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建设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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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又面临着许多严峻的考验。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三点基本经验值得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

一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围绕中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展开，服务于这个中心而不能干扰和脱离这个中心。

邓小平把凡是涉及人民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的问题，都作为政治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在狭义的政治领域，还是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1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建设，从一开始党和政府就没有把它仅仅看成是经济领域的事情，而是把它看作是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伟大创新实践。邓小平对此讲得最清楚：“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2“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3在他看来，“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4“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5作为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中国的经济建设就不是仅仅限于生产和分配等行为，而是党和政府需要动员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力量集中精力做好的头等大事。邓小平理论这种独特的政治视角，对于正确定位中国经济建设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具有指导性。既然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是经济建设，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不能脱离这个最大的政治问题另搞一套。我们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割裂开来，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开展民主政治建设。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际坚持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即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必须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需要出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对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什么变革要求，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就要通过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满足这些要求。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30年的实践也证明，紧紧围绕社会发展主题和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多元需求，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非常重要的一条成功经验。19**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基本路线，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也相应地确定为“建立有利于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领导体制”。61992年党的十四大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主攻方向也随之作了调整。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从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主要强调了六个方面：一是保持宏观政治稳定，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二是加快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制建设，建立并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三是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设。四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创新，建立法治政府以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的需要。五是推进和扩大村民自治和城镇社区自治，发展基层民主制度，使基层民众真正享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六是加强人权保障和司法保护，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民充分享有法制保护的权利和自由，使中国的人权状况得到全面的改善。7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继续推进。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8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揭示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拓展了人们对于发展内涵的认识。发展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发展，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的统筹均衡发展，是持久的可持续发展。9这样的发展，囊括了中国发展的基本要义，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既要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进和深化，又要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10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正确理解“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11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政治参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基本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法治意识和人权观念的不断提高，人们在不断享受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民主参与的积极性也会随之不断提高。一个稳定和优化的政治体制在能够满足人民依法有序的政治参与的同时，还能够通过制度创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的需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与这种不断增长的、日益扩大的政治参与需求和积极性相适应，实现人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既要做到“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全社会法治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成效。基层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12;并且在以下方面，也应该有所突破：一是加强党的执政制度法制化建设，把党的执政制度作为中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用法制的形式确定下来，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制度如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性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样，成为中国政治制度法制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加强人权保障法制体系的建设。加快制定《最低社会生活保障法》、《医疗救治和救助法》、《公共环境保护法》、《住宅保障法》等项法律法规，落实和完善《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教育法》、《选举法》、《立法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扩大和完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公民相关权利的法制保障。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必将在适应科学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发展到新的更高的阶段。

二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是为了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人民民主。这种民主以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以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为本质特征，以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建设为实践路径，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民主是在继承和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民主比资本主义民主有更高的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民主在制度设计上要解决资本主义民主难以克服的两个问题：一是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的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不统一的问题。也就是国家权力在法律上规定人人平等享有，而实际上保障的是私有财产和资本自由的权利。资本和强势集团对权力的垄断和操纵是资本主义民主难于克服的痼疾。二是民主与效率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解决合法性和合理性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民主对权力的不信任、时刻提防政府管理权限的扩大伤害到公民个人权利，而市场经济社会又离不开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有效需求的供给。社会主义的民主就是要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奋斗目标，保证国家权力始终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性质，又要解决权力无效率、滥用和腐败等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公权力的效能，把人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统一起来，真正实现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效率的统一。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两方面追求，是社会主义民主对资本主义民主的超越，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个人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

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追求是实现最广大人民在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方面的真正的当家作主。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致力于保障最广大的人民真正享受和享有民主权利，反对国家权力和社会管理权事实上被资本势力、强势集团或少数人垄断；一是主张民主参与的全面性，不仅主张人民对于民主选举的参与，而且主张人民对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全面参与；一是主张民主实现的真实性，认为民主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不首先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就不能真正实现和保障政治上的民主权利和自由。民主的实现不单单是政治领域的事情，而是与保障和实现人民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和自由这些条件相关联。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支持、组织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实现。中国的历史经验证明，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没有一个对广大人民负责的、能够团结和凝聚社会各方力量，整合社会各方利益和要求的政治领导核心，国家和社会就会陷入争斗和混乱，结果只能是四分五裂，无法摆脱统分循环、积贫积弱、发展不平衡等历史痼疾，带给人民的只能是痛苦和灾难。像中华民国初期，中国试图搞多党制，结果军阀混战；“”“踢开党委闹革命”，结果是十年动乱。所以，在中国，若想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必须有一个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先进的领导力量。在这个领导力量的组织和带动下，通过各方协商，在共识和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制定政策，凝聚人心，循序渐进地把中国的民主政治推向前进。《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有一段话讲得很好：“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13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但是建国以来，尤其是经过“”的十年动乱，中国深刻反思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得失，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法制的民主不可能建成真正的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不仅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需要法制，人民当家作主更需要法制。法制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好的民主制度和形式，用法制的形式确定下来，并在民主政治实践和制度创新中不断完善和丰富，形成民主制度的长效机制和稳定的民主文化和生活。一方面避免党和国家的政策因领导人的变化和领导人个人意志以及注意力的转移而变化，防止个人专断；另一方面，人民当家作主需要有序的政治参与和完备的制度规范和约束，防止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混乱。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上述经验作了高度概括，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4“三统一”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集中体现。努力实践“三统一”，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践，就能够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追求的“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效率”、“民主与公平”、“民主与法制”的高度统一，把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展现出来。

三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宏观政治制度框架不变下的制度发展和制度创新过程。是一个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丰富民主实现形式的过程。

如何理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价值选择和制度重构层面的问题，还是原有制度不够完善和实现形式不够丰富层面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学界有不同认识。中国国内以及国外的有些学者，否认中国现存的政治制度的民主性，把中国作为权威主义国家或向民主制度过渡的国家。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们不认为世界上的民主模式是唯一的，我们主张世界民主的多元发展。认为世界各国人民只有从本国的实际需要出发选择和决定本国的政治制度形式和政治发展道路，才能造福于本国人民。目前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经验虽然证明民主的实现形式在许多方面是可以相互借鉴的，并且只有相互吸收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但民主制度的阶级性质、特色和优势仅仅存在于各国民主政治的实际历史进程中，存在于各国的民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中，无法用统一的发展模式来概括和推广。15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不存在一个新的民主价值的选择或制度重构问题。民主政治价值层面的问题，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已经做出了选择。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方案在中国大陆进行了38年的实验（1912—1949），实践证明这条路走不通。中国人民最终确立了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那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几千年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做出的选择。同志在2004年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五十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经过反复探索、不断总结，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主要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制度，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好、发展好这些制度。”16

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本质上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17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是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伟大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丰富民主的实现形式，拓宽民主的实现渠道，不仅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现实需求，也满足人民政治参与不断增长的积极性的现实需求。也就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最重要的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制度，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和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和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同时还要进一步优化和改善我国的政府行政体制、司法体制、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机制、权力监督制度和机制。这些基本的政治制度以及相关制度和实现形式，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3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进步也证明了这些制度不仅符合中国国情、而且有巨大的优越性，不仅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也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政治基础。当然这些制度的实际运作，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要通过改善政治体制、鼓励制度创新，把经过实践证明的能够反映人民意愿、代表人民利益、维护人民权益的制度创新和实现形式，用法律和制度确定下来，使我国民主政治不断地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实践路径。

二、中国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已经基本明确，目前关键是能否按照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里要点主要也是三条：

一、坚定不移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相适应。避免仅仅从狭义的政治民主出发，把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割裂开来。

对邓小平广义的政治观和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相适应，人们在理解上会产生一些疑问。从狭义的政治民主需要出发，实现人民民主，通过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设计，落实人民在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方面的民主权利，是我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所要达到的目的，为什么还要附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条件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条重要原理告诉我们：“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18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它的真正的社会发生动因是什么？能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人民对政治权利或政治参与的需求？如果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动因，仅仅限于狭义的政治民主，而不涉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的经济建设这个广义的政治领域，那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不应该附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的条件。而事实上，在国家层面，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一以贯之的动因，始终是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始终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19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和“人民在现实中的根本利害”20。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给出这样一个判断：无论是整个国家或某一个地方，如果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那么，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绝不能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能把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割裂开来。

坚定不移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相适应，不是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一样，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单方面的或者脱离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虽然可以暂时地调动人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热情，如搞民主选举试验、民主监督测评，民主决策论证会，建立民主管理和理财小组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民主实践，不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提出的必然需求，不是人民政治参与和保障民主权利的现实期待，而是领导个人的意愿或想搞成民主建设政绩工程，那么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就不具有长久的可持续性。经验证明，凡是不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需要相统一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凡是不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到头来都是不能长久的。往往是人在政存，换了领导人，先前搞的那一套也就停止了，所谓“人走政息”。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问题的提出和发生动因，一定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现实需要，一定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样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才有持久的生命力，才能可持续发展。

另一种倾向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对政治体制和民主政治提出了迫切的改革和建设需求，如经济社会已发展到必须建立新型的干群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才能使政治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协调，而现有的体制机制已不能满足人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需要，但我们的有些干部和领导者仍因循原有的体制机制，直到工作无法开展，各种矛盾激化到影响社会政治稳定，才被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种被动的改革是不可取的。我们要变被动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为主动的改革和制度创新。要敏锐地洞察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的现实需求，敏锐地洞察人民不断提高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的期待和诉求，敏锐地洞察人民对于权利保障的需要，恰如其时地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和民主制度创新，真正做到使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如何看待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提出的“权力高度集中”、“家长制”等问题？至今仍然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1980年指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弊端基本没有改变”。21“党政不分问题有某种曲折和强化趋势。”“党内个人集权的问题并未从实质上加以解决。”22如果抛开中国经济社会关系发生的深刻变革，单纯从某个单位和个别地方而言，上述的判断也是事实。但这个问题要放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个大背景和历史进程中来认识。我们要看到，以下变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民间社会因素的大大增长，已经使国家和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民主法制化建设的历史性进步，党和国家在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行使过程中的民主参与的不断扩大，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不断增强，也使执政党的权力职能有所分解和优化；在一些经济社会比较发达和民主政治建设先进地区，在村民自治和社区自治制度落实得比较到位的地方，党的领导和政府的作用已不是过于集权的问题，而是探索如何在新形势下有效发挥的问题等等。总之，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已经使权力高度集中、家长制这一在改革开放初在政治领域最突出的问题，发生了较大变化或转化为新的问题。如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公共需求供给不足的矛盾上升，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和贫富分化问题的加重，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突出，等等。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要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要针对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二、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反对把这三者分离、割裂、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

能不能坚定不移地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是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能否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最集中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是人民当家作主，但在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整个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的本质体现是三要素，而不是一个要素。党的十六大报告讲得很清楚：“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3党的十六大的这一结论，不仅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的正确总结，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追求人民民主所进行的百年奋斗历史的经验结晶。

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保持党的领导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法治性，从执政的视角就是如何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现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科学执政就是坚持和发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和检验真理的历史唯物主义，使党的执政决策保持正确；民主执政就是坚持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坚持为人民执政、依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依法执政就是不断推进党的执政法制化建设，使党不仅正确的领导立法，而且模范地遵守法制和保证法制的执行。24确立把科学、民主和法治贯穿于党的执政过程，这样高的执政目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都是做不到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各种类型的执政党的本质区别。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具体体现，是作为执政的共产党先进性建设的基本要求。能否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能否真正得到保证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党的执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好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建设才能得到切实的保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保障最广大人民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人翁地位，切实保障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不仅需要在政策上加以扶持，更应在制度建构上加以完善和创新。目前，党和政府对发展中不断扩大的贫富分化和利益分化已经引起高度重视，提出了“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建设服务型政府”25等目标和措施。科学发展观从宏观政策上对贫富分化和利益分化的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缺位和非均等化26等作出了回应，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抑制资本和强势利益集团对权力的侵蚀和主导，保障国家和政府权力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和公正发展，还需要党和政府做更多的工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上的依附必然带来政治上的依附。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政治上就很难实现平等。所以，我们必须坚持共同富裕的目标，努力创造实现经济和社会平等的条件，为充分实现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想打下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还面临三种倾向的挑战：一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之名行无政府主义之实。把人民当家作主单纯地理解为一切都由自治组织说了算，什么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统统抛在脑后。认为只要绝大多数民众决定的事情，无论党和政府是否同意或是否符合法制，都可以做。把自治组织的局部利益与党和政府代表的国家和社会的全局利益对立起来，把自治组织的自治行为与国家法制规范对立起来。这样的“人民当家作主”，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追求的人民当家作主，实质是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其结果也往往是人民的权力被社会少数强势集团控制和垄断，人民当家作主徒具形式。一是以强化党的领导之名掩盖个人或少数人专断之实。我们党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本质是民主和集中的结合，民主和效率、民主和公平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但是集中不能成为某些个人或少数人搞专断的口实。有的人以“集中”为名，不顾及最广大人民的意愿，无论在决策环节、还是执行和监督环节，眼中只有少数所谓社会精英群体，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变成少数所谓精英人物和群体实现权利诉求的舞台。有的人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用党委决定取代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垄断用人权和决策权，把党的领导变成个人或少数人的专断。还有人以依法治国之名，倾向于搞西方宪政主义之实。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党领导人民依法当家作主。无论“民主法制化”还是“依法治国”，归根到底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为了使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而不是搞脱离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共享发展成果，而不是为了只实现对少数人的私有财产、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

三、坚定不移地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反对按所谓“普世价值”的“统一发展模式”另搞一套。警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民主价值观和制度模式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的负面影响。

能否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是前提和基础。这些基本政治制度体现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和实践检验对人民共和国理想的历史追求和现实选择，否定或动摇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不仅是对先辈为之奋斗的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体意志背道而驰的。历史上的任何改制都是由于当下的制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对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无能为力，不改制原有的制度就无法维持下去。还没有哪个国家和执政集团，在当下的制度不仅能够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能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国家实力日益强大的情况下，就莫名其妙地放弃原有的制度体制去另搞一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连续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解决目前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可期待的愿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不仅为经济和社会的平稳快速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而且为人民不断提高的政治参与积极性和权利诉求提供了制度平台和疏通渠道，通过大灾大难的考验不断体现出优越性和发展潜力，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没有理由不坚持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非要全盘否定，全盘照搬西方制度模式，拿13亿人的前途和命运作赌注，这是绝对不行的！

目前对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提出的最大挑战莫过于“普世主义”和“民主发展模式趋同论”。美国学者福山19**年撰文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这是意识形态的终结点，也是历史发展的终结点。27断言资本主义和西方的自由民主已获得最终胜利。印度人阿玛蒂亚?森在1999年也发表题为《民主作为普适价值》28的论文，论证20世纪西方的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这种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主义，对中国学界的误导性影响甚大。

基于西方社会政治实践总结的民主知识，对人们认识西方民主的一般性或共同性有一定帮助，但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与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有本质区别。《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色概括为四点：“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是由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是以人民民主专政作为可靠保障的民主，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组织原则和活动方式的民主。”29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基本制度、实现路径、发展动力和发展道路等问题都作了明确的阐述，30尤其是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性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揭示，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我们认为，不仅主张照抄照搬西方民主制度模式的言论可以休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和日益深入人心，也必将给“普世价值”民主讨论划上一个终结号。

实践层面的一些现象也反映出，抽象一般的西方民主理念，乃至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实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把民主政治建设仅仅理解为普选权的落实和竞争性选举制度的实行，一些地方进行的民主政治实践，总是在选举方面做文章，把选举和授权作为民主实验的唯一选择；一些地方进行民主政治创新，不注重如何充分利用现有体制的制度资源，不在如何完善基本政治制度上下功夫，不坚持在法制框架内进行民主形式和机制创新，而倾向于抛开现有政治制度框架和资源，进行与现有体制冲突的探索；一些地方政府改革，把许多本该由政府承担的对最广大人民责任的职能，统统地推向市场，淡忘了在中国各级政府前面还有“人民”这样的限定词；还有的把民间社会因素的发育与党和政府的积极作为对立起来，认为党和政府就应该从正在发育的公民社会退出来，建立完全自治、政府权力和党的领导不能进入的自由社会等等。这些做法和认识，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理念和制度模式的影响痕迹和误导。所以，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在现有基本政治制度之外另搞一套。照搬西方制度模式和从所谓的“民主普世价值”出发进行实践，在中国这块社会主义的土壤中，是不会扎根成长的。我们要积极借鉴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但中国有生命力的民主只能扎根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又现代的大地上。

总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最大成就是通过总结经验、实践探索，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某些势力企图否定、挑战这条道路。始终不渝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必须坚持的各项基本原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依法当家作主的伟大政治实践中，不断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经验和制度形式，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挑战，更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个民族的光荣使命。

试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基本政治经验——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比较研究

文章类型：党建研究文章加入时间：2008年10月16日9:45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观察，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开始的改革，虽然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经过近30年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沉淀，参与改革的国家的命运大不一样。兴旺发达、日益强大者有之，失败破灭者亦有之。国内外各种人物都在追问其根本原因。对这一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将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引往不同的方向。因此，在思想政治上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经验，十分必要。

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实际相结合，利用世界历史带来的机遇，冲破帝国主义的世界链条，以历史新纪元的面貌出现于世界。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独自与帝国主义对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地图。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上怎样发展和巩固，怎么样在内政外交方面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却需要漫长的探索过程。这段时间，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进程上必然充满前进和曲折，凯歌与挫折，其实这就是不断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就是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在自身不具备丰富经验的情况下进行的，有许多事情史无前例、前无古人。工人阶级及其领袖人物从不标榜自己是神仙和皇帝。谁也不敢说一个国家的任何改革举措必然正确。因此，改革总是存在不断反思的必要，不断接收实践的检验。人们对几十年已经发生的改革实践中，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判定最基本的是非曲直，是无可非议的。本文就以中国和苏东国家进行改革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为主要参照，做出初步的分析。

一、改革是否具有长期独立探索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基础，具有关键的意义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成功的改革，需要具有比较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只有那些进行改革的思想理论比较端正和明确，同时具有长期改革实践积累的国家，才具有改革成功的更大可能。那些骤起骤落、突发型的改革，没有一个是不遭受挫折的。缺乏改革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准备，声势搞得越是热闹，做法越是离奇，领导人物越是自以为高明和得意，就失败得越惨。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之所以走出一条成功之路，关键就是中国是具有长期改革的思想理论积累和实践基础的积累。中国自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初期，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以改革的精神独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为标志，不仅提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命题，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难能可贵地提出“以苏为鉴”，防止照抄、照搬苏联模式，开始了对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些探索形成的理论成果，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具有长久意义的探索，铺垫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基础，指明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正确方向。这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

起自19**年《论十大关系》的一系列探索，都体现了的独具特点的思想创造。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2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创造的具有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新成果，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

在20世纪60年代，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深入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系列问题。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形式问题上，按劳分配的问题上，发展商品经济的问题上，社会主义社会的所处阶段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执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问题上，国际战略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问题上，都得出了比较正确的结论，产生了十分宝贵的思想理论成果。即使像“”失误的教训，也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实践经验，使后人总结借鉴，为准确地解决这类问题积累了理论和实践的财富。

在思想理论上，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正是这些理论成果，奠定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出现和形成，直接衔接了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同时指引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可以说，有了这个成果，才有后来的继承和发展，才出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在实践上，中国的改革严格按照中国国情进行，一以贯之。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脉相承。这正如美国的思想研究者斯图尔特?施拉姆在谈到与邓小平的继承发展关系时所说的：“当今邓小平的中国和20年前的中国有了不同，但是有一件事一点也没有改变：即为寻求一条现代化的道路而向西方学习，特别是向马克思主义学习，同时又保留中国的特色，他们都以此为目标。毛谈到过制定一条‘走向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邓则宁愿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正是在这里，施拉姆找到了与邓小平的思想一脉相承的依据。

为社会主义改革铺垫的基础有几个鲜明的特点：第一，在改革中正确对待国际经验。既不盲目地照搬苏联的经验，也不盲目地否定苏联的经验；既不企图把自己的经验强加于人，也不接受大国主义的指挥和压力。第二，在改革中立足于本国的国情，一切从实际出发。苏联的经济发展的重、轻、农顺序，来到中国就毫不犹豫地变成了农、轻、重的顺序。第三，改革的出发点是实现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利益和生活发展的需要，从根本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东欧国家被苏联大国主义束缚，不能允许做出这样的基础性铺垫，波兰和南斯拉夫的改革都遭到苏联的干涉和压制，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回到原有苏联指定的轨道或者走向例外的极端。苏联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在对待兄弟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以民族自私为出发点，控制其他国家不越出自身的规范，而不是支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因此在思想上没有积累有价值的新成果，在实践上也没有成功的积累，后来的改革也不具备应有的基础。最后在20世纪80年代那种迫不及待、旋起旋落的突发式的改革，使其不可能会有成功的可能。

二、改革中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划清两种改革观的界限，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改革，从本质上说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根本目的是为了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得更好。因此，凡是在改革之中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国家，改革就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执政党就处于主动地位，社会就处于安定团结的状态，不断取得成就；否则，改革就会丢掉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方向，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受到威胁或者丧失，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在动乱或者剧变中被推翻。

中国的改革伊始，针对改革初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一些极端现象，邓小平就及时而果断地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思想。”4邓小平接着说：“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5这里邓小平讲了两个意思，一是这是党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二是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就是坚持了这四项基本原则的。同时，邓小平提出：“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6其实，四项基本原则的本质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在改革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中，中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健康发展，最大的政治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坚持了以四项基本原则为主要内容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对干扰改革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保证了国内大局的安定和改革的正确导向。根据这些原则，虽然提出并实施了纠正晚年发动“”的错误，但同时保住了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保住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的基础。在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坚持下，四项基本原则在80年代就写入了党的基本路线，载入了宪法，成为立国之本，成为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这就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7这就进一步指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以及在改革中不断开创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就是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8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过程中，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转化为“四项基本原则”，这是改革实践中的一个伟大的创造。这是在政治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具体化、中国化的真正体现。对于四项基本原则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清醒地指出，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和斗争，将是新时期一定范围内阶级斗争的主要反映。这就使得中国度过了难关险滩，使得改革乘风破浪，安定团结，巩固发展。

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之中没有提出和坚持类似中国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样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盲目地进行改革，甚至把马列主义的指导丢到九霄云外，把放弃党的领导视为“开明”，把社会主义制度当成传统的模式，根本丢掉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条件下提出的所谓改革的新思维，把改革搞成了离经叛道，实际上就已经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现在，这也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有多少人，无论对苏东国家的失败做出多少种分析，丢弃和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这就是苏东国家改革走向邪路，最终导致失败的最大的政治原因。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不应该忽视和忘记这个教训。

苏联在改革过程中，不懂得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赫鲁晓夫开始就抛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所谓“全民党”、“全民国家”等错误的口号，使得抽象的人道主义、社会党人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在国内长期泛滥，逐渐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勃列日涅夫虽然纠正了赫鲁晓夫的一部分实践方面的错误，但却把赫鲁晓夫主持的苏共二十大的精神当成圭臬，这就注定失败的命运。直到戈尔巴乔夫，在宪法上自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并批评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大搞私有化，模仿西方的多党制，这就表明他彻底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在苏联官方制造了“斯大林模式”的概念，同时把苏联基本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实践都称作“斯大林模式”，随着“斯大林模式”的被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也随之被抛弃了。前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曾对戈尔巴乔夫作过这样的评述，“从1988年到19**年，他已经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响苏联历史70年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到1991年中，他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隐藏的资本主义者，甚至他自己对此毫无觉察。”9这是西方一个清醒的旁观者对苏联背叛科学社会主义的客观评价。

在苏联国内，极端主义的思潮很快由反对斯大林转向反对列宁，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国家历史档案研究所所长、苏共“民主纲领派”的领导人阿法纳西耶夫，发表的观点就是这样。他说，“斯大林主义的实质在于列宁主义。”“在1918—1919年著作里，列宁多次强调‘暴力’、‘无情地处决’、‘大规模的恐怖’这些字眼。……从这一点意义上说，斯大林与列宁相比实际上没有任何新的发明。……我感到最重要的是要揭露斯大林主义所包含的列宁主义实质”。10在苏共1990年2月全会上，《苏维埃文化报》主编发言指出：“现在，正是列宁遭到了集中攻击，……我们在某些杂志上看到了谈十月革命和列宁本人在以后国家遭遇到的灾难中所起的罪恶作用的重头文章。而斯大林仅被认为在恐怖方面继承了列宁的事业。”11当苏联剧变成为历史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向日本的池田大作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共产党宣言》大部分地包含了继承了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的极左主义的东西。”“……不幸的是，列宁，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的列宁比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显得更为教条。”12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自白。在改革之中抛弃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离开了立国之本，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质。这就是苏联发生悲剧的政治原因。

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历史和历史人物评价的态度不同，以的态度对待和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导致灭亡，以科学态度正确评价自己的实践历史就能够团结稳定

怎么样评价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和历史人物，特别是像列宁、斯大林、这样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影响巨大的人物，涉及到是否尊重历史，是否赢得民心，是否保持党内团结的大事。对这样的大事的处理态度，对政治局面的稳定和改革的命运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人类历史上，取代旧的社会制度的任何新型社会制度，在这种新型社会制度最初的一、二百年里，都有一个曲折发展和完善调整的过程。英、法、美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战胜封建主义或殖民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就是这样。建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例外。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也有一个探索、实践和逐步展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曲折、错误几乎是在所难免的。在改革中，如果丢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抓住某些错误或曲折的具体材料，以偏概全，作出嘲笑或否定新兴社会制度的结论，就会走向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实践历史和社会主义制度开创者的道路。这样的改革，实际上就变成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不但违反了对待历史的科学的态度，而且在实际上取消了社会主义国家合法存在的基础。中国晚清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他揭示了在否定历史的现象背后，人们的真实动机。这是一条宝贵的历史教训。历史和现实终于告诉世人一个简捷的真理：否定列宁、斯大林，抓住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的错误不放，实质上是敌对势力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前奏。

苏联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从大反斯大林开始，到全盘否定所谓“苏联模式”，最终对列宁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丑化。这样也就不可避免地否定了和列宁、斯大林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整个历史。否定历史，必然失去人心，搞乱舆论，失去了统治基础，为亡党亡国留下了祸根。

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情况也是这样。全盘否定斯大林，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历史，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中，东欧各国的党几乎都把自己的历史看成是“斯大林主义的”历史，把矛头指向前任领导者及其涉及的几十年的历史。这种改革的前景只能是灭亡。

19**年5月波兰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关于铲除斯大林主义的残余和消除它在波兰的后果的立场》。党的领导人费什巴赫把党和国家的历史看成是“斯大林主义在波兰实践的历史”，表示要与之“一刀两断”。

19**年11月的保共全会，一心向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学习的姆拉德诺夫主张全面否定国家几十年的历史，对前任总书记及其支持者进行审判，取消了宪法中关于共产党执政的条款，为19**—1978年间的历次政治事件“平反”。保共于1990年1月召开第十四次（特别）代表大会，姆拉德诺夫在报告中说，“实行完全彻底的非斯大林主义化”，“彻底瓦解行政命令的官僚主义体制”。4月，保共改名为社会党。反共势力全面彻底否定党和国家的历史，对党的前任领导人日夫科夫提出指控。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认为，否定在保加利亚执政30多年的日夫科夫，实际上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保加利亚的历史成就。反对派组织甚至辱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誉甚高的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季米特洛夫，说他是保加利亚“40年罪恶的主要责任者”，是“极权主义大亨”，“独裁者”，“杀人犯”，要求重新评价季米特洛夫的一生。一些极端主义分子还乘机污损列宁的塑像，袭击索非亚革命公墓，推倒墓碑，毁坏墓地上千处。当地人们说，“现在真是连死人也不得安宁。”保共1990年1月召开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指出：“我们面临的总的任务就是保共的非斯大林主义化和建立新型的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谴责日夫科夫及其亲信的极权制度所犯下的变形和扭曲现象”。一个被称作东欧的和平绿洲的社会主义保加利亚，此次进入剧变的混乱时期，社会主义制度毁于一旦。

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在历史上的工业落后的农业区建成了一个工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成为世界十大强国之一。社会稳定，生活文明，与一墙之隔的西德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即使在这样一个社会状态下，否定民德历史的思潮在西方敌对势力的鼓舞下，照样滋长蔓延开来。在执政党的错误处置下，最后形成了剧变之势。民德统一社会党（共产党）19**年底召开的特别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指出，“斯大林主义在昂纳克时代有其特殊结构、方法和表现形式。”“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具有浓厚的斯大林主义色彩”。该党主席居西在会议上说，“要与斯大林主义所创造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思维和组织结构决裂”。历史最终赋予这种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行为的报偿，就是其亡党亡国。

匈牙利社会主义政权的倾覆，就是从为19**年事件翻案开始的。19**年5月，匈党中央公报重新评价纳吉，认为他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象征。政府也发表声明，哀悼纳吉和他的同案人，决心同过去“违法的”政治决定划清界限。否定党的历史，造成大批党员退党。10月的匈党十四次（非常）代表大会，宣布了党的性质的根本改变和组织的全面分裂，共产党正式解散。19**年10月，由匈牙利共产党蜕变而成的社会党声明，“党首先同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所有变种划清界限”；认为匈牙利几十年来搞的是一种“官僚主义的专制的国家社会主义”。匈牙利从此进入灾难的深渊。可以看到涉及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一旦“重新评价”，根本改变其性质，就会带来灭顶之灾，弄得党将不党，国将不国。

19**年1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争取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行动纲领》中指出，“我们明确而断然地同党和社会主义的斯大林模式决裂，因为，这一模式同社会主义的本来形象不但完全格格不入，而且是敌视社会主义的。”13把党和国家的历史涂抹得一团漆黑，导致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亡党亡国。

其实，在整个东欧地区的各个国家，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前，都是处于封建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统治，沦为西方列强的附庸，经济文化十分落后。40年代中期以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摆脱了西方垄断资本的控制，获得了独立，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经过40年的建设，摆脱了贫困，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就在一片否定斯大林主义的喧嚣中，辉煌被诬蔑为罪恶，光明被诬蔑为黑暗，导致执政的党纷纷变质，社会主义政权被推翻，国家发生了剧变。

中国的改革始终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评价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历史和历史人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当年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把斯大林贬到地下九千丈，对斯大林主张三七开，留下了很好的传统。邓小平在改革之初，面对国内外各种势力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历史和否定的思潮，声明我们决不用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的那种态度对待。1981年的中共中央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正确对待社会主义实践历史的决议。这样就保住了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保住了国家的安定团结，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命运与东欧迥然不同，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在我国，1976年逝世，亿万人民悲痛欲绝。但是，随着在改革之中纠正晚年错误的过程展开，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开始制造种种谣言，以搞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心。全盘否定的口号，巧妙散布的“小道消息”，以图败坏的声誉，涂黑时代的历史。这正如曾经讲过的，“这是同志逝世以后我们党遇到的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14令人欣慰的是，邓小平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在改革的一开始就注重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实践的历史，注重维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奠基者的历史地位。邓小平指出：“给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我们不但要把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15现在看来，中国人民在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经历了一场如何对待自己的开国元勋的历史性的严峻考验。在这场考验中，整个说来中国共产党人做得较好，为改革的胜利进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始终能够正确对待开国元勋。这样，就团结了广大人民群众向前看，稳定了国家的政治局面，就能够延续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这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不同于苏联东欧国家改革的根本区别之一。

四、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否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对于改革的方向和成败，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和苏东国家改革的过程都出现过带有风险性的许多类似的现象。在这些现象面前，也有许多人居安思危，提醒执政党对出现的风险进行救治和反思。但是，改革的命运还是在苏东国家和中国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改革的不同结局和命运表明，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什么样的人手里，带有决定性的意义。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社会主义改革就前进，就成功，就能够达到人民大众参与改革的初衷。如果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阶级异己分子手里，改革的失败就是必然的了。

在苏联，自从斯大林逝世之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基本上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落在了一些丧失了共产主义理想，崇拜资本主义，追名逐利，时刻要离经叛道的人的手里。这样的最高权力层的素质结构，不可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向人民群众兑现在捞取政治资本时的许诺，必然走偏方向，失去民心，导致国家垮台和社会主义事业在一个国家范围内的失败。

中国在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能够坚持并努力在实践之中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都是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最高权力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就能够走正确的道路，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和完善，带领人民创造新的幸福。

因此，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这是涉及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普遍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培养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保住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千秋万代永不变质的大事。社会主义祖国的命运，一方面寄托在在素质较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身上，另一方面也要靠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的培养，保证有一个选择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健康氛围。

只有在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掌握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情况下，才能对群众进行普遍的、深入的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教育，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逝世之后，邓小平、、等领导人都强调在群众中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教育，展示了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风采。邓小平就特别强调对党员干部和青年进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他曾这样指出：“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的优势。”16也十分重视这一工作。他在党内提出了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提出“要讲政治”，提出对党员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教育。担任总书记以来，一贯强调在全党和人民群众中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教育。他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座谈会上的讲话，他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的一系列讲话，他在十七大的报告，都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之中提出，要实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这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宣传普及活动。我们可以相信，只要我们切实把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伟大战略目标在现实中实现，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就能够永远保持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一定能够成功。

只有在一个广大民众普遍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社会环境之中，才能保证选拔出来的接班人、特别是掌握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领导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一个信仰危机、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缺失的社会环境里，很难保证我国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在这一点上，苏联自从斯大林逝世之后发生的背弃马列主义领导人上台的事情，确实值得全世界进步人民警惕。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我国距离基本实现现代化还有几十年的时间，一切忠于科学社会主义事业的共产党人，都应该努力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学习和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思想理论背景，使得中国人民大众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做出科学的选择，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选拔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岗位，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永不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