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文化生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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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拖欠工资等侵害农民工权益的事件被媒体频频曝光，农民工物质权益保障问题已经引起各级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并正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但“农民工问题”决不仅仅是物质权益保障问题。众所周知，人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不仅有低层次的基本物质方面的需求，也有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因此，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问题也值得高度关注。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问题却少有人关注，以致农民工文化生活“荒漠化”问题已经日益浮出水面，成为一个新的影响城乡统筹、和谐发展和政治、社会稳定的城市社会问题。

面对数量庞大且呈快速增长态势（我国农民工2003年为1.1亿人次，2004年为1.2亿人次）、的农民工群体，加上他们基本上游离于传统“单位”之外（即“单位”对其文化需求的满足显然是“失灵”的）、属于低收入阶层（即其文化需求不可能通过营利性文化机构得到满足），因此，选择一个适宜的平台来切实提高其文化生活水平是个首先必须也亟需解决的问题。

考虑到目前农民工“非单位人”、经济支付能力有限等特点和均生活、工作在一定的城市社区范围之内的现状，以及社区在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地位作用日渐提升的趋势，笔者认为，以社区为平台来提高和改善农民工的文化生活状况是切实可行且现实的选择。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社区在农民工文化生活中的作用还非常小，也就是说农民工的社区文化生活现状非常不容乐观，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农民工社区文化生活设施（场所）极度匮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农民工文化活动设施（场所）是农民工能否开展社区文化活动的基础性硬件条件。目前，社区中的文化活动设施（场所）主要有社区图书室、社区市民学校、社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社区室内文化活动室、社区室外文化活动广场等。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受重经济建设、轻社会建设指导思想的影响，使得城市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其在当前社区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包括文化设施）投入长期不足，供需矛盾相当突出。但是，即便是这些总量供给不足的社区文化设施（场所），其建设规划也基本上是以市民为对象“量体裁衣”的（一般只考虑市民的需求量和需求特点），外来农民工几乎不会也不可能被纳入统筹范围。另外，加上城市各社区都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限制农民工使用社区文化设施（场所）的歧视性“制度壁垒”。这些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目前农民工社区文化活动设施（场所）极度匮乏的紧张局面。

2、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率极低。目前，城市中的农民工大部分是青壮年，处在这一年龄阶段的人有很强烈的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实际上，包括笔者的实证调查在内很多调查也都表明，农民工具有相当强烈的参与社区文化生活的意愿。但是，从目前来看，由于诸多因素（主要是客观因素）的限制和影响，农民工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强烈“心动”并未能转化为实际的积极参与“行动”，其突出表现就是农民工对所居住社区开展的各类文化娱乐活动的“漠视”以及利用社区文化设施（场所）频率的低下。

3、农民工社区文化生活贫乏且具有封闭性。目前，农民工在社区中开展的文化活动主要是打牌、打麻将、听收音机、看电视等，内容相当单调。不仅如此，从这些社区文化活动的内容也可以看出，农民工虽然与城市居民比邻而居，但其社区文化生活具有很强的“圈子性”，也就是说他们社区文化活动的开展范围仍旧封闭在一个传统的以血缘、地缘（原乡村居住地）等乡土同质性为纽带的“圈子”当中，他们仍旧是“社区门口的陌生人”，远未融入城市社区。毋庸置疑，这种“城乡二元隔离”的社区文化活动现状也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社区文化生活水平的改善。

4、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的组织化程度相当低。组织是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的平台和载体。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的组织化程度高低基本上与他们的参与多少和参与自主性强弱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组织化程度高，参与的自主性就越强，参与率就越高。但是，从笔者的调查和各种资料来看，目前，城市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组织化程度相当之低，其突出表现就是社区中基本上没有农民工自发组织的文化娱乐类活动团体，农民工也极少参加由社区组织或城市居民自发组织的文化娱乐类活动团体。由此看来，目前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组织化程度低下的现状也极大地影响了其社区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

针对上述城市农民工社区文化生活的现状，笔者认为，要切实做到以社区为平台和抓手来提高农民工的文化生活水平，应该从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时期以及“治标”和“治本”两个层次进行综合考虑，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推进：

1、加快农民工社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需要将社区文化设施规划作为城市基础设施规划的内容，改变社区文化设施短缺的问题。在城市文化设施规划和建设上：一方面，政府需要将营利性设施和非营利性设施分开，目前，城市中的文化设施和休闲场所许多是营利性的，它们大多是以富有市民为对象而“量体裁衣”的，低收入市民和农民工是“无福消受”的；公共财政应该从营利性的休闲场所退出，主要投资于非营利性的社区文化设施。另一方面，城市社区文化设施规划要改变过去只考虑本地居民需求的做法，将农民工对文化设施的需求纳入规划内容，也需要根据农民工空间分布状况，有针对性地供给文化设施，提高农民工社区文化设施的可获得性；与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还要督促社区组织和居民“敞开胸怀”，切实将农民工视为本社区居民平等对待，废除那些限制农民工享用社区文化设施的歧视性“土政策”，消除“制度壁垒”，提高农民工分享社区文化设施的可靠性。

2、开展适宜农民工参加的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由于农民工与市民在所从事的职业、所接受的教育程度以及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二者感兴趣的文化活动必然也各有不同。但是，长期以来，社区开展的文化活动基本上是以市民为关照对象或参与主体的，这显然无法或者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民工的文化需求，也不能刺激农民工的参与热情。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社区组织应该有意识地扩大文体活动内涵的包容性，尽量多开展一些适宜农民工参加的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激发其参与热情和兴趣，提高其文化生活水平。当然，要切实做到对农民工文化需求有效供给，应该对社区农民工的文化生活需求作细致准确的调查摸底。

3、发育农民工社区文化类活动组织。从公共产品理论来看，社区文化活动属于社区公共产品，社区居委会等社区法定组织只能提供惠及社区整体性的、共同性的公共产品，对于农民工个性化的公共产品需求无力供给，需要农民工自己组织起来，走向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在社区农民工组织发育的初期阶段，政府需要克服“社团恐惧症”，本着“鼓励但不放任、提倡但不强迫”的原则，从制度层面上为社区农民工文化活动组织的发展提供空间；社区居委会要帮助农民工克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习惯，积极组织、引导本社区的农民工自主成立或参加各类社区文化活动组织，将目前社区中已经存在的“隐性”的农民工文化组织（如打工者艺术团、打工妹之家）“显性化”，并在活动资金、场地等方面予以大力扶持，使其发展壮大，切实起到丰富农民工文化生活的作用。

4、加强对农民工的社区教育培训。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当中，但因为城乡文化间的差异，他们短时间内（有的甚至很长时间）无法适应城市的生活。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如宣传、文化、教育、劳动等部门）、社区组织和相关非营利机构应该以社区教育为载体，加强对农民工尤其是新近进城的农民工进行城市生活适应性的教育和培训。社区教育培训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要提高农民工技术（技能）水平，但更重的一方面是提高他们在最短时间内熟悉城市、融入城市、适应城市生活方式的理念和意识的能力。社区教育培训内容应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和需求而展开，形式要新颖多样。社区教育培训应该坚持无偿或低偿的原则。

5、改变农民工的需求结构。古时圣贤管仲说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同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告诉我们，生存需求是最低层次的需求，一般来说只有这一需求得到了满足，才会有动力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从根本上来说，目前，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就是农民工的相对（甚至绝对）贫困问题，要切实改善和根本解决这一问题，都有赖于农民工经济地位的普遍提高。当然，由于当前我国处于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利益大调整时期，这一问题在短期内是很难有很大改观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目前我们就只能无所作为、听之任之。现阶段，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要同时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治标”。就是综合运用法律的、行政的、经济的手段对当前造成农民工贫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行治理，如坚决遏制拖欠农民工工资和违法强制超时劳动、逐步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不断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二是“治本”。就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建设，并建立健全强有力制度实施机制，确保各项制度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

6、加快城乡一体化制度建设，扩大农民工社区文化参与的权力、机会、能力。从长远和根本上来讲，农民工文化需求问题的解决，最终依赖于“城乡二元分化”体制的彻底破除和“城乡一体化”格局的真正形成。需要在统筹城乡发展思想主导下，推进城乡制度（包括法规、政策、国家、地方等多个层面）变迁，加快制度废除和制度供给的进程。所谓制度废除，就是要全面清理和废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出台的不合理的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所谓制度供给，就是要着眼于城乡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针对性地出台一批系统的配套性的制度，消除城市内部隐性二元结构，赋予农民工同等的国民待遇，使农民工分享社区文化资源和文化参与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