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世看中国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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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启动的改革，最大的特点是渐进性，所谓“渐进”，一方面表现在改革的具体目标不断更新，另一方面表现在从单一的经济领域逐渐过渡到行政体制和社会制度等多个领域。因此，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每一项政策分析，必须结合当时的背景，并考量这一政策在连续不断的时间中对国家产生的影响。入世就属于此类。

首先，入世具有与改革开放阶段重合的特性，复关/入世的需求伴随改革开放政策产生而开始，1992年中国改革出现阶段性突破助推了入世进程，2001年中国正式入世后为刚刚完成宏观调控的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其次，入世浓缩了改革开放的特征。因此，分析入世的过程及阶段特征，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及其意义。

80年代：改革推动开放

中国萌生入世需求，是在改革政策全面启动之后。中国最先加入的国际经济组织，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中国认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款和援助方面提供帮助，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是“富人俱乐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拒绝了关贸总协定的加入邀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两个重要的国内变化推动了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步伐。首先是中国经济战略的转型。中国逐渐认识到，必须利用国内劳动力充足的比较优势，减缓重化工业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进出口贸易。

第二个重要变化在于，受到农村改革的启发，中国在城市改革上也采取了“放权让利”的做法，企业经营权下放，中央与地方在财政分配上“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与此相对应的是，外贸部陆续授权各省政府成立外贸公司经营本地区的外贸业务。外贸权的放开极大地增加了企业、部门和地区的外贸积极性，对外贸易得以迅速增长。

内生变革推动了对外开放的步伐。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逐渐认识到，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利用国际规则维护本国的利益。1984年，中国试探性地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主持下的《多种纤维协定》。这一结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纺织品贸易的发展。纺织品贸易获得的巨大利益，增加了中国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缔约国身份的决心，并于1986年正式提出了复关申请，成为中国经济结构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型的重要转折。

90年代：开放促进改革

从1986年中国提交复关申请到1992年，都处于审议中国经济贸易体制阶段。审议过程暴露出中国传统体制的不少问题，例如外贸政策和法规的实施在全国缺乏同一性；外贸管理缺乏透明度；价格体制不合理，国家定价比例过大等。

与此同时，国内改革受到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挑战。从国际方面来说，由于中国外贸政策调整和国内经济改革速度的差异，引起了国内政策体系的扭曲。对外开放建立了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强调市场是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要求对要素市场重新配置。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制订计划对资源进行配置，对商品和劳动力统一管理，这就使得价格改革和分配改革等无法继续下去。

在国内方面，8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增量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非公经济成为重要的经济力量。而“双轨制”产生的种种弊端，对原有的经济体制产生冲击的同时，也阻碍了改革的深入。非公经济无法获得与公有制经济同样的政治和法律地位，极大地影响了非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因素，使得改革面临选择。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和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调整了中国改革的战略方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意义在于，实现国内国际在经济制度上的衔接。

入世不仅能为中国提供多边、稳定、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更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放开国内市场，吸引外国企业进入，通过竞争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效率，促进国内劳动力和资本资源的更好分配。第二、有利于根据中国的比较优势，加快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推动市场机制在中国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内增量变革无法突破原先的体制束缚，而对外开放的加深与旧有的其他领域形成了制度扭曲。当改革面临困境的时候，入世建立的对外联系制度为国内各项制度建设创造了契机。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之前，国内实现了财税、金融、外汇管理和社保等方面的变革，为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

2001年后：改革和开放继续交互作用

入世议定书是中国国内变革的对外公开承诺。国民待遇、市场准入和透明度等原则确保了中国的开放，从政策性开放固化为制度性开放。

目前，改革的主要目标除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基本制度外，还包括在行政体制领域构建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些制度变革，使得改革从经济领域拓展到行政和社会领域，并逐渐取得成果。

因此，2001年之后中国的入世承诺成为改革和开放交互作用的渠道。就改革的层面来说，内生制度的发展、变革继续推动改革的进程。就开放的层面来说，入世及中国加入的其他国际组织、协定成为中国与世界建立制度联系的纽带，各国通过国际制度形成契约，约束、引导国内政治的发展；而开放形成的经济联系也成为进一步推动改革的社会力量。

通过对中国入世的阶段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受到内力和外力的影响。内生制度变革是基础，它诞生了对外开放的需求；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开放逐渐显现出重要的意义。当单纯靠内生变革无法继续的时候，开放建立的国际制度联系，推动改革走向新的阶段。

体制改革需要内力和外力共同推动，这是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改革历史得出的一条规律。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变革，由于制度的路径依赖，很难实现有效的突破。如何利用改革和开放的互动作用，加强制度设计和制度联系，推进国内变革，这是在入世7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需要人们继续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