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家庭养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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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家庭养老制度面临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逐步发展，农村老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由于农村家庭供养意愿和供养水平普遍较低，老人的生活水平还停留在温饱线附近。由于代际关系“轻老重幼”格局的形成，一方面家庭物质资源的代际间分配严重扭曲，老年人处于被忽视被排斥的地位；另一方面，老人在家庭和社区中的话语权也在迅速失落，他们不但缺乏与子孙交流和沟通的机会，而且连表达个人意见和不满的权利也经常被剥夺。老人生活质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化与农村整体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反映了农村以年龄和代际为界的社会分化业已形成，并在不断扩大。

农村老人的贫困化并不完全归因于经济发展水平，调查表明，所到地区无论贫富，老年人的生活状况都有着高度的相似性。这一问题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随着农村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变迁，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的支持性资源逐步萎缩、流失，而新的替代性资源又未能有效形成。

第一，家庭养老的制度基础已经改变。一般认为，家庭养老是在长辈对知识和家庭经济具有控制权威的社会中形成的制度性传统，父辈对财产等资源的控制地位是其赖以获得子孙赡养的主要制度基础。我国农村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人口流动与交往范围的扩大，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长辈对家庭经济和其他资源的控制性地位已不复存在，他们可用于与子女交换赡养的物质基础亦非常有限。在农村，儿孙对老人的赡养意愿和赡养水平，通常与老人的财产和收入状况密切相联。由于父权基础的普遍衰落，除亲情约束之外，养老不再具有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力和保障，较大程度上主要依赖子女的个人意愿和内在道德的支撑。

第二，家庭养老的支持性文化正在衰落。有研究认为，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即“孝”文化可以成为当今家庭养老制度的主要依托性资源。但调查表明，“孝”文化的支撑作用并不乐观。在农村，对赡养内涵最具共识的看法是“给老人吃饱”，这种基本义务也成为普遍的标准赡养行为。例如，兄弟几人每年合供每位老人500斤谷子或300元钱后，对老人其余衣食寝饮、情感悲欢不闻不问，以“供”代“孝”，有“养”无“孝”。虽然农村目前还能普遍接受家庭养老制度，但是在养老的制度基础逐渐瓦解后，作为其文化基础的“孝道”观念也已逐渐式微。

第三，人口流动背景下的老人照料资源短缺和血缘关系弱化。调查显示，贫困农村家庭的养老仍然主要依赖子女数量。农村劳动力在地理上的流动和迁移，使得因计划生育和家庭小型化而出现的老人供养及其照料资源短缺的问题进一步加重。流动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改变了家庭养老所赖以存在的重要条件―――紧密的血缘联系。地理间隔使得农村老人从儿孙方面获得生活照料和精神慰籍变得不现实。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后果是，农村人口“城市化”、“公民化”过程的开启将会导致血缘关系的重要性逐步降低，人们对家庭养老模式的认同程度也会随之下降，从而进一步削弱家庭养老的基础。

第四，养老行为的规范资源消失或功能减弱。作为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家庭养老制度还包含一套规范人们养老行为的制度维护机制，如法律、社区行政组织、宗族制度和公共舆论等，对不赡养行为予以规范和惩戒。但农村的现实情况是，除法律外，其他传统的制度维护机制作用都在显著消退，而囿于农村老人的法律意识较为淡薄等方面的原因，法律从来都不是农村养老行为最主要的规范资源。家法族规和公共舆论曾经是农村最重要的规范资源，但是这两种资源目前都处于消失或逐步消解的状态。村级组织曾经是集体化时代养老秩序最主要的维护力量，但是这项制度资源的功能也在弱化中。村干部对眼皮底下发生的一些赡养纠纷通常持消极态度，“民不举官不究”，“管不了，没法管”。一旦发生不赡养或其他虐待事件，老人能够从制度渠道获得的救济非常有限。

第五，新的制度资源开始进入，但是远远不够。一些新的支持性制度资源正在进入农村并且受到老人们的欢迎，如农村合作医疗、计划生育奖励制度等。但是这些制度资源目前还存在着资源量小、覆盖面窄等问题，总体而言，还只是杯水车薪。

二、解决农村家庭养老困境的政策思路

农村养老制度目前面临两难选择，所谓资源困境实际折射的是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背景下，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因其制度化基础改变而难以为继。对此，首先要改变对农村养老方式的自然主义态度，加强国家对农村养老行为的积极干预、扶植和管理；其次，要创造新的资源形式，立足农村资源的开发，鼓励探索和实验新型养老方式。

第一，政府主导在农村兴起尊重、关怀老人的风气，以政府的威望代替老人在社区和家庭中日益没落的权威。除必要的大力倡导和宣传工作之外，还应考虑采取一些制度措施，如成立老年人协会等，并规定其在村庄相关事务决策中的一定地位，以提高老年人在社区中的话语权来带动老年人其他权利地位和权利意识的提升。此外，各级政府还应建立专项资金用于投资农村老人的文化精神生活，如建立村老年活动室、开展定期的文化和体育交流、汇演和比赛、推行健康保健和医疗常识的普及工作等。一方面通过老年人在村庄中的活跃带动新农村建设，另一方面也可弥补劳动力外流造成的老年人精神贫困等问题。

第二，强化村级组织在社会风气、道德建设方面的规范、监管职能。在养老制度以道德自律方式难以充分维持的情况下，应补充以行政手段，建立新的尊老敬老的村规民约，以及群众投诉和举报的受理责任制，切实解决不赡养和其他虐待老人的行为。

第三，倡导移风易俗，鼓励女儿赡养，挖掘农村新的养老资源。调查发现，尽管根据传统家庭养老制度儿子享有继承权利和承担赡养义务，但是在现实农村养老活动中，女儿参与娘家父母的赡养已经成为普遍行为。在多数老人看来，儿子供养是出于义务，女儿赡养则是出于亲情，女儿的重要性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能得到体现。但传统的风俗习惯制约着老年人在儿子和女儿间自由选择赡养者。对女儿而言，因有义务而无权利也存在诸多不平等问题。所以在农村，倡导新观念，宣传和推进儿子女儿平等的继承和赡养地位，不仅有利于普法而且有着更为现实的意义。

第四，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社区集中供养试点，探索社区和邻里相助的福利功能。如在外出务工人员较多的村庄，由村委会负责，子女部分出资，尝试将老人的赡养或部分赡养职能集中在一起，建立老人的疾病、照料、闲暇等统一管理和相互照顾制度等。

第五，针对改革开放后进入中年的“准老人”，逐步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这些“准老人”与集体化时代过来的老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大多数有自我养老的意识，也经历了一定的市场化洗礼，并且具备一定的财富准备。只要养老保险制度制定合理，经过若干年后，农村能够实现从完全的家庭养老过渡到合理的家庭与保险制度并重的养老方式。

第六，针对老年人是疾病多发群体、医疗消费的最困难人群，应在合作医疗制度中设置倾斜性资金。可以考虑国家拨付专款，对65岁以上老人提高一定的医疗报销比例。还可针对老人“大病等死”的窘境，建立专项的“大病扶助基金”，规定家庭和国家不同的出资比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