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科学化水平建设经验交流
时间:2022-04-08 03: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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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是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重要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反腐倡廉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面临着提升科学化水平的问题。科学化的本质是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认识事物发生发展规律的过程,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就是遵循反腐倡廉建设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认清形势中把握趋势、在查找问题中发现差距、在改革创新中找准对策。本文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试图提出符合时代特点的反腐倡廉建设新举措、新路径。
一、在认清形势中把握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方向
善谋者谋势。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需要正确认清发展形势,及时把握发展脉搏,将反腐倡廉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综合起来推进。可以说,能否深入分析与揭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是能否做好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工作的关键环节。概括地说,在认清形势中把握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提升,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准确把握后金融危机时代对反腐倡廉建设提出的新挑战
所谓后金融危机时代,是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触底、回升直至下一轮增长周期到来前的一段时间区间,可能是两年、三年亦或八年、十年甚至更久。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我们时刻关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有针对性地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当前,尽管世界各国政府通力合作,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对市场进行积极有效的干预,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全球经济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尚未完全走出低谷,显示出不稳定、不均衡的发展态势。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更加注重对“后金融危机时代”所实施的各项政策措施的监督检查,因为在这个时期,由于经济基础的脆弱性,稍不注意,经济又有可能回到金融危机前的状态。为此,我们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需要加强监督检查,以保证金融危机时期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得到坚决有效地贯彻落实。具体而言,当前监督检查的重点应该包括:一是工作是否雷厉风行,政策措施是否落实到位,防止推诿扯皮、贻误时机,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二是项目安排是否科学合理,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三是项目建设和审批程序是否依法依规,防止打折扣、搞变通;四是资金管理使用是否规范有效,防止截留、挪用、贪污和浪费;五是工程施工和质量是否安全合格,防止发生事故和出现“豆腐渣”工程;六是对水利、交通、路桥、城建等投资规模大、建设项目多的重点领域、重点部门,以及关系民生、影响面大、群众关注的重点项目,是否集中了力量加强监督检查,及时解决发现的问题;等等。
(二)准确把握信息网络化时代对反腐倡廉建设提出的新课题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我国已经进入信息网络化时代。信息网络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同时,也对传统的反腐倡廉工作方式与手段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正确认识“网络反腐”的地位与作用,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面对信息网络化的挑战,当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思想观念、工作方式、体制机制方面还比较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显得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应对不足,这需要我们不断适应新形势、开拓新局面,用好用足信息网络这一平台。一是思想观念需要更加开放开明。一些纪检监察干部面对网络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缺乏政治敏锐性和预见性,对网络反映的舆情和民声关注不够,对网络中出现的极端言论、不客观评论等消极影响认识不足,对可能引发网络群体事件的舆情信息掌握不够。二是应对方法需要更加灵活机动。一些地方和部门对网民通过公共网络公开举报的腐败信息反应迟钝,有的手足无措、被动应付,有的视而不见、不予理睬。尤其是一些地方缺乏网络舆情事件应急机制,没有一套可供操作的应对方法。三是阵地建设需要更加广阔实用。当前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网络阵地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许多部门也意识到网络阵地的重要性,比如,省奉新县地税局就在新浪网以“奉新地税”实名开通微博,对该局的发展提升年工作和群众投诉进行实时直播和回复,同时积极在线为网民答疑解惑。开通微博当天,就有16名本地网友就涉税问题进行咨询,该局都及时进行了回复。但在许多地方仍然显得力度不够,影响不大,话语权掌握不多。许多廉政门户网站存在管理不规范、更新速度慢、内容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网民参与互动少等等问题。
(三)准确把握民主政治新时代对反腐倡廉建设提出的新情况
民主政治是一种国家制度。在这一制度框架内,确立了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意识正在逐步增强。有人认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民主政治新时代。这一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人民群众的民主诉求愿望愈加强烈,对党委政府的工作愈加关注。在反腐倡廉建设方面,由于这一影响的存在,我们必须以民主来编织反腐败的天罗地网,把反腐倡廉建设落到实处。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建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使公民有足够的力量监督和制衡国家权力,促使国家机关切实根据公民的意志和愿望进行管理,从而保障公民的主人地位,维护公民的自由。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来监督制约执政权力,是执政党防止权力腐败和蜕变的最现实的动力源泉。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反腐倡廉建设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又是我国反腐倡廉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在查找差距中明确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任务
差距是一种方向。只有找准差距,才能更加明确任务。在查找差距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就是要在看到上述新形势、新问题的同时,更加清醒认识到,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利益格局不断调整,反腐倡廉建设必然面临更多的压力与挑战,存在更多的问题与差距。正确分析这些压力与挑战、问题与差距,是做好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前提。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必须明确社会转型关键期各种负面因素的新影响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既是经济社会的黄金发展期,又是社会矛盾的集中凸显期,需要我们对改革发展特殊环境中各种负面因素进行客观公正地评判与分析,以适应新时期的发展要求。第一,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面临的国际环境愈加艰难复杂。尽管“冷战”早已过去,但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之心未死。受其影响,一些党员干部政治迷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有所滋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权力寻租”与生活腐化现象。第二,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面临的制度障碍愈加坎坷曲折。由于一些领域存在体制机制不完善,法规制度不健全,制度不落实、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使腐败行为有了可乘之机。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成了各种矛盾的焦点,工人下岗、集资户被骗、拆迁户与房地产商发生纠纷等都要直接找政府,从而引发种种群体性事件。第三,随着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一些党员干部的心理开始失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利益主体为追求各自的利益,会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取有限的资源,这就容易产生不规范、不正当竞争,特别是一些不法分子为了牟取暴利,不惜用重金、美色等方式拉拢腐蚀领导干部,由此引发行贿受贿等腐败行为。
(二)必须明确立体监督构建期相关制约机制的新欠缺
有人认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立体监督时期,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了由立法监督、司法监督、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政协和派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等构成的比较完备的民主监督体系。在这一时期,由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各种监督措施很难发挥作用,特别是对主要领导和重要权利的监督,还存在缺位或不到位的问题。第一,监督主体履行职能不充分。虽然监督条例在制度体系上构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网络式平台,规定了各监督主体的监督任务、监督内容和监督职责,表面看监督主体很强大、很全面,但在实践中,真正履行监督职责的主要是纪检部门,其他监督主体不愿甚至不敢履行监督职责。第二,监督渠道不畅通。一些地方及其领导干部权利运作透明度不高,对于应该公开的党务、政务、财务不公开,应通报的情况不通报,应报告的个人重大事项不报告,干部群众获取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在行使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方面受到限制,难以实施有效监督。第三,监督关口被后置。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习惯于把干部监督的防线仅仅设置在查案办案上,忽视对权力运行的过程监督和动态监督,重视事后调查处理,忽视事前防范和事中约束,以致个别领导干部钻了监督不畅的空子,成了平时无人监督的特殊干部。这实际上降低了监督的要求,不仅使监督难以有效,而且也增加了反腐败本身的成本和难度。
(三)必须明确民众诉求增强期利益表达渠道的新障碍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利益表达的愿望和要求日趋强烈。有学者表示,这表明我国社会正在进入民众诉求增强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社情民意反映渠道的不畅通,而导致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正常的表达,从而产生损害人民利益的腐败行为。概括起来,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新障碍:第一,缺乏有力的社情民意汇集分析机制。在利益主体已经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的问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问题,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现实情况是,面对群众诉求,我们有的党和政府部门及工作人员置若罔闻、不加理睬,有的应付对待、敷衍塞责,甚至有的打击报复、强行压制,这必然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第二,缺乏有效的社会重大事件预警机制。当前,为保证我国现代化健康持续发展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很多地方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些预警机制,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与党中央的要求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如一些社会矛盾初露端倪,甚至已酿成大规模群体事件时,一些地方党政系统却表现出“体制性麻木”,出现“预警机制不预警、应急机制不应急”的现象。第三,缺乏有用的群众利益诉求缓冲机制。当前,我国已形成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针对利益群体的分化,我们的党委、政府没有制定出分别代表某部分群体的“代言人”制度,没有让真正代表各个利益群体的人在国家各项政策的制定上有话语权,从而导致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不信任、不支持,甚至产生对立情绪。
三、在改革创新中探索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路径
面对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目标、要求与庄严使命,我们必须在改革创新中探索路径,提出破解之道。面对新时期反腐倡廉的新趋势,我们必须注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教”字当头,在创新教育形式中优化文化环境
第一,注重廉政教育的时代性,在全体党政领导干部中牢固树立“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就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形成“官员是政府雇员,由纳税人供养,替纳税人办事”的权利义务对等的现代行政理念。要坚持权利义务对等的现代行政理念,建立起政府和政府官员是百姓的雇员的新机制。政府和政府官员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应该为百姓办事,而不应该讹百姓之利。在权利义务对等行政理念的的架构下,党政官员能够清晰明了自己的职责和职权范围,该干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给党政官员一种机制的约束,从而在理念上尽量避免腐败的滋生。
第二,注重廉政教育的实效性,在广大党政干部中深化忧患意识教育和警示教育。廉政教育重在实效。要通过组织各种方式的学习观摩研讨活动,让党政干部经常了解国外一些政权垮台中的腐败因素,告诫党政干部,腐败会给党的执政地位和国家政权带来危害。在党和国家政权受到危害的同时,每个党政干部自身的利益就可能跟着受损。通过各种形式比如到省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现场参观,来实施震撼人心的危机教育,目的在于强化忧患意识,使党员领导干部站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充分认识拒腐防变的重要性,始终自觉坚持廉洁自律。
第三,注重廉政教育的地方性,广泛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是红色文化大省,红色文化是开展廉政文化建设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因此在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时,应充分发挥红色廉政文化的教育作用,将反腐倡廉教育溶于红色文化教育之中。要找准党风廉政建设与地方特色文化建设的结合点,依托各自红色文化资源特有的价值和优势,主动与党风廉政建设相融合。要在形式上创新载体,增强红色廉政文化的艺术感染力和教育渗透力,引领党风廉政建设从“文件”走向“文化”、从“会场”走向“广场”,切实增强红色廉政文化教育的实效性。目前,在全国颇具影响力的“中国红歌会”就是特色鲜明的红色文化宣传教育阵地。
(二)“惩”字为先,在强化重典治贪中构筑坚固防线
据调查,一半以上的人表示进一步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需要采取“对腐败分子用重典(包括死刑)”,近一半的人认为要“对腐败案件予以新闻曝光”。可见,强化重典治贪、制度管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反腐倡廉举措。具体可以通过以下制度的构建来实现:
第一,制定“阳光法案”,让腐败失去滋生的土壤。被喻为“阳光法案”的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是具有相当效力的反腐手段。至上世纪八十年代,该制度已经相继为世界各国和地区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实施和完善,已经日渐成熟,成为各国极具约束力的反腐机制。目前国内一些人士认为我国出台“阳光法案”的条件还不成熟,很多技术性问题难以解决。实际上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在这一领域做得较为成熟,我们可以相对地借鉴。各地可以积极效仿,让“阳光”清除腐败的黑影,还百姓一个廉政的环境。
第二,改革保密制度,让公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根据现行《保密法》的规定,各级党政机关乃至相关事业单位都有定密的权力。毫无疑问,《保密法》关于定密主体的规定是比较泛滥的,极易为各级党政机关甚至相关事业单位为其权力运作的不公开制造借口,包括“三公”经费支出的公示。使得公共权力的运行容易逃离社会公众的监督,这也就极容易给腐败的滋生提供温床。因此,需要修改《保密法》,明确定密的主体和保密的范围,对定密必须要有统一标准和统一机构,并处理好《保密法》与公民知情权的关系。
第三,完善问责制度,让权力制衡监督成为一种常态。“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历史一再证明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问责制度无疑是近年来引入的重要制度创新。各地方党政都程度不等地引入了这制度。但目前的问责制还存在诸如“浅尝辄止”、“避风头”式复出和“顶风”提拔问题官员等一些问题,这就需要对问责制进行完善。
(三)“监”字为重,在拓宽监督渠道中推进基层反腐倡廉
如果说十七大以来的反腐举措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对省部级腐败高官的大力度查处,那么下一步应该在毫不放松查办中高级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的同时,重点逐步倾向于惩治基层腐败。虽然基层腐败影响面小、涉案金额少,但由于这些人直接与人民群众打交道,严重侵害了群众的利益,因而必须坚决抓好。
第一,实施“零度容忍”策略。对腐败分子的打击,尤其是基层腐败分子,要实施“零度容忍”政策,即对不良习惯习气、不道德行为、轻微违规行为决不容忍,坚决打击,彻底清除。唯有如此,方可将不良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从而避免姑息养奸,以防止事物发生质变,真正做到“防微杜渐”。
第二,对重点部门实施集中防范。据中共省纪委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细化后供选择的23个具体部门中,被调查者认为存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比较突出的5个部门依次是“医院”、“公安”、“国土资源管理”、“交通”和“学校”。因此,当前反腐倡廉建设要重点抓好这些部门,与政风行风评议和风险岗位廉能管理工作结合起来,对一线岗位的干部职工重点监管。
第三,对重点领域实施“高压政策”。据调查,在细化后的供选择的11个具体领域中,被调查者认为存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比较突出的5个领域依次是“工程建设”、“选人用人”、“土地批租”、“扶贫救灾”、“行政审批”。为此,要针对这些薄弱环节,实施“高压政策”,即通过“高压线”震慑人,“高压电”打击人,“高压政策”管制人。
总之,反腐倡廉建设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只有通过多领域、多渠道、多步骤地进行,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坚持各种措施齐抓共管,才能标本兼治,才能把反腐倡廉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才能保证反腐败斗争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平稳健康地向前发展。才能真正完成好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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