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团组织党建研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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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团组织，本文特指近年来得到迅速发展、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在民政部门登记或挂靠工商联、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开展活动、自治程度越来越高的非营利性机构；不包含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人民团体”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活动的团体。

作为民间组织的重要组成部份，新社团组织的兴起、发展、影响及内部治理方式、组织特征等，明显有别于民间组织的另一翼——民办非企业单位。在新社团中开展党建工作的条件也带有较大的特殊性和深入研究的价值。

一、浙江新社团组织的发展和党建工作概况

1、发展势头猛。改革开放前，浙江省社会团体总数不到300个，基本上都是“官办”性质。到**年底时统计，在省、地（市）、县（市）三级登记注册的新社会团体已达10038家，专、兼职工作人员5万余人，单位会员99.4万个（次），个人会员1074.5万人(次)，占全省总人口近1/4。浙江杭、宁、温、台、绍等地社团组织从九十年代上半期至今10年间，每年以8-11%的速度迅速增长。2001-**年，浙江省各地行业性社团平均增速达42.86%。

2、影响日渐大。新社会团体存在会员构成的广泛性、不断提高的民间性、目标需求的互益性等特征，不仅内部凝聚力在提高，而且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日渐增大。如杭、宁、温、台、绍等地群众健身类在社团十分活跃，绍兴市仅体育类社团就有76个，会员达到145666人。尤其是占到全省社团总数22%强的2233家各级行业性社团及在工商联挂靠的各级商会（同业公会），以温州的行业性社团为代表，在名牌战略、质量兴企、行业自律、矛盾调解、对外谈判等方面的作用已经被企业和政府逐步认可。各地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了解群众情绪、平衡利益矛盾、发展社会事业、对外文化交流等工作中，已经开始注意借用、发挥社团组织集纳贤才、贴近会员和号召力强的特殊功能。

3、党建初见效。按照中央关于在社团中建立党组织的要求,全省11个市根据省委统一部署,从2000年开始,对本地社团及党建情况进行了广泛调研,提出了解决社团党建面临问题的初步对策。到**年底,在全省10038个社团组织中,通过单建、联建和“临时建”等形式落实党建工作的社团数已达2347个（23%）。各地党委在探索社团党建工作“三位一体、共同负责”（组织部门、业务主管部门、社团登记管理部门）的党建工作管理新机制上做出了有益尝试，已建立党组织的社团在采取多种形式结合业务开展党的工作、团结教育社团内党员、培养发展新党员、协调社团内外部关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浙江新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实践中的反差现象及深层矛盾分析

在浙江新社团组织发展迅猛、作用渐大、党建工作已有初步探索的同时，新社团党建工作在实践中也呈现出一种反差现象，这就是：地方党委的大力推动和基层社团的建党条件相脱节，上下努力付出的工作投入和党建工作客观的效果相错位。

浙江省委在新社团的迅猛发展、作用渐大及对其的政治引导工作方面关注和研究得较早。2000年初，就对加强新社团党建工作提出了总体要求；2000年底至2001年上半年，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赴杭州、宁波、温州、绍兴、台州、舟山、金华、湖州等地深入调研全省社团党建工作现状、问题及对策，形成了调研报告报省委。在上面工作的基础上，**年初，浙江省委明确提出把探索和和加强新社团组织党建工作作为当年党建工作重点来抓；省委书记张德江、副书记乔传秀等省委领导亲自主持课题调研，赴杭州、温州等地了解新社团党建工作情况，撰写调研报告；同年6月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进一步提出要抓好新社团等民间组织的党建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党的思想政治领导，并对各地、市的社团党建工作做出了要求和部署。**年12月，《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强新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的意见（试行）》出台。

在省委的推动下，全省各级党委对新社团党建工作的重视、调研及工作投入大大加强。杭州市委成立了由市委书记王国平和副书记朱报春为组长、副组长的课题组，在历时半年形成《杭州市社团组织党建工作调研报告》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加强我市民间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对新社团党建工作中遇到的管理体制、关系转接、覆盖面低、隐性党员、发展党员等问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宁波、温州、台州、绍兴等地的市委从2000年开始都分别先后组织了新社团党建工作课题组，在摸清情况、找准问题的基础上，召开会议，出台文件，通过“建、联、派”的形式推进新社团的建党工作，并对隶属关系、活动方式、党员作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索。

在省、市、区（县）各级党组织的努力下，浙江省新社团组织在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提高党建工作有效性以及构建新社团组织党建领导体制等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与同为民间组织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相比，社团党建工作呈现出精力投入多、数量产出少、活动效果不甚理想的情况：

——党组织覆盖面很低。据**年统计，杭州市在民政部门登记1932个社团，落实党建工作127个（6.5%）；宁波市在民政部门登记1281个社团，落实党建工作93家（7.26%）；台州市854个社团中落实党建工作57个（6.6%）；绍兴市800个社团中单独、联合建立党组织32个（4%）；温州市1095个社团组织中单建、联建基层党组织34个（3.1%）。

——在已建基层党组织中，由会员党员组建的临时支部比例占绝大多数，活动效果不理想。如绍兴市32个单建、联建社团党组织之外，还有161个社团临时党支部（占党组织总数83.4%）；温州已建的34个社团党组织中，联合支部12个；另外还有715个临时党支部（占党组织总数95%）。联合支部受到松散性管理难组织、不同社团内容难安排、缺乏经费难活动、没有办公用地工作难开展等的限制，活动少且效果不理想；临时支部的成员基本上都有原单位的党组织生活安排，由于职责不清、任务不明、动力不足等原因，大部份形同虚设、起不到多少作用。浙江一些地市党组织在努力提高党组织在社团“覆盖面”的工作中，由于遇到了许多难题和来自基层的意见，从实际效果出发，通过大力组建临时党支部（建立正式党支部的工作也在努力，但难度更大）提高“覆盖面”的做法已开始调整。

——无论从建党热情和活动效果看，新社团组织都明显逊色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新经济（社会）组织。调研中的一个鲜明反差是：新社团组织中的负责人（包括一些党员身份的负责人）普遍对新社团党建工作强调困难多，对上级党组织压指标、限时提高“覆盖面”的做法意见较大；而在具备建党条件的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少行政负责人对党建工作则表现出了较大热情，坦言此举对于提升企业和单位形象、吸引专业人才、凝聚员工队伍有好处。相对而言，新社团组织建党比例略高于民营企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这一是由于民营企业中的中小个私企业及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小型民办幼儿园、个体诊所等占得比例很高，使得具有3人以上正式党员的建党条件很难具备；二是由于上级党组织对新社团党建高度重视、行政推动，推动基层社团建立了大量的联合支部和临时支部。然而与从对单位实际工作的影响来看，新社团建立的联合支部特别是临时支部“有形无神”的情况比较普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浙江省已涌现出了像传化集团、金义集团、春晖学院、博爱医院等一大批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党建工作的新典型。

党建工作的实效性，是党建工作的生命和赢得党内外支持的基础。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精力投入多、组织建设少、效果不甚理想这一问题的突出存在提醒我们：社团党建工作的环境和条件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导致了社团党建工作开展的特殊矛盾。

1、新社团组织松散性特征与党组织建制严密性要求的矛盾。由新社团组织联谊性、互益性、社会性等特征决定，社团成员在社团之外都还有自己的工作单位（或离退休单位）和专职业务“寄托”，社团管理采取自愿入会、来去自由、活动随机的方式，这就使得社团成员对组织的依附性及组织对成员的约束力都不大。管理比较松散是发挥社团特殊功能的需要，也成为社团的基本组织特征。而基层党组织设置和活动要求、组织关系转接、人员相对固定、“”制度等比较严密的规范，成为在社团组织建党的一个难题。

2、新社团组织管理层人员高效精干的特征与党组织设置专职党员最低下限数要求的矛盾。新社团组织主要依靠收取会费、服务会员方式自立自养的机制，决定了它管理机构专职人员精干高效、人员不多的特征。在浙江省**年底统计的10038个社团组织中，专职工作人员10223人，每个社团平均专职人员仅1.02人。这种情况虽然与社团实力不足待遇低、社团公信度不高招不到合适人手、兼职人员不愿把关系转到社团组织中等社团发展“初期阶段”的诸种原因有关，但社团自立自养、非营利为主、服务为主的功能定位，决定了其今后在专职人员有条件适当增加的时候，仍将保持人数较少、成本较低、高效精干的组织建制特征。党的基层组织要发挥先锋示范作用和骨干带头作用，就要在党的基层组织设立时对专职人员中的正式党员数下限（3名）做出规定。由于个人会员及会员单位中的个人的工资、档案等人事关系均在原单位中（个体劳动、驾驶员协会、异地商会等社团中的会员有一些已与原单位关系逐步疏远，因此情况比较特殊），社团建立党组织的正式党员只能在社团组织的专职人员中产生，这就形成了社团专职人数太少、在社团建立党组织党员人数这一基本条件难具备的突出矛盾。这也是现在浙江各地经过很大努力建立起来的民间党组织仍是联合支部、临时支部占了绝大多数的根本原因。可以预见，随着社团组织的发展和作用的发挥，在其专职管理人员增多的前提下这一矛盾会有所缓解。浙江目前社团专职人员是平均1.02人，但即使经过若干年努力之后发展到平均3人，离普遍具有3名正式党员的建制要求仍会有很大距离。而眼前怎么办？下一步又该怎么办？这是现在就应该着手理清的基本思路问题。

3、新社团组织形式多样性的特征与基层党组织建设统一性要求的矛盾。新社团组织由其服务对象、服务宗旨的差异决定，分为学术性社团、专业性社团、行业性社团、联合性社团、基金会组织等。而按其与市场经济、企业活动的关联度区分，又可分为贴近市场的经济性社团（行业协会、商会、职业团体等）和远离市场的社会性社团（学会、联谊会、同学会、兴趣团体等）两大类。事实上，经济性、社会性两大类社团中的每一类型社团又因服务对象、生存条件等的不同千差万别，如行业性社团中的传统产业类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制造业、加工业企业为多，不少从国有、集体企业改制而来，人员相对稳定；而高新技术领域的行业协会，会员单位大多是民间人士创业而成，机制灵活，工作负荷重节奏快，人员流动频繁。这一切决定了新社会团体的组织形式丰富多样：有的领导机构比较健全，活动比较固定，但更多的机构不求形式，活动随机而定；有的在会员单位中的龙头企业或主管单位的大楼中办公，并受到其扶持和影响，有的则另立门户保持相对独立性，也有不少社团组织限于经费和服务能力，每次“碰头”临时找地方或者干脆在负责人家中“办公”……。社团组织形式多样化的特征与党组织直接统一性的要求产生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一是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建党条件，由于人手少、规模小、人员流动快而难具备；二是由于社团党组织以联合支部和临时支部为主，“”制度内容难安排、时间难统一、效果难保证；三是组织发展工作由于人员流动难稳定、跨社团建党难了解等因素使得考察培养难进行；四是新社团组织中党员的多重身份（兼职党员、离退休党员、流动党员、“口袋党员”等）使现行单一组织归属的党员管理体制难落实。

4、新社团组织多重管理、间接管理的体制特征与明确党建责任主体的矛盾。新社团组织目前实行登记注册管理由民政部门、日常性管理由业务主管部门双重负责的体制；实践中还存在有的社团组织由于和同类社团互有龃龉或找不到合适主管部门（有时也是一些主管部门不愿“多事”、不愿“主管”以免担风险）因而挂靠在一些部门（如工商联等组织）进行管理的。这种多重管理的体制一方面分散了政府管理部门的工作量和责任，使工作有可能做得细致一些，但另一方面多重管理体制也使新社团党建工作的隶属关系、领导责任、指导监督等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难以到位。加上新社团组织作为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对其实行的是“间接管理”方式，领导人产生、经费筹措、内部决策、活动内容等都逐步改由社团组织自主解决，加上主管部门在改革开放、城市化建设进程中自身本职业务工作量也在急剧增加，这就使得社团组织的“主管部门”不太有能力和精力去抓社团组织的党建工作，使党建工作责任主体难落实的问题更显突出。

三、探索新社团党建工作要分析的几个基本现实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到来，包括新社团组织在内的“第三部门”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正在日益增大。由于新社团组织的发展对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进管理社会化和民主化有重大意义，而新社团党建工作的有效开展又关系到党对新社团发展的引导和党执政基础的巩固，因此，对新社团的党建工作不能只满足于上级重视、层层动员，更不能停留在层层压建党指标、统计数字等形式上重视的水平上。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的同时，认真分析研究新社团党建工作面临的基本现实条件，对于寻求解决问题的对策具有前提性意义。

1、新社团的生存发展条件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同的几个特殊性。分析上级党委在新社团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党建工作投入产出上出现反差的原因，新社团组织的几个特殊性值得对比。

——会员制，不是员工制。新社团组织是通过团体成员共同认可的团体章程、会员在享受团体内权利的同时承担相应义务这样一种“会员制”，维系社团内部成员关系的。这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内部实行的员工每天上下班、工资福利对单位有很强依附性的“员工制”不同，前者成员与组织之间的联系远不如后者紧密、经常。

——会费和捐赠为主，不是产品、专业等有偿服务收入为主。新社团以会费和捐赠（包括会员单位及社会赞助形式）收入为主，有偿服务性收入为辅，否则就会失去“非营利组织”的特性而在登记机关、税收政策上重新调整。因此除经济类社团（行业协会、商会等）情况稍好外，新社团组织经济运作能力普遍较弱，有偿收入普遍较少；这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能靠产品利润、服务性收入等市场运作手段增强自身实力的情况不同。

——松散型管理，不是紧密型纽带。新社团组织虽然有共同认可的章程维系，但由社团性质和功能决定，会员的单位、工资、档案关系、个人发展、工作日的主要精力都不在社团。一般而言，只是当会员共同要求、一年中某个或某几个时段、为解决某种需要会员们才集中起来。这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员工每天上班、工资福利依附、人员比较固定、纪律约束较严的体制相比，前者的管理方式要宽松、有弹性得多。

——精干型机构，不是分工细致的综合型管理架构。由于前面几个原因，社团组织的管理机构必须也不得不建成精干、高效的人员班子，一般说由正、副会长和秘书长为主，一两个或若干个工作人员即组成整个管理机构成员。在**年浙江省10038个社团组织中，专职工作人员一共仅10223人。专职管理人员少、兼职人员占了一定比例，这就使得社团组织管理机构与民营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董事会领导、职能部门分工细致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规模、严整程度上的反差。

2、新社团组织在相当一段时期仍将保持专职人员不多的基本特征。

专职人员太少，是影响新社团组织单独建立党组织的根本性症结。这一问题随着今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会有所缓解，新社团组织有望在未来若干年后逐步达到民政部门规定的有3名以上专职人员的下限数。但是以下几个因素决定了新社团组织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专职工作人员数量仍不会太多。这是因为：

——社团组织以会费、捐赠为主的筹资模式难以支付太多专职工作人员工资及相关费用。社团组织与资金运作型、产品运作型民间组织不同的上述特点，既是其履行利益代表功能和非营利性目标的基本标志，也为社团组织供养专职人员设置了门槛。这道“门槛”来自对社团经费支撑能力、会员单位的监督评议以及“人多粥稀”可能更留不住人才等的顾虑等。

——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也对专职人员数构成多重制约。浙江虽然在全国属于经济相对发达省份，但其社团组织仍然是在政策法律供给不足、民间捐赠意识不足、社会认同程度不足、招引人才吸引力不足（人才对编制、福利、天地、发展前途等有颇多顾虑）的情况下艰难起步的，这也是目前社团管理人员多数由离退休人员、相关事业单位兼职人员组成的社会背景。这一背景从中国刚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尚需20年发展历程的实际情况看，从对未来若干年经济特别是社会发展对社团组织内部运作可能提供的余地估计，社团组织面对的内外部环境会有诸多变化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社团专职人员为数不多的现实。

——社团组织发展存在不断分化、专业化、轻型化的趋势。浙江社团组织发展时间虽然不长，但已呈现出一些值得重视的迹象：如由于产业链的拉长和市场分工的细化，原先包容量较大的一些社团组织很难有效代表组织内众多单位或个人会员的利益。温州原皮革工业协会下包容了鞋模、鞋材、鞋机、鞋楦、碎皮、设计、包装等多种产品类型的企业，当大而全的商会在发展中出现了不同产品企业行规行约难一致、行业利益各不同、职业道德难统一等“共同语言”减少的问题时，鞋材、鞋机、鞋底、碎皮、皮革化工等商会就自愿组合、另立“门户”了。再如，社团内部会员发展到一定程度，也会出现人数过多、活动不便的问题。绍兴体育总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演变为下辖76个社团145666人的规模。仅武术协会一家就有1500多名会员，分为太极、木兰、少林三大拳种。为了方便活动，武协在全市专门设立了50个辅导站分流会员，提高工作效率。

——社团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专职工作人员，一般也在10人以下。不同国家、地区社团组织的生存发展背景虽有不同，但功能定位、筹资方式和一般发展规律有相通之处。在美国，大多数非营利组织（85%）有固定职员，但一半以上的组织只有不到10名雇员①。据2003年5月温州市民政局统计，在温州1145个社团组织中，共有专职工作人员1912人，平均每个社团仅有专职工作人员1.67人。

温州在全国影响较大的温州鞋革工业协会、温州服装商会等，专职人员也只五、六人，同时还有一些外围组织、兼职人员协助社团开展工作。

3、在不具备单独建党条件的新社团开展党建工作要依托的主要“着力点”定位。

总结近年来浙江新社团党建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存在不足，在不套用民营经济实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党建工作思路的前提下，不仅要重视在具备条件的社团组织“建党”，而且更要重视为大量暂时不具备单独建党条件的新社团组织梳理出特殊条件下加强党建工作的主要着力点。

浙江台州市委在推进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实践中，提出了提高“两个覆盖面”的思想，即首先要努力提高“党组织的覆盖面”；当条件不具备时，要发挥地方和职能部门党组织的优势，通过地方党委、主管部门党组织的推动提高“党的工作的覆盖面”。这种没有把党建工作局限于“建党”工作、能够从执政党的宏观视野考虑推进社团组织党建工作其他重要载体和手段的思路，值得各地重视。对于暂不具备单独建立党组织条件的社团组织，我们认为：

——“业务主管单位”是新社团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实际上，中组部、民政部《关于在社会团体中建立党组织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已明确：“社会团体建立党组织，由其业务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的党组织审批。……业务主管部门或挂靠单位应了解和掌握社会团体的情况，对应当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而没有建立的，要帮助其尽快建立。”浙江省委《关于加强新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的意见（试行）》也指出：“各级社会团体的党建工作，原则上由各级社会团体的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领导管理，各级登记管理机关党组织协助指导管理。”可惜，这些正确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两个不足：一是由于缺乏考核机制（以落实责任）、分解管理（有的业务主管单位下属社团过多“管”不过来）、分清与“属地管理”的关系等配套措施，使得上述规定在实践中遇难而退、落实不力。二是事实上在由党委组织部门（而非主要由业务主管单位）大力推进社团党建工作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存在把“建党”当成“党建”的倾向，即重视了建立党组织数字的统计（不管是单建、联建还是“临时建”），而推进微观组织日常生活中扎扎实实的党建工作，组织部门力所不及，主管部门“主体缺位”。使业务主管单位抓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地位真正落实的关键——

第一，首先要解决三个思想认识问题。一是明确领导管理社团党建工作是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担的崭新职能，是主管单位党组织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当然义务，各级地方党委的书记和业务主管单位党委（党组）书记是推进新社团组织党建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二是明确党建不等于“建党”，在不具备单独建党组织的社团组织内，党建工作仍然大有可为，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更要拿出足够精力推进相关党建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党建联络员的派遣和工作到位、社团内党员及党员积极分子的教育和培养、党的政策信息的传递送达等；三是由民政部门登记管理机关党组织负责指导社团党建工作的建议不妥。登记管理机关在依法履行登记、年检等相关职能时，是否“建党”可以作为一个统计数字报由有关部门掌握，但不能作为一个是否可以给予登记、通过年检的否定性指标；这不仅有一个依法行政的问题，而且还因为，比之业务主管部门，登记管理机关还存在人手紧（面对全地区的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工作）、社团内部业务不熟（不像业务主管部门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相关业务和党建工作的“内行”指导）的局限。

第二，研究解决一些业务主管单位分管社团组织数量过多、精力顾不过来的矛盾。如截止2003年8月，杭州市经委主管社团组织35家，贸易局主管社团组织21家。虽然这些业务主管单位都设有机构分管社团组织，但由于这些机构人手少（一般为两、三人）、职能多（如放在法规与产业政策处、政策法规处、行业管理处等，平日企业调研、法律顾问、法律协调、政策法规草拟、执法责任落实等业务性工作较多），集中精力帮助社团组织推动党建工作有实际困难。缓解这一矛盾的办法：一是要加强业务主管部分管社团组织专门机构的建设，减少其他职能，突出领导管理社团组织的职能，条件具备时可考虑单独建立“社团组织管理处”，根据实际工作量配齐人手。二是可以把一部份管理职能移交、分解给一些综合性较强的社团组织代行，如贸易局管理的杭州商业总会、体育局管理的杭州市体育总会，本身就有一定的社团管理功能，在划分职能、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前提下发挥其对一部分相关社团业务和党建工作的管理指导功能，有助于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实。三是由业务主管部门培育、扶持综合性较强的社团组织，并将一部份业务指导、党建工作职能移交给这类组织代行。杭州市经委正在筹备成立中的杭州工业经济联合会，将起到这样的一种作用。

第三，健全考核机制。要改变现在社团党建工作上级党委提要求、组织部门搞“突击”、主管部门忙应付的局面，必须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增强党的影响力的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的落实，尤其是要落实在各业务主管单位党组织的年终计划、年终考核机制上。年终考核关键要检查年初计划是否部署到位、计划执行是否落实、方针政策及相关党建信息的传递渠道是否畅通、党建联络员制度运作情况及成效、对综合性社团的指导和推动情况、社团组织是否有明显违法乱纪行为等。

——“党建联络员”是新社团党建工作的推进主体。浙江各地在组建社团党组织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摸索出来的业务主管部门的“党建联络员”制度是一个创举。现在的问题是怎样使联络员制度更经常地、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事实上，业务主管部门党委及组织部门的领导不可能把局（委、办）的主要工作放在一边主要考虑社团党建工作，社团组织党建工作日常性推动主体的责任，就自然落在了党建联络员肩上。业务主管部门党组织与社团党建工作的联系、对此项工作的推进效果怎样，很大程度取决于党建联络员日常性工作的努力程度和工作的方式手段。从已有的实践经验看，还要着重研究解决联络员发挥作用的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工作影响力。最好委托业务主管单位分管处室副处长以上的同志承担这项职责，以保证人头熟悉、了解全面情况和有较强的协调能力。第二，工作手段。主管单位党委要在经费、行业主管信息（简报、行刊等）、党建资料及信息、会议主题等方面，给予联络员必要指导和支持，使联络员开展工作掌握有效载体。第三，业绩考核。如同上级党委对主管单位党建领导管理工作要纳入考核机制的道理一样，联络员在加强沟通、宣传政策、协调矛盾、培养建党对象、组织党员活动（吸收、推动党员在主管单位党组织或社团联合支部内参加活动）、反映社团建议等方面的工作情况及成效，构成主管单位党建工作的具体措施和对联络员工作的考核内容。

——联合支部、临时支部是新社团党建工作的补充性载体。所谓“补充性”，就不是“主体性”。在业务主管单位、党建联络员作为社团党建工作的责任主体和推进主体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前提下，在具备或创造条件可以具备单独组建党组织的工作已做到位的前提下，联合支部、临时支部作为社团党建工作的补充性载体，发挥其作用要研究、明确以下几点：第一，联合支部体量不能过大。由于推选支部书记困难、党员流动较频不够稳定、地域和行业相近的社团个数较多等原因，一些地方出现联合支部党员为数较多、活动时人员难到齐的情况。业务主管单位在审批联合支部组建时，要严格按照50人上限设置联合支部，为使活动轻型化、人员好集中和内容针对性更强，联合支部人员还可以适当降低，不必达到上限。第二，临时支部的建立要慎重，建立后要规定活动内容和方式。一些社团参加人员以党政机关领导层、管理层人员为主（如党建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等），会员们所在单位已有健全的党组织建制和正常活动，党对这些人员的领导和控制已充分实现，就不必再建临时支部。对于那些暂不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兼职党员为主、组织关系又一时迁不过来）、在一些重大事项前后又有必要发挥党员特殊作用（如换届选举、涉外活动、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等）的社团组织内，可以适时建立临时党支部，明确其组建和活动的形式、原则及要求。第三，联合支部、临时支部开展活动有较多特殊性和难处，业务主管部门党组织要树立“宁缺勿滥”、“建则有效”的意识，给予社团组织中的联合支部、临时支部工作以更多的研究、关注和扶持，促其真正起到社团党建工作的“补充性”载体作用。

四、在新社团开展党建工和的几点结论性认识

1、在新社团设立党组织一定要以常设办事机构专职人员中的正式党员为基础。这不仅是因为普通会员党员大都有自己原有（或退休）的单位过组织生活，硬要求他们把组织关系转到社团内有违情理，缺乏政策依据。关键还在于，只有在社团管理机构中的正式党员基础上，党组织才可能具备单独组建、经常交流、便于活动、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中组部、民政部《关于在社会团体中建立党组织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把在社团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明确定位在社会团体“常设办事机构专职人员中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有其特定的意义。一些地方党委在推进社团党建工作时，为了提高“覆盖面”，规定“凡新社团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或从业人员中党员人数”达到建党人数的都要建立党组织——这种把由临时聘用人员、兼职人员组成的“从业人员”也作为社团“建党”成员基础的提法，既与中组部的要求不符，在实践中也遇到了难以克服的矛盾。

2、普通会员党员原单位已编入一个组织并参加正常活动的，一般情况下不再在社团重复参加党组织。我党历史上为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创造了党员领导干部过“双重组织生活”、特定时期为了执行某项特殊任务（一般时间在两年内）而组建“临时党支部”活动等有效形式。目前在一些地方存在把上述特定对象、特殊任务情况下的特殊办法搬用到社团党建工作中的倾向，如要求社团中的党员会员建立“临时党支部”，也名之为过“双重组织生活”（同时还在原单位过组织生活）。这种不讲条件、不看对象、不求质量盲目“扩建”党组织的数量的做法，给社团党建工作带来了三个层次上的“名不符实”：一是如前所述，临时支部由于职责不清、任务不明、动力不足（已在原单位过组织生活，再重复过嫌麻烦、搞“应付”）基本上形同虚设，没什么活动，起不到实际作用；二是形式主义严重，满足了一些部门上报“数字”的需要，基层组织、主管部门干部群众的意见较大；三是临时支部不“临时”，没有限定特殊任务和起止时间，把党员领导干部过“双重组织生活”的做法套到普通党员会员身上，也缺乏政策依据。

3、不排除“特殊情况”，鼓励基层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社团党建工作新途径。由于发展中的社团组织类型多样、情况各异，党建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从效果出发考虑政策制定。比如有些社团中的多数会员已经与原来的单位脱离了关系成为“自由职业者”（机动车驾驶员协会中的出租车驾驶员、个私协会中的个体工商户等），其间的党员会员不再存在重复过组织生活的问题，在这类社团的党员会员中单独建立正式的党支部就成为必要。再如，在社团组织活动的特殊时期（换届选举、会员大会、涉外活动等），没有建立正式党组织的社团成立临时支部就有其特殊意义和必要（但要明确成立后的具体任务和开展活动的时限，以免流于形式）。

4、党建工作是个大概念，“建党”是“党建”工作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不是全部工作。在中国社团组织发展的现阶段，党建工作遇到的情况比较特殊，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思考和处理现实矛盾至关重要；切不可照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同为民间组织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党建工作经验。执政党对社团组织实现领导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通过建立健全社团发展和接受监管的法律规章、通过业务主管部门和登记机关的依法扶持和监管、通过大众传媒的宣传介绍提高社会对社团组织的认同感等等，都体现着执政党对社会团体的有力领导。而通过业务主管理部门党委（党组）及党建联络员的推动，通过已建立起的社团党组织活动，通过吸收零星党员参加主管部门党组织的活动，通过向兼职党员从业人员原单位党组织通报其在社团的表现，通过主管部门党组织直接组织尚未建立支部社团中的党员学习方针政策等等，都是在暂不具备建立正式党组织的社团加强党建工作的途径，当然也是需要投入足够精力、付出扎实努力才可能见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