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工作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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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如果父亲形象阳光，有一个体面、受人尊重的职业，是很可能成为儿子效仿的楷模的。但父亲的“城管”身份却让儿子感到自卑，这是令人尴尬的事情。不难想象，曾经一向以自己的父亲为骄傲的儿子，忽然之间竟然发出“长大了死活都不会当城管的”的誓言，这对父亲自尊的伤害有多大、有多深。

近年来，城管这个职业已经被妖魔化，许多时候，也不被人待见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和无法回避的尴尬。因为城管执法与街头巷尾小商贩摆摊设点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冲突，所以城管的执法也涉及到城市的管理理念、执法模式以及管理者在城市管理、城市形象与小商贩谋生究竟孰重孰轻，谁先谁后的选择问题。

在这种大背景之下，诸如被儿子埋怨的城管父亲，作为个体的执法者是否就一定陷于妖魔化困境而无法自拔了呢？依我看，那也未必。其实，他们还是能够通过自己平时在执法活动中的文明、规范，善待商贩，尊重商贩，主动为他们排忧解难，化解纠纷，从而重新获得人们的信任和尊重的。试想，当越来越多的城管都能自觉自律，注重从小事做起，影响和带动身边的同事一道体恤民生，文明执法、规范执法，少罚款，多服务，久而久之，城管的形象又怎会不正面起来？人们又怎么会忍心继续对城管进行无聊的妖魔化呢？

一向以父亲是城管队员而感到自豪的儿子，却突然语气坚定地说“长大了死活也不会当城管的。”12月15日，谈起儿子近日突然出现的这一转变，任职于武汉江岸区城管执法大队的小海（化名）唏嘘不已。他询问10岁的儿子得知，原来是“因为爸爸是城管，同学们都瞧不起我。”（12月16日《长江商报》）

如果要指出社会形象最差的“公差人员”的话，城管一职恐怕当之无愧。长期以来，城管因为暴力执法、权责不清、身份不明等诸多问题，饱受非议。有些人对于他们的不满甚至达到了咬牙的程度。关于城管跟民众冲突所酿成的血腥事件、死亡事件，我不想一一例举。毕竟每一场悲剧的背后，埋藏的不仅仅是暴力冲突者之间的恩怨情仇，隐含的更多的则是沉积已久的社会矛盾和体制问题。

正如一名公益活动的参与者所讲到的，“平时我们看到城管打人的事情太多，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需要关爱，我们放假他们上班，其实他们很辛苦。”我们其实不必要倡导什么以德报怨的美德，我们只需要想想将城管推倒的公众形象的反面的原因即可。30年改革开放，中国的变化巨大。其中，变化程度最为显著，也最为国内外的华人所称道的就是中国城市化水平的迅速加快。城市化加快也就突出的显现出两大表征：一、城市建筑的大量修建、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居住人口的不断膨胀。当然，随着这两大城市化表征而来的还有城市污染、流动人口、交通拥堵等诸多问题。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恐怕都要涉及行政管理的诸多方面，依当时的情况看来，以单个部门的力量尚难解决。于是，综合执法为职责的城管制度也就以视点的形式出现，以便来应对这些难题。

曾有学者指出，北京一城管身上能够执行的行政处罚权就有280多项。而仅凭一己之力行使如此繁重的处罚权力，尚难担当，也易陷入滥政滥罚的地步。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为何城管的身上会被赋予如此众多的权力，因为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太多，一般的专业部门很难处理，于是就把部分权力移交到城管手里。久而久之，城管之权也就积重难返。

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尚处于初期，在这个不断发展的阶段，一些新的问题也在不断出现，社会和政府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城管十年来，处罚权和行政权的历次修订后，被赋予和移交的权项的不断增加，也就证明了城管像一个专门处理社会“包袱”的部门被抛离在公众的关怀之外。当然，他们被抛离也有其自身的原因，但最重要的还是深层次社会发展与行政管理之间的现实偏差和矛盾。

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城管职能的存在担负了太多的社会问题，几乎不堪重负。在种种恶名的压制之下，城管无疑也成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而很少有普通人能够看到综合性执法所带来的功效。

又是一则有关城管的新闻引起了网民的热议。一个一向以父亲是城管队员而感到自豪的10岁男孩，有一天却突然语气坚定地告诉父亲“长大了死活也不会当城管的”。作为城管队员的父亲经询问终于得知，儿子对他态度的突然转变是“因为爸爸是城管，同学们瞧不起我”。（《长江商报》12月16日）

这像一则黑色幽默，当记者问起这位父亲是否将儿子性格变化的真正原因告诉老师时，这位父亲决定和儿子一样，选择隐瞒自己的职业。不只是这位父亲想隐瞒自己的职业，武汉江岸区城管执法大队最新的一次队员心理调查显示，八成以上的队员认为自己的职业缺乏社会认同，感到心理压力巨大，甚至向陌生人刻意隐瞒自己的职业。客观地讲，这则新闻是把城管放在受害者的立场上来解读的，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城管这一“弱势”职业的怜悯。

但是这样的解读，这样的怜悯并不能唤起公众对城管的同情，网民们甚至拿出“报应论”来评价这一新闻事件。不是网民刻薄，而是因为基于现实之上，他们拿不出事实证据来说城管的“好”，前有天门事件魏文华之死，后有午门事件18岁少年被城管逼着跳进筒子河。在我们生活的周遭，每天都在上演着城管和小贩的猫鼠游戏，这画面、这场景生动地为我们展现了权力滥用如何造成了底层民众的绝境。

纵然城管有千般错，可是拿出“报应论”的论调来评价“10岁男孩因父亲做城管而遭同学指责鄙视”的新闻还是有失公允。不是所有的社会格局都可以承载“父债子还”的模式，把对城管整体形象的不满迁怒到他们的孩子们身上，并施以“报应论”舆论评价，这同样是一种非理性亢奋。

在“报应论”的暴力式评价中，我们可能会忽视城管们所受到的“代际损伤”。无辜的孩子仅仅因为父亲是城管而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无论如何这样的场景都不应该出现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在“10岁男孩因父亲做城管而遭同学指责鄙视”的新闻背后，我们更应该把舆论关注的焦点放在如何弥补城管们所受到的“代际损伤”上来，而不是专注于这是否城管职业的过错带来的“报应”。同时，城管执法部门也应该清醒地看到，“10岁男孩因父亲做城管遭同学指责鄙视”的新闻，是公众期望他们改善自身形象的另一种诉求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