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能体干部权力空间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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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能体在《条例》执行中的权力空间

《条例》第一章第五条规定：“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职责，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有职责，就有职权。上述规定已经明确了职能体的权力。但是对这一权力尚需作进一步的理解和分析，从权力空间的存在形式看，在一般意义的“组织实施”权基础上，还表现为以《条例》授予的解释权为依据的六个方面：

1、量度裁定空间

《条例》中的许多规定，只是给定了原则和量度范围，执行中尚需具体化。如第四章第二十一条，把“德、能、勤、绩、廉”作为考察的主要内容，但其具体标准是什么，需要制定。又如第二十二条第三款“通过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干部考察预告”中的“适当方式”、“一定范围”。又如，第三章第十五条“本部门人数较少的，可由全体人员参加”中的“较少”。再如第三章第十八条“不是所在单位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入考察对象”中的“多数”。还如第十章第五十二条第三款“在同一职位任职时间较长的，应当进行交流和轮岗”中的“较长”。这些都需要在其执行过程中具体把握、选定、量化、依情况而定。类似的情况，就是职能体在执行过程中的量度裁定空间。

2、性质裁定空间

在《条例》执行中，不仅存在量度裁定空间，而且还存在对某些事物性质的裁定空间。《条例》中有13处使用具有弹性的“一般”这个词，如第二章第七条第三款中的“一般应当具有在下一级两个以上职位任职的经历”、同条第四款中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第二章第九条中的“一般应当从后备干部中选拔”，等等。既然有“一般”，那么肯定应有“特殊”。什么是“一般”?什么又是与之相对应的“特殊”?这里就有一个对事物性质的裁定问题。类似这样需要在执行过程中进行性质裁定的问题还有不少，这就是职能体在执行《条例》中的性质裁定空间。

3、评价裁定空间

一个具体的选任对象，是否具备了《条例》规定的基本条件，是否符合职位需要，情况往往是复杂的。“群众公认”作为一条原则清楚明了，但具体实践并不简单。因为在不少地方，对许多干部，群众的意见不太可能绝对一致，屡见不鲜的倒是有人说“是”，也有人说“非”，两种倾向共同存在，比例不同而已。因此，“群众公认”的含义不是指没有反对意见，而是指拥护或反对的程度，或者叫作“公认度”。同时，在个别情况下，也有可能出现公认度同具体对象的实质并不完全一致的现象。因此，在《条例》执行中，就存在一个对各种意见、对一个具体对象的评价裁定问题，这就是职能体评价裁定的空间。

4、方式方法选择裁定空间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方式是多样的，如《条例》规定，“公开选拔，竞争上岗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方式之一”。表明了这种方式不是唯一的方式。同时，此条规定只是原则地规定了适用范围，而没有规定具体类别、层级和职位。因此，在选拔领导干部的具体实践中，各类、各层级、各职位干部的选拔，究竟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方式，需要职能体在《条例》执行中，根据实际情况，具体确定。这就是职能体的方式方法选择裁定空间。

5、任免裁定空间

我们党的最高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执行的也是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没有集中，则不可能形成决定。广泛地民主推荐，深入地考察，充分地酝酿，都只是为正确地集中裁定准备材料，提供了条件，但这并不是集中裁定本身。集中裁定，或免或任，是职能体的事。这就是职能体的任免裁定空间。

6、监督检查裁定空间

《条例》同时赋予了职能体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和贯彻执行《条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受理有关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举报、申诉，制止、纠正违反《条例》的行为，并有对有关责任人提出处理意见或者处理建议的权力。在执行《条例》过程中，具体谁来监督，通过什么途径监督，发现违规怎么办，怎样受理举报、申诉，怎样制止、纠正违反《条例》的行为，怎样处理有关责任人，都是职能体的权力空间。

以上6个裁定空间，当然不是权力空间的全部，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还可以作出不同的归纳。但上述六个裁定空间在全部权力空间中显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是职能体的主要权力空间。

二、职能体应正确认识和把握权力方向

职能体在执行《条例》中，权力空间是客观存在的，正确认识和把握它是题中应有之义。下列问题需要重点认识和把握：

1、权力空间与两类规定的关系

如果对《条例》条款作一个最简单的区分，可见两种类型的规定：一类是刚性的。凡使用“必须”、“应当”词汇的，都是刚性规定。此类规定主要表现在原则性很强，必须统一起来的问题上，表明了原则的坚定、明确。对于此类规定，职能体只有照章执行的权力，而没有变通、违背的权力。另一类是弹性的。如前文所举“一般”等等。此类规定主要表现在技术性、方法性、操作性层面上，表明了实施中可以依据具体情况灵活掌握，体现了《条例》的开放性，为进一步吸收新内容、新经验提供了空间。《条例》中存在两类规定是合理的、必然的。没有原则的刚性，就没有统一的目标和意志。而没有技术层面的弹性，不加区别，事无巨细一刀切，一律统死，不可能具有操作性，也无法贯彻执行。原则的刚性与技术层面的弹性相结合，是既能保证原则、目标的实现，又能具体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的唯一可行的方法。

2、权力空间与《条例》主旨一致性的关系

《条例》的根本立意和主旨，在中央的《通知》以及第一章第一节都有表述。用简单而通俗的话说，包括了三个递进层面的目的：一是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选任制度和机制；二是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党政领导干部队伍；三是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执行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条例》执行中职能体的权力空间，显然是由根本立意和主旨规定了方向和目标的，它的实质是遵循方向，实现目标的创造空间。职能体行使权力，包括制定实施办法、具体问题的裁定，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与主旨相一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有关干部工作的新要求，应采取新的措施加以落实。但也应注意到“新要求”的主旨精神和《条例》立法的主旨精神是一致的。因而贯彻“新要求”的举措，也应在共同的主旨精神指导下进行。

3、权力空间与权力错用、滥用可能性的关系

从理论上说，只要有权力空间、有权力，就有错用、滥用的可能性。因为权力的行使，与职能体的素养水平紧密相关，而职能体的素养水平是参差不齐的。由于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人们可以弥补法规的不足，也可以钻法规的空子。从实践上看，已经出现的买官卖官，个别人在合法程序的掩盖下夹带私货、水货现象，即是钻空子，滥用、错用权力的例证。

4、权力空间与监督制约的关系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条例》的一大特点，就是强化了对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制约。这种监督制约体现在各个环节上，如扩大民主，设置必要的程序，推行公开选拔竞争上岗、试用期制、任期制等等。同时，专设“纪律和监督”一章共八条。对相关问题作了规定，其中纪律一条明确了“十个不准”。所有这些，都表明职能体的权力是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只能为党和国家的事业正确行使。

三、职能体正确行使权力的关键在于提高自身素养

贯彻落实《条例》，需要多方面的工作。需要深入地学习教育，使职能体领会《条例》的精神与相关规定要求；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法规；需要深入地调查研究，各层级依据《条例》制定落实的具体意见或办法，使本地区、本部门有具体的操作规范；需要各层级依据《条例》的规定，负起督促检查的责任，推动《条例》的贯彻落实；需要上一层次对下一层次工作的协调指导，特别是对下一层次机关和人员依照《条例》开展工作的大力支持。这些都是贯彻《条例》必然要做到的工作。但是，在这些工作中，在实现从原来干部选任管理制度、机制向科学规范的制度、机制转变过程中，职能体自身素养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说《条例》规范是外在动力，那么职能体的素养就是内生性动力。在《条例》贯彻执行中，提高职能体的素养，是不能有丝毫放松的。以下四个方面更为关键：

1、事业目标追求水准

事业目标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反映，也是职能体正确行使权力的根本的思想政治基础。选拔领导人才的眼界，使用领导人才的气度，容纳领导人才的胸怀，都受制于事业目标。漫漫的中国历史，提供了无数此类证据。项羽弃范曾不用，是因为他只求封侯衣锦还乡，而无意于范曾所主张的统一大业。宋高宗杀岳飞，是因他偏安东南一隅的政治目标，并不需要岳飞这样追求收复失地，恢复统一的英才。而刘邦、曹操、唐太宗等历史人物，招贤纳士，网罗人才之举，又无不同他们追求国家统一与安定的目标紧密相联。如果古史不足为训，那么看看近代和当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才如云，绝对与其改造社会，建设新中国，实现民族振兴的目标正相关。上海建设人才高地战略的提出，同样取决于把上海建成“一个龙头，四个中心”和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追求。一个只求当太平官，保住既得利益，不思进取而失去事业目标的人，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正确行使权力的基础。由此可见，职能体只有把自身融入到一个单位、一个地方、乃至国家民族的事业追求之中，才能够创造性地运用权力空间，正确地行使权力。从当前来说，就是要把事业目标追求提升到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2020年翻两番，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高度。在这样的水准上，才能以强烈的事业心和应有眼界、气度、胸怀，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切实选拔真正符合事业要求的领导人才。

2、感情问题处理的理智水准

心理学研究表明，感情决定好恶，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定的好恶标准和范围。而个人的好恶评价可能使社会认知产生严重的偏差。好恶评价是印象形成的主要依据，一旦认知者将认知对象放在其喜欢或不喜欢的范围之内，他对这个人的其他认知也会归入相应的范围之内，一时的好印象或坏印象可以扩大到以后的所有情形。感情及由此而产生的好恶是相当复杂的，不能要求职能体没有感情，也不能要求他们对所有人在感情上保持同一尺度，自然也不能要求职能体没有好恶。问题是，处在特殊地位的职能体，必须充分估计到由感情而产生的好恶可能出现的评价严重偏差及其后果，从而理智地对待。所谓理智地处理感情问题，是指公共权力的行使，不能完全被个人感情所左右。感情要服从事业需要；感情要服从民意；感情要服从事实和真理。防止在潜意识中把选任对象锁定在感情深厚的对象中；防止在潜意识中以感情作为评价人的基础；防止以个人的好恶决定选任。在权力行使中处理感情问题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正因如此，才反映出职能体的理智水准。

3、辨察能力水准

辨察能力，是职能体正确行使权力的主要业务素质保证。对干部的辨察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是从古至今、从中到外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难题。所以如此，是因为：首先，人的外在表象与内在本质有时会存在差距，并不绝对一致。二是人是活的，可变化的，并非永远固定在一个格式上。往日之印象也许并不合乎今日之实际。古人有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说的就是这种变化。三是人的素质表现方式以及不同职位对于干部素质的要求都是多样的，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模式。所以，唐太宗才有“勇者用其威，智者用其谋，怯者用其慎，愚者用其力”的察人用人策略。这就需要职能体不断提高专业的辨察能力。首先应在贯彻执行《条例》有关条款中，理解其含义，自觉锻炼。如民主推荐、考察、酝酿、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过程中，都包含着对干部辨察的含义，而且这种辨察具有群众性、民主性、广泛性和全面性。运用这些条款的过程，也是职能体辨察能力提高的过程。二是应善于抓住本质。本质存在于何处?存在于一贯的、经常的表现出来的状态中。干部的言行表现林林总总，其中一贯的、经常的表现状态才反映本质。这个分析、抽象的过程，也是辨察能力提高的过程。三是善于学习。对干部的辨察是一个专门学问，也有专业知识。学习专业知识，观察古今中外察人用人之得失，也是提高辨察能力必不可少的。

4、法规意识水准

党政领导干部的选拔管理工作，是党和国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政治建设的范畴。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一论述，同样也应作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管理工作的指针。职能体的法规意识，对《条例》的贯彻落实关系重大。干部选拔管理中出现或存在的问题，往往同职能体法规意识不强相关联，是当前亟待解决的，职能体的法规意识有普遍增强的必要。所谓增强贯彻《条例》的法规意识，一是要充分认识到《条例》是领导干部选拔管理工作的法规，法规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贯彻执行应严肃，不能随心所欲。二是充分认识《条例》约束的主要对象是职能体。职能体在法规内活动，是《条例》的主要要求。三是充分认识认真贯彻执行《条例》是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在干部工作上的体现，是推进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职能体强化法规意识，自觉用《条例》规范行为，才能正确行使贯彻《条例》中的权力，担负起建设高素质党政领导干部队伍的重任，为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