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城市管理难题
时间:2022-02-20 0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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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23日,中国首支城管执法队伍成立。“100多人身着统一制服,站在宽广的天安门广场上列队参加授旗仪式,庄严、隆重的环境下,心中油然升起了沉重的使命感。”
对于1997年5月23日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幕,宣武区城管监察大队副大队长季明仍然记忆犹新。“100多人身着统一制服,站在宽广的天安门广场上列队参加授旗仪式,庄严、隆重的环境下,心中油然升起了沉重的使命感。”
*市宣武区城管监察大队是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的首个试点单位,当时的叫法还是“综合执法试点”。之所以要在当时的情况下,推出这样一项突破已有行政体制框架、重新配置行政处罚权的重大改革,国务院法制办政府法制协调司司长青锋认为,完全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改革开放初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尚未完全到位,政府管了大量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而该管的事又没有去管或者没有管好,行政管理的成本很高,效率却很低。”青峰说,“在这种影响下,有关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的一些立法项目也存在不少弊端,法律、法规确定的行政处罚权都要明确政府某一个具体部门来实施就是一个典型表现。而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制定一部法律、法规就会新设置一支执法队伍。”
据了解,有关方面曾经作过调查,在制定行政处罚法时,仅*市按照法律、法规要求设立的市一级行政执法队伍就有127支,行政执法人员6万多人,另外还有多达17万人的各类群众协助执法组织。这些队伍各自为战,条条分割,结果每支行政执法队伍的人员都不足,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执法扰民现象。
为了解决城市管理执法中的这种疑难杂症,“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改革登上了历史舞台,而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则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为改革行政执法体制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正式被确立为首家试点之后,宣武城管大队的前身“宣武区市容监察大队”对原有100多人进行了逐一的考试和面试,经过认真的筛选,刷掉了十多个不符合新制度要求的人员。随后,又通过从其他的行政执法部门选调以及社会招聘,将队伍壮大到了200人,1997年5月23日,这个全国第一支的城管执法队伍正式上岗。在宣武区城管大队大队长张洪刚看来,宣武城管大队成立后,综合执法试点效果非常好,“效率高,问题解决得快。”
1998年12月1日,在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在宣武区试点成功的基础上,*城八区城管大队全部成立起来。而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不少城市政府也看到了这项制度的优越性和可行性,纷纷向国务院提出请求,要求开展这项工作。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开始如燎原之势在全国快速发展起来。
连续5年开展主题教育活动:2004年“新时期、新面貌”,*年“学法规、找差距、抓整改、促管理”,*年“学党章、见行动、当先锋”,2007年“坚持内涵发展,构建和谐城管”,*年“严格履责、文明执法、和谐城管、平安奥运”。
城管队伍的建立迈出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改革的第一步,但是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和执法方法的简单粗暴却成为阻碍此项改革走向深入的软肋。
最初阶段,城管队员与执法相对人之间冲突不断,乱罚款、以罚代管现象时有发生,以至有损城管形象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导致城管不可避免地在群众心目中留下了负面印象,很多人甚至尖锐地批评城管:“管理就是收费,执法就是罚款”。
在这种情况下,要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顺利地推行下去,强化业务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就成为首先要做的事。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要求,行政执法部门要严把行政执法人员录用关,加强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法制观念,严格行政执法程序,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在执法中强调疏堵结合,管理与服务结合,教育与处罚结合。
近年来,*市城管执法局建起了“统一领导、集中管理、分级负责、分类培训”的教育培训机制,形成了岗前培训、基础培训、专业培训、继续教育一体化的培训体系。在人才的引进机制上,进一步健全了“高校招考、部门转录、社会聘用”相结合的人才引进体系,所有新录用人员,都必须经过*市城管执法局直接组织的执法资格考试审查和岗前培训考核。目前,*全市城管执法系统5256名干部中,大学本科(专科)以上学历的占到了4588名,占干部总人数的近88%。
*城管执法队伍从2004年开始连续5年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从2004年的“新时期、新面貌”、*年的“学法规、找差距、抓整改、促管理”、*年的“学党章、见行动、当先锋”、2007年的“坚持内涵发展,构建和谐城管”到*年的“严格履责、文明执法、和谐城管、平安奥运”,有针对性地解决了一些影响作风建设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城管队员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奉献精神,保证了环境保障平安奥运目标的实现。通过围绕一年一主题、坚持一年一教育、实现一年一变化的工作模式,*城管逐步打造出了一支作风顽强、坚强有力,执法为民的队伍,为圆满完成各项工作和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和组织保障。
在总结推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成果和经验时,青峰认为,狠抓行政执法队伍建设,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是试点工作赢得人民群众支持的重要因素。
推出“六单制”,即执法事项提示制、轻微问题告诫制、突出问题约见制、管理责任建议制、重大案件回访制和典型案例披露制,一改过去城管执法“简单处罚”的强硬作风。
*年8月11日,在中关村销售烤肠的无照商贩崔英杰,因三轮车被城管队员没收,而将36岁的海淀城管大队副队长李志强刺死。崔英杰事件一方面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城管对于城市管理中行政执法方式的反思。“和谐执法”的理念开始出现在了*城管人的脑海中。
据*市城管执法局法制处副处长张旎介绍,以往城管执法确实存在着“重事轻人”的倾向,执法时过分地强调管理而对服务的职能重视不够。为了纠正这一错误倾向,*城管开始提倡“亲和式”、人性化执法,并在2007年推出了“六单制”,即执法事项提示制、轻微问题告诫制、突出问题约见制、管理责任建议制、重大案件回访制和典型案例披露制,一改过去城管执法“简单处罚”的强硬作风。
按照“六单制”的工作新理念,奥运会刚刚结束不久,*市城管执法局就联合市建委、市环保局、市市政管委渣土管理处与建工集团、城建集团等10家驻京大型施工企业,以及中铁六局、环卫集团等12家渣土运输企业坐到一起。城管执法部门当场表示,愿意为各施工单位创造良好的施工、发展环境,也愿意与各大型驻京施工单位建立信息互通及重大、突出问题建议等行政处罚执法手段之外的机制措施。城管部门的真诚态度换来的则是22家驻京大型施工、运输企业“安全施工、文明施工、环保施工”的郑重承诺。
对于*城管部门执法方式上的这一变化,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应松年表示,在行政处罚之前或者之中,执法机关要做哪些事,必须把事实调查清楚后告知相对人,告知的意思就是教育和处罚相结合。告知相对人以后,如果要采取措施,还要跟其说明理由,并听取他的意见和申辩,最后才能作出决定。这样做表面上看,好像是执法成本增加,但事实上避免了刚性执法造成的老百姓的不满,才是最大程度上节约了执法成本。
据了解,*城管执法部门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探索,改变了过去运动式的执法方式,实现了执法活动的经常化,初步形成了长效执法的管理机制。同时建立起了部门联动、市区配合的行政执法机制,发挥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优势。在此基础上,还通过全面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监督制,规范了执法行为,在*全市行政处罚案卷评查工作中已经连续7年取得第一名。
*年1月1日,《*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颁布实施,确立了*市城管执法机关的法律地位、职能范畴和具体管理机制,使之走上了规范化与长效发展的轨道。
如今的城管发展也已在国内形成燎原之势,队伍规模不断壮大。截至目前,除经国务院批准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工作的82个城市外,全国还有193个市级政府和806个县级政府开展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虽然各地的具体执法措施不尽相同,但却都无一例外地认识到,注重制度建设,规范行政执法程序,严格依法办事,是巩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成果的基础。
随着一步步的摸索总结,*全市范围内的城管执法管理亦在逐步的趋于制度化和规范化。*年1月1日,《*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颁布实施,从根本上确立了*市城管执法机关的法律地位、职能范畴和具体管理机制,使城管走上了规范化与长效发展的轨道。
在办法立法的过程中,*市市政管委和市城管执法局始终高度重视立法的质量,调研起草过程中曾广泛听取管理部门、区县政府、街道乡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立法专家的意见,并通过首都之窗、城管外网以及其它新闻媒介大范围征集社会各界对城管立法的意见。通过对这些意见的归纳、整理、吸收和对条文内容的反复修改,在借鉴上海、广州等城市城管立法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最后才形成了办法最后的立法内容。
城市管理如同一部复杂的机器,每个部门就像一个零件,必须咬合紧密,才能保证机器高效运转。为提高城市管理整体效能,建立早发现、早预防、早报告、早处理的工作机制,城管、建委、工商、公安、环保等部门签订了《执法与管理协议书》,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和联合检查、考核制度,采取定期会商、信息资源共享的方式,解决城市管理中一些源头问题。*年,*市城管执法局先后出台了《城管执法协调工作规范》,进一步完善了领导协调等8项工作机制,明确了查处流动无照经营、强制拆除违法建设等联合执法工作流程,有效推动了城管执法系统执法协调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城管执法机关与公安机关联合执法工作规范》则意在发挥公安和城管执法机关在城市管理中联合执法的整体效能,有效解决影响城市环境秩序的突出问题……不断完善的立法和健全的执法协调机制,为*城管规范执法协调行为,提高执法协调效能,立足长远奠定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方面,*城管部门率先在全市行政执法机关实行了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制度,对全市5256名执法人员进行资格认证,健全了规范执法行为的制度体系。同时,还实行了重大决策集体讨论决定制、专家论证制度、重大行政处罚备案报告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审查备案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规范了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强化执法监督,建立了执法责任制、考核评议制和过错追究制三位一体的内部监督考核评价体系,确保责任细化到各执法岗位,同时畅通了外部监督渠道,形成了特约监督员、城管热线、政风行风评议,社会调查机构测评四位一体的外部社会监督评价格局。
*城管特邀法学院校和法学专家为“法制专务”并“入住”基层队,为其管理决策和日常执法提供专业指导。2010年以前,*力争在全市每个城管大队都派驻一名“法制专务”。
在回顾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认识时,青峰提出,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需要不断适应新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解决新问题。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随着历史的发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也需要不断发展、完善。
奥运期间,*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给中外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奥运会后有效应对保障首都城市环境秩序可持续发展的挑战、满足广大市民希望*“永远干净”的期待,*市城管执法局及时总结奥运期间环境保障的成功经验,重点通过加强重点地区的长效管控、多部门间的长效协作以及社会力量的长效发动、应急保障的长效发挥等措施,积极推进奥运遗产的常态化转变,建立首都城管执法长效机制。
将“公众城管”建设视作城管活力之源,打造“公众城管”是*城管发展和完善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中的另一项有益尝试。
奥运前夕,*中关村地区挤占社区街道的无照商贩非常集中,为了根治这一长时间困扰周围居民的“顽疾”,负责此地的海淀区城管分队选择了“群众路线”。海淀城管分队以聘请“奥运社区环境监督员”的形式,在每个社区居委会发动25到50人、辖区33个社区居委会,共发动上千名群众参与社区环境秩序的管理维护,自发的在自家门口志愿巡逻,社区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而且环境监督也成了监督员们的生活习惯。
海淀城管分队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社会力量与城管执法共同协作管理中关村地区的管理模式,既节省了政府部门的执法成本,也调动了社会力量参与城市管理的主动性。公众城管体系的建设改变了以往城管执法队伍单防、单管、单治,还往往得不到群众理解的被动局面,通过向多方参与的群防、群管、群治的转变,使城管队员由一线执法“运动员”逐步转型成为二线的“教练加裁判型”,做到了执法绩效和执法社会效益双促双收。
自*年提出建设“公众城管”以来,*市城管执法局从多个层面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与实践。自2007年5月开始市城管执法局联合首都文明办、团市委组织开展了“假日文明行动”,城管执法人员和志愿者共同组成了纠正不文明行为检查队,节假日期间在天安门、*站、西客站、王府井和西单等重点地区,对乱吐乱扔等不文明行为进行纠正。机关干部、驻京部队、首都高校志愿者、河南在京务工人员环保队……越来越多的市民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首都城市环境秩序的维护和管理中来。
公众城管的建设还进一步深入到决策层面。*年10月8日,3位来自法学院校和法律实践一线的法学专家“入住”*市3个基层城管大队,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他们将以“法制专务”的身份对基层城管执法单位开展依法行政工作提供具体的指导、服务,并进行实地监督。据了解,“法制专务”享有列席市城管执法局和区(县)城管大队办公会,参与城管重大决策、案件审理,以及对城管执法机关贯彻依法行政工作中的问题予以纠偏等9项权利。*城管此举的目的就是要依靠法律专家为管理决策和日常执法提供专业指导,切实规范日常的管理工作,2010年以前,*将力争在全市每个大队都派驻一名“法制专务”。
通过设立法制专务等方式使得城管部门在决策过程中广泛地吸取市民参与、听取其意见,这既体现了市民的需要,又取得了市民的广泛理解,在执行的过程中也能更好地得到市民的支持和配合。
正如受聘专家北大教授湛中乐所说:“以往在具体的城管案件中,我们讨论的都是事后的。现在,我们能在事先或事情发展中发表个人看法,帮助城管做出更合理的行政处罚决定。在我们所发挥的作用中,最重要的就是可以直接参与一些重大决策,利用专业特长,尤其在专家咨询论证中,听取各方意见,加大公众参与,让决策更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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