以及在民事行政检察中决定是否抗诉等那些极为容易引起当事人不满的程序加以制度化、程序化，以保障检察职能活动的公开和透明。这种制度设计，保障了当事人的知情权、程序参与权，保障了人民参与检察事务，案件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就容易接受程序的结果，程序公正价值得到进一步体现。从这个角度而言，“检务公开“不仅加强对检察权的监督，而且能进一步增进程序的正当性，提升法律的公信力。如果说专政机关与人民群众是此岸与彼岸的隔绝，那么，检务公开就是沟通两岸的桥梁与纽带；如果说人民群众与执法机关是大山的南北两端，人民群众了解掌握执法机关的执法活动需要盘山绕弯，那么检务公开就是贯通大山两端的隧道；如果说司法机关的活动在较长的时间里是暗箱作业，那么检务公开就是开启这只暗箱的钥匙。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肩负法律监督机关职责的检察机关就是这道屏障的中坚力量。这是党的重托，人民的期望，是社会公众对法制的期望和信任之所在。通过检务公开，有效地建立和完善充分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机制，使人们呼唤、渴望的公正在司法机关得以实现，人们就会信任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才会支持一个公正独立的司法制度。

检务公开制度自实施以来，已收到了明显成效，既强化了监督制约机制，规范了执法行为，又提高了检察人员的公正执法意识；既促进了检察队伍建设，又密切了检民关系，树立了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但具体实施中也存在不少不足和问题，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和深化。

这些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思想认识存在偏差。首先是在“检务公开“的目的上存在模糊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实行“检务公开“仅是反腐倡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措施，是纪检、监察部门的事。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行“检务公开“是上级交给的任务、目标，不管效果如何，只要向群众公开了上级要求的内容就完事大吉；更有甚者，实行“检务公开“走过场，只是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也有的认为实行“检务公开“会干扰、影响办案，还有的认为实行“检务公开“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阻碍正常的检务活动，有损检察机关的权威。他们担心“检务公开“后，群众眼多嘴杂难对付；人们认识水平不一，会搞乱秩序，增加更多麻烦；而且群众监督的强化，会造成权力旁落，难于推行检令、检务。其次，对“检务公开“的运作形式也存在模糊认识。有的认为“检务公开“是下放权力，是还政于民，机械地在下放权力上做文章；有的认为“检务公开“是为了解决检务运行中的梗阻现象，一味地检查下级机关的权力运行渠道是否畅通并加以调整；更有甚者认为“检务公开“是赏赐于民，是检察机关授权给被服务对象予以监督检察机关的一种手段，从而虔诚地表白检察机关需要密切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二）内容缺乏针对性，重点不突出。有的地方在实行“检务公开“中，半遮半掩，藏头匿尾，避重就轻。只是选择一些一般的平常事项加以公开，如相关部门的性质和任务、权利和义务、职责范围等程序性的内容，而对决策过程，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的解决情况，对检察人员的投诉情况，对群众关心的案件进展情况等真正重要、群众要求知道的敏感、热点、焦点问题，则秘而不宣或有意隐瞒；有的存在文字上公开，实际操作不公开，枝节问题公开，涉权问题“暗箱操作“的现象；甚至有的在“检务公开“的内容上弄虚作假，公开的情况与实际情况不符，搞半公开、假公开，回避问题，糊弄上级和社会公众。这些现象挫伤了民众参与司法的积极性，导致“检务公开“流于形式。

（三）偏重于形式，轻视内容的落实。目前在实践中存在的检务内容公开而形式不公开，或检务形式公开而内容不公开，或表面公开而实质未公开，或对内公开而对外不公开等现象，使“检务公开“走过场、流于形式。“检务公开“偏重于公布检务执行的结果，而忽视检务执行的程序的公开。有的热衷于搞门面工程，设置豪华的“检务公开“栏，但如何落实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怎样通过“检务公开“促进检察工作，提高执法水平，则思考少、行动少、实效差。广大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四）氛围不浓，制度不配套。“检务公开“作为检察改革的突破性措施，出台时对公开的内容是什么，公开的范围有多大，公开的程度有多深，在理论上并没有充分的研究和阐述。出台后，后续理论研究工作跟不上，在理论界没有引起共鸣，表现为理论研讨活动少、形式不活，没有形成浓厚的理论研究氛围。“检务公开“的制度建设也不配套。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全国检察机关实行“检务公开“的决定》和《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具体实施办法》规定粗疏，操作性不强，没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完全由地方边实施边修正，制度之间难免冲突。如对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制度，各地已普遍实行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2001年高检院公诉厅在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公开审查规则（试行）》中，对不起诉案件重新界定了公开审查的条件，同时提倡尽量少搞，使该制度基本停止实行。为了规范和深化检务公开制度，各地制订了一些制度，但也存在内涵不清，规定不明的问题。不少基层检察机关在实施过程中瞻前顾后，既怕“触电“，又怕“麻烦“，因而摆花架子，搞形式主义。

（五）责任规定不明确，监督缺乏实效。“检务公开“的各项规定，除了告知制度有明确的责任追究外，其他各项措施均没有规定责任人应负什么样的责任，实行“检务公开“依靠的是检察人员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有的采取了相应措施，如成立监督小组，聘请监督员等，但由于监督小组成员中来自于社会公众、代表公众利益的人员为数不多，同样出现监督乏力的问题。检务公开制度的实行仍停留在一般号召和鼓励阶段。“多公开多错、少公开少错、不公开不错“的思想在相当一部分人中仍然存在，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责任意识，降低了“检务公开“的实效。

产生这些问题和不足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认识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受“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观念的影响，使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我国司法机关形成了“秘密办案“、“办案神秘化“的思维定势，这与“检务公开“的要求不相适应。二是制度完善问题。“检务公开“作为检察改革的重要措施，是现代法治进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必然会突破现行的一些规定，推进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与现行的一些做法相冲突，为此必须建立相应的配套性制度。

针对当前深化检务公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根据其产生的原因，笔者特从提高认识和完善制度这两个方面提出如下的对策和措施：

一、要深化“检务公开“，促进司法公开，必须转变执法观念，通过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广大检察人员充分认识到，实行“检务公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党的宗旨，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解决“为谁服务、怎样服务“执法思想和防止腐败问题的根本措施。要通过广泛的宣传发动，形成各级检察长重视“检务公开“、广大检察人员积极实践“检务公开“的浓厚氛围。

二、树立长远观念，克服短期行为。“检务公开“是一项重要的程序性制度，是现代诉讼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立足长远，把它作为检察改革的突破口，作为建立科学的诉讼模式和监督机制的基础性制度来谋划、深化和推进。

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减少执法的随意性。深化“检务公开“，是对检察权的规范和监督，防范和矫正检察权运行的偏差，减少执法的随意性。“检务公开“要求检察人员必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做到公正执法，秉公办案。

四、树立开放的观念，广纳百家之言。“检务公开“意味着检察机关在办理案件和开展其他检务活动时必须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应当转变狭隘的部门主义、本位主义观念，培养开放意识、民主意识和公正执法意识。

五、建立健全检务听证制度。检务听证制度是指检察机关在作出裁决前，为使裁决公正、合法，广泛听取各方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目前有些地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践，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对听证范围、听证程序、听证员的聘请与指定、辩论等程序与环节缺乏统一的规范。因此必须制定统一的检务听证程序规则，规范听证程序，发挥听证制度应有的作用。

六、健全告知制度。告知制度是“检务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制度的实行保障了社会公众对法律及程序的了解权，保障了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充分体现了执法过程的民主精神。但是，由于缺乏法定制约形式而在实践中有的未认真履行告知义务，有的履行方式不规范而引起纷争。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该制度，明确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

七、建立当事人阅卷制度。查阅卷宗是当事人在检务处理程序中了解检察机关有关资料信息的权利。阅卷权是实现当事人参与检务处理程序，实际影响检务裁决形成的前提条件。检务处理程序中的当事人阅卷的案件范围应当包括：拟作不起诉、刑事申诉、民事行政抗诉等案件的相关卷宗材料，不包括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阅卷的材料范围限于一般的案卷材料，不得查阅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材料以及检察机关内部讨论的记录等秘密性材料。

八、完善检察保密制度。“检务公开“要求向当事人、向社会公开检察信息，检察保密则要求检察人员要保守检察工作秘密，“检务公开“与检察保密是矛盾的统一体。“检务公开“并不是全面公开，而是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对不公开部分予以保密，是“检务公开“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和深化的制度保证。但由于现行的保密制度是在检务公开制度实行之前制定的，有不少规定与“检务公开“的要求不相适应，亟待修改完善。应当明确“检务公开“下的检察保密范围，划清“检务公开“与检察保密的界限，确立“检务公开“保密程序，从制度上解决“检务公开“与检察保密的矛盾关系，促进“检务公开“的健康发展。

九、进一步完善诉讼立法。我国的检务公开制度已实施多年，但目前仍仅仅是检察系统的内部制度，使“检务公开“的推行缺少充足的法律依据。法制化的缺失，使得“检务公开“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从发展的观点看，这种状态下的“检务公开“将因缺乏法制的有力保障而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检务公开“的政策连续性也将得不到保障。因此，“检务公开“作为一项全新的现代司法制度，要不断深化和发展，必须把它上升为诉讼法律原则。要确立实行“检务公开“是检察机关实行法律监督和做好其他检察业务工作的基本原则，明确“检务公开“的主体、客体、内容和范围，确定“检务公开“的形式和救济制度，规定违反“检务公开“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