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一把手主动权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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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党政“一把手”违法违纪的案件在领导干部犯罪中所占比例居高不下。“一把手”“翻船”给党和国家都带来巨大的损失，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工作不但是探索市场经济下反腐倡廉的重要课题，也是贯彻从严治党的重要环节和内容。

不少工作在反腐败斗争一线的同志感到，监督“一把手”非常困难。由于“一把手”权大位重，同级很难监督。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大言不惭地说：“在泰安，我说了算，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对“一把手”的监督难除了“权”的因素外，还有许多深层次的原因。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首长负责制”，使“一把手”的权威泛化。日常工作中，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惟“一把手”的意见是听，把“一把手”看作是单位的象征，是正确意见的化身，以“支持工作”替代必要的监督管理；对反映“一把手”的问题群众来信来访，重视不够，处理不力，有的不闻不问。怕监督会束缚“一把手”的手脚，怕批评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戚火贵在任海南省东方市委书记时，劣迹昭彰，每年敛财富200多万元，但却频频升迁，其中原因不能不令人们认真反思。

基层“一把手”上任前，多是单位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既是群众公认的“能人”，又是上级领导眼中的“红人”。这使有的“一把手”自恃高明，工作中唯我独尊。有的“一把手”把管辖的区域作为自己的“领地”，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指挥和监督别人。因此，喜听赞美之辞，厌听逆耳之言；把班子内部监督看成是“拆台”，把不同意见一概视为“杂音”。有的“一把手”借助权力，排斥异己，对不同意见者，必欲去之而后快，在班子中，搞“一言堂”、“一条腔”。广东省原人大常委副主任欧阳德就是一例。他在担任东莞市委“一把手”期间，大卖特卖国有土地，从中渔利。当纪检部门干预时，他竟声言要摘掉纪委的牌子，解散纪委的班子。

“一把手”作为单位的“当家人”，身边的助手和周围的群众免不了有求于他。因此对监督“一把手”心存余悸，自觉不自觉地放弃对“一把手”的监督。有的干部为了谋求政治上的进步，和“一把手”之间建立了人身的依附关系。

从监督范围看，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扩大了“一把手”的生活空间，因此，对“一把手”监督领域应该随之拓展。但现行的监督内容基本停留在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等方面。给那些素质不高的“一把手”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权力失控，运行失范，监督失灵。从监督体系看，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法纪监督、组织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构架，但孤军作战的现象依然存在，严重地影响了监督的实际效果。

在监督机制还不健全的条件下，必须十分谨慎地把好选拔任用关。

要严格考察环节。在坚持德才兼备原则的前提下，通过群众举荐，领导班子集体推荐，确定后备人选；利用考试、考察、考核等综合措施，全面了解预选对象的德才学识和群众基础。并通过任前公示等有效形式，让“一把手”的预选对象站到台前亮相，经过多层次的过滤和筛选，把真正优秀者推上“一把手”的岗位。从而在源头上消除隐患，减少监督的难度。

要把加强理论学习作为“一把手”修身的奠基工程。唤醒和强化“一把手”科学评价自我，正确看待权力，强化自律意识，提高内控能力，逐步养成“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良好习惯和见贤思齐，从善如流的道德操守。

要特别重视“一把手”的合理交流。新环境对人具有一定的约束力。交流的“一把手”到一个新单位后，要打开局面，建立威信，就需要洁身自好，远离腐败。这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和自律行为，一方面，可以促进“一把手”良好操守的形成和巩固，另一方面可以对新单位的环境产生一定的净化作用。

所谓“腐败”，说到底就是公共权力被异化，被私化。监督“一把手”的根本目的就是控制“一把手”手中权力的运行方向，使权力运作与监督制约之间始终保持一种强有力的制衡关系。

要加强对用人权的监督。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通过民主选举、竞争上岗、认标上岗、任前公示等形式，让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走向“阳光操作”，以此减少任命制可能产生的负效应。另一方面，要全面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向社会公开干部的推荐程序，选拔条件和任用政策，坚持党组织集体推荐干部的原则。同时要建立举荐干部错误追究制，约束和纠正“一把手”在用人上的滥用权力行为。

要完善适度分解权力的制衡机制。在不影响“一把手”正确行使其领导权的前提下，根据党委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将“一把手”拥有的过分集中的权力适当分散，坚持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形成决议后由分工领导组织实施。要建立工作流程和结果通报制度。通过合理分权，减少“暗箱操作”的发生率，改变“一把手”一把抓的状况，使“一把手”腾出更多的精力抓大事。

要通过组织领导干部公开述职，开展民主测评和走访座谈，公布举报电话等形式，收集群众的意见和反映，切实提高群众的参与程度和监督质量。同时要注意整合社会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的综合优势，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网络，使“一把手”事事、处处感受到监督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