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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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协调发展的过程。法治文明是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文明的核心应当是立法文明、执法文明和司法文明。立法文明主要表现在立法的公开性、公正性，“良法”是立法文明的标志和隐喻。立法是利益协调和正义分配的重要渠道，执法文明主要体现为行政执法的程序性、规范性。司法文明集中体现为司法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公正性，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实现司法文明要求我们通过司法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权的独立、公正行使，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从正义的角度讲，立法分配正义，执法落实正义，司法则矫正正义。司法的意义在于以裁决的形式解决社会纠纷，矫正失却公平的正义。

法治文明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制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善于抓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有利契机，大力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大力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笔者提出“小康社会就是法治社会”的新概念、“享受法律、消费法律”的新口号和“建设小康社会与建构法治文明协调发展”的新思维。

从法治的视角解读，小康社会就是崇尚法治、鼓励法律消费、法律服务比较发达的法治社会。“法治”应当是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性的文明特质。小康社会不止是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进行时”，同时也处于前所未有的“法治进行时”——从一定意义上讲，小康社会的一大鲜明特点就是这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以及上至政府机关下至黎民百姓，都不再对法治持一种疏离甚至排斥的或傲慢或偏见的态度而是与法治全方位地亲密接触。

享受法律、消费法律是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是由政府为广大纳税人提供的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应当是服务于作为纳税人的广大公民的，是作为纳税人的公民的公共消费品，“享受法律、消费法律”应当是现代公民崇尚的法治新理念，同时也是小康社会的“法治化生存”的新模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要重视培养公民的“法律消费”意识，变被动的消极的守法意识为主动的积极的用法意识，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益；要强化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为法律消费群体高质量高效率地提供服务的“服务”意识，以及维护公民这一法律消费群体权益的“维权”意识，树立立法的质量至上和司法的“公正与效率”兼容的观念，遏制形形色色的立法腐败和司法腐败现象；要大力发展以律师为主体的法律服务业，充分彰显律师在促进法律消费运动方面的中介作用。在成熟的法治社会，律师既是提供法律服务不可缺席的主角，同时也是帮助公民享受法律服务的重要“中介”。从某种意义上讲，律师业的发达程度往往与全社会法律消费水平成正比，律师服务业愈发达，则表明社会对法律服务的个人或集团购买力愈高，公民及法人的法律消费水平愈高。此外，与强化公民法律消费意识同等重要的是，应当切实提高公民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消费水平及法律服务购买力，并尽可能降低公众法律消费的成本（如诉讼成本）。一言以蔽之，享受法律，就是享受以“良法”为标准的良好的立法服务，享受以“公正和效率”为理念的司法服务，享受以“为委托人合法权益而斗争”为主旨的律师服务……让曾经令人敬而远之的法律成为大众自由享用的“公共产品”，由法治建构的社会文明秩序成为公众享受的“制度环境”，这就是小康社会鲜明的法治隐喻。

据媒体报道，天津市宁河县农村最近兴起了一股“法律消费”热，许多农民在涉及土地、房产、借款等重大事项时，都自愿到公证部门办理公证。实践证明，公证可以有效地避免某些纠纷的发生，可以降低潜在的诉讼风险。我认为天津宁河农村的这一新鲜事，不仅是当代农民守法意识和法制观念增强的表现，同时更是中国农民“法律消费”意识开始萌发的可喜体现。

建设小康社会与建构法治文明协调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法治文明是一个关涉立法、执法、司法、普法、法律服务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立法和司法这两个重要环节，堪称放飞法治文明的“两翼”和驱动法治文明的“两轮”。具体而言，立法工作要“更上一层楼”，实现“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既定目标，实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法治化，使国家的各项工作和社会的各方面都有法可依。另外，要重视提高立法的质量，扩大公众对立法事务的参与程度，从制度上保证法律这一公共消费品的良好质量。要适时推进“立法公开”、“立法回避”等立法改革，通过制度创新遏制部门或地方利益保护主义等立法腐败现象。中国已经从追求立法数量和规模的立法赶超型的“前立法时代”逐步进入重视立法的质量和效益的“后立法时代”，在“后立法时代”立法将走出片面追求立法的数量和规模的传统误区，由数量规模型立法向质量效益型立法转变，由政府推进型立法向市场主导型立法变迁，由闭门造车型立法向开放借鉴型立法过渡，在良法的天平上重估立法的质量和效益，重视法律的修改和完善，注重充分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法律移植，将成为“后立法时代”的立法特色。

从一定意义上讲，小康社会是权益有保障、纠纷可诉求、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公平正义型社会。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制度直接维系着小康社会的安宁和稳定、公平与正义。依我之见，运作正酣的中国司法改革要以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为价值取向，着重围绕司法体制宏观结构的变革和司法权力体系内部的职能配置，逐步建立起权责清晰、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从体制上保证司法权的独立、公正的行使，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优质的司法服务和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正如小康社会的建设要防止出现脱离现有基础和实际国情国力搞所谓经济“”，法治社会的建构也同样要避免步入法律万能、搞所谓法治“”的误区。人的希冀、想象、浪漫和热情往往是没有边疆的，而法治作为一种制度文明其功用则是有边界的，并不是一切社会问题都能转化为法律问题放在法治这个“魔瓶”中予以消解的。法治活动最重要的是要尊重立法的规律和司法的个性，实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合理兼容。法治毕竟是一种“内在的、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建构法治社会需要热情的投入，更需要冷静、理智和审慎，当然还需要时间。

小康社会和法治社会——与其说是理想，毋宁说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实践过程；与其说是令人神往的宏伟蓝图，不如说是中华民族正在创造着的活生生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