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构建和谐社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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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这是我们党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新发展、新的科学论断。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任务和应坚持的原则做出了决策部署。这是认识上的又一次大飞跃。

社会和谐心向往之，要充分把握社会矛盾问题，科学构建和谐社会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现就构建和谐社会问题谈几点肤浅的认识。

一、首要的是处理好阶级、阶层关系

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地位是有差别的，有时还是有悬殊的。差别不大是正常的，悬殊过大是危险的。共和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两大对立阶级不存在了，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可这不等于没有阶级了，更不等于没有阶层了。这里重点谈阶层关系。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不同阶层在改革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不同，出现了分化和组合。

首先，经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工人阶级逐渐在分化成不同的利益阶层。

其次，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农民进入刚兴起的乡镇企业，转化为企业工人；部分农民进城后，找到稳定职业转化为市民；还有的进城后没有稳定职业成为流民性质的利益群体。“民工潮”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的一大社会现象。今后也将成为社会阶层中的一大特殊利益群体。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第一次将“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作为社会建设内容写进党的报告。同时，在“两会”期间，第一次有“农民工”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表明了这一特殊利益群体的利益得到重视和广泛关注。

第三，知识阶层在崛起，形成新的利益阶层。

第四，私营个体阶层在发展壮大。

第五，企业经营管理阶层逐渐突显出来。

有不同阶层存在，之间就会有矛盾冲突。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中发展进步的。冲突不是和谐，可是冲突能够转化为和谐。阶层矛盾普遍存在，问题是如何处理，如何转化矛盾。党的**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按照“和谐社会”理论，决定和谐的首要因素是利益分配。因此，我国必须建立合理的阶层利益整合机制来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为了实现阶层收入分配“橄榄型”，必须通过建立合理的分配机制，调节贫富差距。应当通过调整过高收入，反对灰色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应当提高所得税负，增加利息税，扩征“遗产税”等政策措施缩小利益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因此，应当在政策上适当向困难群体倾斜。**届六中全会对“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作了明确部署。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研究报告《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的计算，我国的困难群体大约有1.4—1.8亿人。不承认困难群体存在，就是无视困难群体，就会导致困难群体越来越大。邓小平同志1993年9月16日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所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协调阶层利益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必须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的事情，因为这是执政党长久执政的社会基础。

二、优化社会结构走出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峡谷

社会结构是否合理是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我国存在显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目前，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3%左右，而农村人口占的比重仍达60%左右。这是极不对称的失衡现象。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进一步扩大，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制约因素之一。2005年，虽然由于取消“农业两税”和实行粮食三项直补，使农民增加了收入，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仍然很大。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比上年增长6.8%，而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比上年增长9.6%。农民增幅比上年高0.6个百分点（上年为6.2%），城市居民增幅比上年高1.6个百分点（上年为8%）。城乡居民收入差之比仍为3.2：1。如果把农民的实物收入和投入再生产的支出扣除，真正用于消费的货币支出是有限的；如果把城市居民的不可支配的收入加进去，城乡居民的收入之差还要大。就目前来看，农村这个消费大市场只能是个“潜在市场”，当前拉动不起来的原因就在于农民的货币收入低，这是GDP能否保持稳定增长的关键。目前农村的恩格尔系数仍处于高位状态，自2005年以来，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已下降为36.7%，而农民仍高达45.5%以上。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45以上，进入“警戒”区，埋藏着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因此，不断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持久和谐发展，走出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峡谷，走城乡一体化道路是关键。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我国在制度方面将城市和农村的条块管理，把城市和农村的人口分割开来。尤其是户籍制度的管理，严重的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放宽，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农村人口获得较为自由的活动空间。“配第”和“李斯特”将这一现象称为“推拉现象”，即农耕地的有限性与人口压力是迫使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推力，而工、农之间的收入差距则成为劳动力非农化的拉力。这就形成了我国这一时期的一个特殊现象：民工潮。虽然，国家在政策上为农民提供了非农化路径，但农民在城市中并不存在与市民同等的发展机会。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农民与市民一直处于冲突和对立。这种归属不一，必然导致农民很难在城市空间区域中将自己纳入到市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去，从而很难积累自身的社会资本。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必然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的出现。

优化社会结构，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势在必行。**届六中全会针对“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就作过明确部署。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深刻阐述并明确了发展方向。这为推进农村城镇化，缩小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更是对突破二元结构体制瓶颈制约的破冰之举。

三、加快科学的社会管理体系建设

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是互补、互动的关系。

从治理国家来讲，政府是主导；从管理社会来讲，社会组织是主体。当前，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应当把追求特定目标的人群，按一定的社会规范联合起来形成社会组织进入市场。改革开放30年来，转变政府职能一直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难解之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为转变政府职能打开了突破口。《行政许可法》中强调，把“全能政府”变成“服务管理型政府”，降低政府的社会管理成本，减少政府与社会不必要的矛盾冲突，激活各种社会管理因素。由社会组织承担过去“无限政府”所不能承担的职能，打破“全能政府”不经济的社会管理格局。党的**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并强调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为政府转变职能，加快科学的社会管理体系建设明确了发展方向，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政治机制保障。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届六中全会《决定》为此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遵循的六个“必须坚持”的原则。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指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举措，具体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这一具体举措既反映了一种科学发展理念，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又表明我们党对社会管理体系建设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思路越来越清晰，管理方式越来越具有科学性，措施越来越具体化。这必将使社会管理体系建设更加趋向完善，迈进科学化社会管理的轨道，推进社会更加和谐，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贯彻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强化“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

首先，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提高依法执政水平。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的领导是依法执政的根本保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保证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提供法制保障。

其次，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围绕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整合行政资源，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和改进党对各类群众团体的领导，充分发挥他们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结合中国实际不断探索和遵循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第三，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同志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这就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体系为价值标准，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深化教育和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教育和科技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营造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浓厚氛围，推动建立学习型社会。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提高干部群众识别和抵制封建迷信和伪科学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和思想道德素质，实施“依德治国”，塑造民族精神。要把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以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为进一步推进和谐社会发展提供内在核心力。

五、政府通过社会政策的制定实施实现社会支持

制定社会政策的目标是实现并保持社会公平正义。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导致社会政策缺失明显。政府在执行现阶段的社会政策中，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四大职能以及应对抵御社会风险能力不够强。因此，在保障社会成员生存权，发展权等权利时，就无法体现真正的社会公平。积极有效的社会政策应当明确规定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明确规定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社会支持，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有利于发挥社会成员的潜能，促进社会聚合，社会融合，最终达到社会和谐发展。否则，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政府的举措得当与否，影响是全局性的。得当，有利于社会和谐推进；失当，则会引发社会动荡，社会危机，甚至是社会解体，后果不堪设想。“拉美现象”充分证实了这一点的客观存在。

目前中国已进入高社会风险发展阶段，作为社会政策的导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价值，使政府在解决经济和社会失衡问题，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以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政策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因此，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制定和实施积极有效的社会政策是实现社会支持体系，维护社会稳定有序和谐发展的主体。能否有效预防社会风险和抵御风险，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检验政府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所以，政府在制定社会政策的同时，还要强化社会风险意识，据发展需要调整完善社会政策，实现社会支持，规避社会风险。只有政策建立在各社会阶层充分表达自己利益和立场基础上，涉及利益分配问题的政策出台后才能有效被执行，社会公平才能实现，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和谐凝聚力量，和谐成就伟业。看清社会问题，准确把握社会矛盾，坚持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构建和谐社会才能有正确的方向，才有科学构建之新意。只有社会和谐，才能成就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