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管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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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有机会和**区的各位领导和朋友共同学习，我非常高兴，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正像我们**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非常好一样，我们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形势和经济发展形势总体上是健康的。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不错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我们经济保持连续29年的快速增长，最近10年更是每年保持两位数字以上的增长。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我们今年的GDP恐怕要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我们**区的贡献。

对我们的快速发展，当然会有些不同的看法，譬如很多人批评我们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什么叫粗放？粗放就是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取得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靠资源的优化配置、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知识技术的运用、现代管理的投入来取得经济增长。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正因为这样，我们的中央政府提出来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把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的增长转变到集约型的轨道上来，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好中求快。

很多人批评我们，说我们增长很快，但增长的背后付出了环境的代价、生态的代价、劳动者利益的牺牲。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们现在提出来要提高我们环保意识，甚至提出环保一票否决制，提出来要关注我们的民主问题，要让更多的中国人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要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很多人批评我们，说我们增长很快，但是别忘了我们的增长是靠出口拉动的，我们国家出口的往往是高物耗的、高能耗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有，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提出来要建立创新型国家，要打造自己的民族品牌，要改变我们国家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

我们承认在我们国家经济快增长的这29年中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问题就否定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否定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道理非常简单，你不能简单地用一个人平均GDP几万美元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来要求和评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不能用美国的、丹麦的、瑞典的发展模式来衡量、要求中国的发展模式。因为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它们要解决的问题、要达到的目标、要完成的任务是不一样的。北欧的国家人家要享受的是阳光、海滩、高品质的生活，而我们中国需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生存问题、就业问题、财政问题。也正好像我们国内，你不能简单地用深圳的、香港的、北京的发展模式来评价、衡量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模式，这样比较是不公平的，是不科学的，不能简单的把好和坏对立起来，我讲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看到这29年成就是主流，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曾经一度困绕我们的通货膨胀问题也解决了。

1988年的通货膨胀我们现在还记忆犹新，当时官方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是18.3%，但据当时没有回归的香港公布的统计结果是40%。1988年社会上出现了抢购风、挤兑银行存款风，社会出现了不稳定。还有一次是1993到1994年，在1992年我们召开了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入了一个在传统观念上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阶段。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改革形势，出现了炒股热、期货热、房地产热，经济呈两位数字增长，但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再次达到两数字，经济出现了波动。当时的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提出来要把通货膨胀压下来，话音还没落，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94年，通货膨胀一下子达到21%，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水平，但从1995年开始通货膨胀降下来了，随着中央宏观调控利率的加强，1995年通货膨胀率为14.8%，1996年是9.8%，1997年是3.8%，从1998年开始通货膨胀出现了负增长、零增长、低增长，大致延续到了今天。2003、2004年新的一轮经济增长开始之后通货膨胀一度有所反弹，中央于是加强了宏观调控力度，甚至不惜以增加银行坏帐为代价，到**年通货膨胀率降到了1.8%，2006年是1.5%，今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率又有所反弹，现在物价消费指数CPI开始反弹，今年上半年CPI是4.4%，七月份刚刚公布的数字已经超过5.2%。

谈到这里，我顺便说一下，我们目前面临的通胀压力是相当大的，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正像我们中央政治局开会讲的，要防止我们的经济从偏快到过热。除了我们现在投资增幅过快、货市投放过快。经济增长过快之外还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我国目前农村市场没有得到真正的启动，如果占人口57%的8、9亿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是个什么样的力量啊，所以我们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仅仅依靠农民本身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中央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我们测算了一下，至少需要投入20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去年的GDP总量，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努力的目标。那么怎么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呢，当然不可避免的要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在市场的作用下农副产品的价格将会上扬，这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当然短期内涨幅太快，像猪肉一样一下子上涨60%、80%可能会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但从长期来看，中国的农副产品的价格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呈现上升的趋势。农副产品的价格上去了，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品的价格能不上去吗，劳动力的成本提高了，它的价格能不上升吗，其它产品的价格能不上升吗？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些年能源的价格居高不下，煤炭从几十块钱一吨涨到几百钱一吨，石油从15美元一桶涨到80美元一桶，所以工业品的成本提高了，它的价格也提高了，这里面也包括公共服务用品：水、电、汽等都有一个价格上调的压力，这是市场经济规律的体现。我们这届中央政府的指导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问题，要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的温总理讲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什么？是公平与正义，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经济学有个基本原理，叫收入不可逆、消费不可逆，就是说收入水平、消费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它不能往下降的，只能往上升。因此全社会的总收入水平上升了，总需求上升了，物价水平能没有反弹的压力吗？

还有一个因素，经过改革开放29年的努力，我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了一万三千二百亿美元，世界第一。如此规模巨大的外汇储备是我们用人民币通过各种途径买来的、换来的。比如国际贸易顺差、国际收支顺差、外国投资者用人民币的方式进行的投资。市场上的人民币增加了，也就是说流动性加强了，需求能不上升吗，价格水平能不反弹吗。由于中国很多行业是国家垄断，私人无法投资，因此大量的资金被迫集中投入到房地产业，加上中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土地和建筑物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房地产业迅速发展起来，再加上经济的发展对支柱产业——房地产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所以房地产的价格居高不下，这又吸引了更多的人把资本投入到房地产业，形成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房地产业的产品是货真价实的实体产品，它不同于股票市场上虚拟的股票，那是虚拟资本，只是一张纸，它的实际价值和它的市价那是两回事情，那是想像中的产品，用马克思的话来讲，那只是个纸制的凭证。而房屋有双重功能，一个功能是自住，谁离得开房子啊；另一个功能是它具有投资功能，可以转让、出租，从中获得收益，而且它的使用周期又长，几乎是无限的。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界限被淡化，越来越多的农民将改变身份，变成城市居民，他们必然也将对房地产市场构成巨大的压力，所以中国的房地产价格这些年突飞猛进，居高不下，并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波及。但短期内房地产价格上升得太快不利于社会稳定，尤其对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产生压力，中央看到了这些问题，采取了一些宏观调控措施，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央的调控变成了“空调”，成效有限，越调控有的地区房价涨得越厉害。

当然，中央宏观调控还会继续进行下去，不可避免会造成一部分资金向另外的投资领域转移，恰好从去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牛气冲天，回报丰厚，吸引了大量资本，再加上大量的新进股民带来了大量的资金，股票市场的资本被迅速扩大，股票价格迅速上扬，结果很有可能形成泡沫，造成价格偏离价值，目前中国股票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已经达到50～60倍了，而发达国家成熟的股票市场一般只有15～20倍。当然中国有中国的特点，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市盈率高一些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我炒股票有非常好的条件，无论是资金面、消息面、政策面，但我从来不炒股票。炒股票要有一个非常健康的心理，能够赢得起，也能够输得起，用自己10%—30%的资金在股市上寻找一种快乐，那是可以的，否则你不要去玩。中国的股票市场、资本市场从总体上来讲还不是很健全。

我们刚才分析了几个因素，造成了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是相当大的，对此我们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但是控制在4%—4.5%是没有问题的，需求固然在上升，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也是很好的，供给也在不断增加，所以供需矛盾还不会尖锐到通胀大幅度反弹，4%—4.5%的通货膨胀率相对于我们两位数字的经济增长率，相对于我们人均2000美元的GDP水平而言是可以接受的，可以容忍的，没有必要惊惶失措。这一点也很重要，关系到我们宏观调控的科学性、有效性的问题。

总而言之，我们在29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这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事情。光就高增长低通胀而言，世界上其它国家也曾有过，如美国、日本，但我们所取得的是在双重转轨情况下的高增长低通胀，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了不起的，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努力的结果。

双重转轨的第一个转轨是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即发展模式的转轨，第二个转轨是指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国家的转轨。

一般来讲，一个僵化的、封闭的、短缺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僵化，同世界经济隔离，物资供应短缺，像这样一个计划经济向放开的、竞争的、利益驱动的市场经济转轨通常是伴随着高通胀的，比如说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国家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们29年经济持续增长，通货膨胀被控制住了，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人民币的币率稳定。

谈到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下，我们国家的人民币存在着升值压力，这就是最近我们一直在讲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我简单的分析了一下，中国的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是一个客观的经济过程，因为存在着对人民币需求上升的压力。货币也是商品，是特殊的商品，它的价格就是你使用货币的代价，这就是利息，利息就是货币的价格，用相对数表示就是利率，同外币发生关系就叫汇率，利息、利率、汇率就是货币的价格，当然也是人民币货币的价格。中国经济持续29年快速增长而且前景看好，因此始终存在着对人民币投资需求上升的压力、消费需求上升的压力。

第二个方面始终存在着来自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强大压力，而且这个压力与时俱增，是一个现实的压力。

第三个因素是经过29年的努力对外开放，我国的外汇储备已经突破一万亿了，我们对外汇的需求相对下降，因此对人民币需求相对上升，而且由于在国际上美元一直在贬值，所以对人民币需求也在上升，。

还有一个原因，是从管理角度来讲的，我们确实需要主动的、自觉的对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进行调整，对金融体制进行改革，从中积累经验，从中吸取教训，从而为将来的市场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做一个事先的准备。

正因为这四个因素的存在造成了人民币的升值，当然人民币的升值有好处，好处就是使中国人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但是人民币升值有它的弊端和局限性，最大害处就是人民币升值直接冲击了中国的出口，它会使我国的出口产品成本上升，影响出口就意味着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影响就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中国的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占了30%—40%，甚至更高，这就是人民币升值最大的威胁。还有一个影响就是可能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可能会冲击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和油品市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后果还缺乏事先的、准确的、理性的判断，我们胸中无数，风险很大。人民币升值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辛辛苦苦攒起来的外汇储备在不断缩水，我们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的比重太大，随着人民币对美元比值的不断升高，我国的外汇储备正在一步一步地缩水。

另外一种转轨我们简单地几句话就带过了，那就是发展中的国家向工业化的国家转轨，一般地来讲，在这个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的增长，通常都是高通胀的，如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秘鲁等，他们在80代年创造了经济迅速增长的奇迹，但它们也出现了三位数字的通货膨胀，到现在它们还在为此付出代价。

所以我更看重的是双重转轨下的高增长低通胀，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这场改革成功了，主流是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对此说三道四的，动不动就对中国的改革评头论足，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不能这样，这是不严肃的，我们北大也有这样的教授，但只是少数，主流是健康的。我国对外开放取得突破了吧，我们加入WTO了吧，成为了世贸组织的一员，和国际经济接轨了，这在29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代价也很大。由于我国进出口贸易占GDP比例太高，达到了60—70%，而发达国家只有20%，所以对国际市场依赖度太高，国际市场一旦风吹草动，我们就要受到影响，这是一个问题，但短期内改变不了。

刚才讲的这些内容非常重要，我们要把我们取得的成就说够、说透、说足，当然我本人对我刚才所讲的这些东西固然很看重，但是我更看重的是另外两外领域，这两个领域也许用同期指标不能衡量，但这是在更本质的领域发生的更深刻的变化，因为这些变化是制度性的变化，是人们的思想、观念、理念的变化，它更重要。这两个领域一个是指经济基础，另一个就是指上层建筑包括政治体制。

我们国家经过这29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不可逆转，走回头路已经不可能了，这是制度的变化，比如说所有制结构变了吧，29年前是公有制一统天下，其中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非公有制经济是资本主义尾巴，要割掉的，现在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国有企业从当初的43万家降到了现在的不足3200家，而且数量还在继续下降，与此同时非公有制经济包括民营经济在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民营经济已经在朝着“四分天下有其三”的目标在进行了。中国民营经济已经开始进入理性成熟阶段，从过去中小资金规模、中小类型企业、中低技术含量向大规模资本、大中型企业、高尖技术含量的方向在演变，如中国鞋王奥康的老板、八宝粥的老板等都是从过去的中小规模开始发展起来的。在管理的方式上，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从过去的非常典型的带有血缘性、地缘性的家族式的古典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专业管理演进。经济基础里面生产要素的配置也在由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的方式转变。流通领域、分配领域、消费领域、人们的经济观念也都在不断的发生变化，总而言之，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还在继续发生变化。

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能不变吗？上层领域更加宽广，各种领域关系更复杂，更敏感，但是也都在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有些变化是革命性的，有些领域的变化还需要时间，不能操之过急，比如说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现在处在关键的时候，关键就关键在政治体制改革能不能从根本上启动，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能不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英名，这就要看他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有没有作为。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政治体制，甚至在延安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经形成的政治体制，它又怎么能够和市场经济这个经济基础相适应、成为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而不是最终成为它的障碍呢？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资源的配置，是根据国家制定的、自上而下的、经过层层分解的、具有约束力的计划指标来进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僵化、高度集中、而且排斥市场，而市场经济的特点是主体独立、主体分散、主体多元、利益驱动，每个主体都有各自的利益。所以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它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除非不搞市场经济，而问题的严重性和挑战性在于中国的国情又决定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安排模式，政治制度的改革又不能照搬西方具有成熟市场经济的国家的现有模式。西方拥有市场经济的国家政治模式不一定相同，但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那就是在经济私有化的基础上政治多元化，其集中体现就是多党制。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采取多党制、政治多元化的模式；也不能搞议会民主化，因为议会民主化的前提是三权分立，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开，而中国不可能采取三权分立制；我们也不能搞舆论自由化、军队国家化、国家联邦化，但是我们又必须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我们只能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产生的动力和压力来促使我们政治体制改革一步一步地进行，这是渐进式的改革。要靠对外开放促进政府职能改变，靠我们党的干部群众的认识能力、适应能力不断提高来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靠主观、客观条件的不断成熟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渐进式的发展，这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总而言之，我对中国的政治前途充满了信心，当然不可能指望一次代表大会就取得根本突破，不能操之不急，只要我们今后不再发生像2003年的SARS这样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1989年的六四事件这样的全国性的动乱，依靠我们13亿人口形成的规模巨大的、不断发展的市场，依靠我们勤劳勇敢、价格低廉的劳动者队伍，依靠我们对党忠诚、忠于职守的干部公务员队伍，依靠我们富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队伍，依靠我们国家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依靠我们已经被实践证明成功了的改革开放之路，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平稳的增长应当是没有问题的，至少在2020年以前中国的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8%是没有问题的，对此我充满了信心，我们要充分抓住这十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机会。与此相联系的作为中国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业也还有十几年的快速增长时期，它的价格也会继续上升，对此我们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判断。

当然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问题，如果看不到问题我们就会陷入盲目性，尤其是我国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改革道路，至少还有几个大的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这几个问题是我们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包括怎么看现在改制过程中国资流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三农问题，现在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第三个问题市场经济下的劳动者充分就业问题；第四个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的问题，特别是东部、中部、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问题，这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利益协调的问题；还有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腐败成本问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治安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当然除了这几大问题还有几个最近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几个民生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三座大山”的问题，即房价高、医药费高、教育费用高的问题，还有新的问题就是防止经济从偏快到过热的问题，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讲还是我前面说的那几个问题是主要的，基本的问题，将长期困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