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双重使命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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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开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为由，就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今天对改革开放30周年的最好纪念，只能是一以贯之和旗帜鲜明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也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在解决这些经济社会发展中凸显出来的矛盾和问题上，真正取得实质性的更大进展。

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担负的使命具有某种特殊复杂性，这集中体现在两大项“双重使命”：第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和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又要促进社会公正，走共同富裕道路。又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继续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传统工业化，又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赶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且至今方兴未艾的现代科学技术新的“伟大的革命”。

一

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总体富裕程度确实显著提高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力大为增强了，与此同时，改革和发展中积累的某些深层次矛盾和进入新世纪后遇到的新问题也更加凸显出来了。特别是，党内外议论较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腐败现象屡禁不止问题等，凸显出来了。

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无需讳言，也不应当讳言。据我多年亲身体验和观察，党中央就是采取这样一种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历来非常重视并且勇于面对这些问题。改革开放30年，党的每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每一次中央全会，研究分析的都是实践中遇到的重大紧迫问题。与此同时，我又亲身体验和观察到，党中央对待这些问题总是十分清醒地把握两条：一条，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决不因某些具体问题而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另一条，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来解决。也就是说，面对问题，回头走老路是死路一条，搞私有化走邪路也是死路一条，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之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正路和真正出路。

举例来说，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关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腐败等等问题，在某种观点看来，都应当归罪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体制改革，甚至归罪于整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难道能够这样看吗？实际上，在确定市场化改革目标之初，党中央就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创举，没有现成经验，必然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发生。因此，要求我们既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又要善于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错的赶快改。正是由于我们党以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市场化改革，实践的总结果才能够像今天这样有力地证明：中国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在短短30年时间里就根本改变了短缺经济的停滞落后状态而迅速发展起来，从一个政治大国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大国。

至于一个一个具体问题，也需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比如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有种说法是我们的国有经济似乎已在“私有化”浪潮中遭到灭顶之灾。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总体而言，由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产总量大幅增加，企业效益显著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是进一步增强了。2002年到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户数从15.87万户减少到11.51万户，但销售收入、实际利润、上缴税金年均分别增长18.6%、36%、20.4%。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上缴税金1.77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4.5%。中央企业的发展情况更是令人振奋。这五年，中央企业平均每年资产总额增加1.5万亿元，相当于每年新增一个“中石油”！销售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3万亿元，实现利润平均每年增加1500亿元，上缴税金平均每年增加1000亿元。2007年，上缴税金8805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17.6%。在2007年国际上公布的世界五百强中，我国的中央企业有16家，比2002年增加10家。

当然，国有企业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特别是还需要在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步伐、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同时，继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在更大范围内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使国有资本进一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加快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争取到2010年中央企业调整到80-100家，全国形成30-50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其他行业和领域的国有企业，则要推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

至于在改制进程中，特别是在改制前期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提出的很多个案，情况复杂。有的实际上属于正常转制，有的则确有问题。问题方面，有的是工作经验不足造成的，有的则确与有些干部腐败有关。这两年已经出台一系列有力措施，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求得较好的解决。

又比如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也需要具体分析。总体而言，改革开放30年来人民群众收入已有大幅度提高，特别是绝对贫困人口由2.5亿减少到2000多万，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现在的问题，主要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存在发展不平衡和较大的收入差距。这里既有工作中的问题，又有历史和自然条件等长期形成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如何评估差距的问题（各地货币收入的实际购买力不一样）。要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解决公平问题，同样还是要靠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靠高效率的发展。

这方面的重要事情，是党中央已经确定了“五个统筹”的方针，采取了诸如新农村建设、社会建设等一系列举措。这里包括，党和政府从2004年起到2008年的5年来，每年一个促进农业发展的一号文件，最近又公布了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人民日报社论说得好：这是“中国林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这里还包括，“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方针的逐步落实。只有充分就业，才是社会公平的根本基础！与此同时，中央还确定，今后五年内把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建立起来，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打好基础。以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为例，2002年，党中央、国务院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决定在农村地区推行这个制度。主要做法是以大病统筹为主，适当兼顾小病，资金来源是农民个人筹资一小部分，国家和地方政府补贴一大部分。按人平均，原来打算中央出20元，地方出20元，农民出10元，每人共计50元；后来改为中央出40元，地方出40元，农民出20元，每人共计100元。这件事受到广大农民欢迎，原计划到2010年农村地区“全覆盖”，从目前的发展态势看，2008年就能实现。

又比如反腐倡廉问题，大家都很关心，由此又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包括民主问题和对执政党的监督问题，等等。我想我们大家都会看到，党中央一直在加大力度，努力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里我只想补充说一点，就是这一方面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不仅仅同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监督有关，而且同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由来，是从计划经济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阶段性特点有关。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经济的规划和发展、企业的经营和拓展，相当时期还往往离不开政府的较多干预和管理。由此而来的，就是权力与经济之间关系密切，具有“寻租”的便利条件。党中央之所以提出要“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来的。这也就是说，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深化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结合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使政府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

总而言之，以改革开放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为由，就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今天对改革开放30周年的最好纪念，只能是一以贯之和旗帜鲜明地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也只有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在解决这些经济社会发展中凸显出来的矛盾和问题上，真正取得实质性的更大进展。

二

说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我还想再进一步提出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所担负使命的特殊复杂性问题，希望引起深刻的注意。

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正因为不发达，所以我们在此阶段上所担负的使命就具有某种特殊复杂性。这集中体现在两大项“双重使命”！

第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通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和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又要促进社会公正，走共同富裕道路。由此而来的特殊复杂性就在于：二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但在这样那样具体问题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在长远发展上是统一的，在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上又可能是有矛盾的。比如说，既要推动发展城市化，又要反哺和振兴农村；既要支持东部继续率先发展，又要加大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发展的力度；既要继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更好地关注低收入群体；既要继续讲求效率，又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还有，既要加快发展，又要保护环境，如此等等。即是说，都不能只顾一方面而不顾另一方面，所以叫做“两难”，而且都只能放在一个较长过程当中才能逐步解决。这就要求我们清醒把握问题的两重性和长期性，并且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

我们一定不要把“双重使命”对立起来，而要力求统筹兼顾；我们也一定不要设想一蹴而就，而要尽可能在妥善处理当前问题的同时，把人们引导到理解问题的两重性和过程的长期性上来，尤其要把人们引导到继续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来。归根到底，只有通过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是真正能够保证实现这个“双重使命”的最根本、最重要的物质前提。偏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偏离党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根本方针和路线，不仅一切无从谈起，而且会把事情搞乱。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到15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对于这样至关重要的全局性问题、战略性问题，尤其不可掉以轻心。

又一大项“双重使命”，就是既要继续完成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传统工业化，又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赶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且至今方兴未艾的现代科学技术新的“伟大的革命”。由此而来的特殊复杂性，则是我们面对双重的历史性挑战：第一，面对资本主义由18世纪中叶起到20世纪中叶这二百年间，所实现的以大机器工业和电气化为特征的产业发展的挑战；第二，面对资本主义由上世纪70年代开始而方兴未艾的，以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新能源等等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所以，我们不但要急起直追，缩短和消除过去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完成工业化；而且要奋力跃入新技术革命洪流，向着21世纪中叶的新的现代化水平前进。

这也就是说，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所要解放和发展的生产力，不能仅仅复制旧发展方式下“钢铁文明”、“机械文明”那样水准的生产力，更不应一股劲重复旧发展方式下那种资本、技术排挤劳动的道路。而应是把产业升级、设备更新、核心技术创新和整个创新活力之解放，提升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和生态文明的水准和境界；与此同时，又应是把在资本、技术和劳动更好结合基础上的创业活力之解放，提升到能够在我们这样十几亿人口大国实现持续充分就业的水准和境界。

我认为，由当代中国最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如此宏伟壮丽而又艰巨复杂的两大“双重使命”，这也是世界近代以来一切大国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是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三

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已经开始把这两大“双重使命”勇敢地承担起来，并且富于创造性地、锲而不舍地干了30年。积30年之经验和教训，我们只要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同时力求针对这两大“双重使命”在具体实践中这样那样的矛盾而把握好处理问题的“度”，这样坚定、清醒地干下去，一直干到21世纪中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担负的两大“双重使命”就一定能够完成。

也只有这样，才真正称得起是“赶上时代”；才真正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才真正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也才真正能够使中国更加活跃起来，充分发挥我们这个13亿到15亿人口后兴大国在21世纪上半叶的“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