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研究方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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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届**全会以来，党的建设作为一门科学研究日趋受到重视，成果不断问世。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与党的建设实践相比，党建理论滞后的现象仍未得到根本扭转。究其原因，除了党建实践发展迅捷之外，与党建研究的方法不完全对头也有关系。因此，要从根本上扭转党建理论滞后于实践的局面，需重视党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一、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研究

研究党的建设，应首先搞清楚党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不弄清问题的来龙去脉，也难以完全解决现实问题。比如，关于联系党的基本路线建设党这个问题，只就此问题本身说来说去，很难把它说得更明白、更准确。要把联系党的基本路线建设党讲清楚，就不得不联想到建党思想中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建设党这条原理。况且，党的建设是在党的历史发展中进行的。所以，研究党的建设离不开党的历史。说过：“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这段话对研究党建很有指导意义。一是说研究党建中的现实问题需要联系党的建设史，二是说联系党的建设史旨在为研究党建现实问题服务。另外，研究党的建设现状，不仅要联系党的建设史，还要联系中国近代史，甚至整个中华民族文明史，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不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何以得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一结论呢？再者，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创造了灿烂的优秀文化，这是古为今用的丰富源泉。比如，中国古代有个哲学家荀子他曾说过：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国者，敬其宝，受其器，择其用，铲其妖。同志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专门引用过这段话。荀子的上述思想对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尤其是在选人用人问题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大家知道，实事求是是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而“实事求是”四个字就是源于传统文化。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规定，道德建设是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除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等共产主义道德之外，还要弘扬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如：孔子的“见义勇为”；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礼记》中的“天下为公”；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范仲庵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这些精辟言论经常被、邓小平等领导人引用，早已成为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列宁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选集》第4卷第285页)建党思想、邓小平建党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合乎规律的发展。当然，我们挖掘党的建设史、中国近代史、中华文明史，其目的还在于揭示当前党的建设的现状，理出合乎规律的东西。说得好，“古为今用”。这是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研究党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从中外政党的比较中研究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都是政党政治。目前，不存在政党或禁止政党活动的国家寥寥无几，因此有人称当代为政党时代。尽管世界政党现象错综复杂，各国党的产生、发展都有其特殊性，但认真研究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各国政党也有共性。关于这一点，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的定义中便可找到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组织。这个定义就是概括了政党的三个方面的共性之后得出的。可见，中外政党是有共性而言的。既然有共性，就有可比性。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外政党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各种政党共同遵循的规律。多少年来，我们所说的党建只是研究无产阶级政党产生、发展和活动规律，尤其是指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发展和活动规律。无论是从党的建设的科学发展要求看，还是从党的建设现实需要看，原来意义上的党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都是显而易见的了。从党建研究的现状看，尽管已有部分研究者已认识到拓宽研究对象的必要性并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但是多数党建研究者尚未完全意识到党建研究对象拓宽的必要性、紧迫性。时至今日，党建理论界还没有人写出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阐述政党产生、发展和活动规律的著作。这里边有两方面的问题值得重视：一是思想解放的问题。坚持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研究党的建设，坚持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领导地位、根本组织原则等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的基本点不动摇，这是不能含糊的。但这不意味着不能研究外国政党特别是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运作规律，也不排除我们可以借鉴和利用西方政党的某些带有共性的东西。说过：“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的确，西方的多党制我们决不能学，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是资产阶级的倾扎状态决定的，哪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也不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但我们不能以此来否定西方政党运作中的某些合理成份，如对权力的各种监督：宪法监督、议会监督、舆论监督、党派监督等。从我们党的建设实践看，只重视党内监督是不够的。二是党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说：“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这段话对我们端正研究党建问题的方法很重要。长期以来，我们只就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进行研究(这一研究是很重要的)，缺乏对其他无产阶级政党和中外资产阶级政党的研究。这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完全做到象所指出的“从特殊到一般和从一般到特殊”。我们应该做到如下的党建研究：从中国及其他国家共产党建设的特殊规律到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再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到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从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特殊(相对于政党来说)规律到政党的一般规律，再从政党的一般规律到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主要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研究外国政党，重点应放在外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尽管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丧失了执政地位，有的还更换了党的名称，蜕变为社会，但我们还是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因为研究他们失败的教训，对我们党的建设有直接的警示作用，可使我们党少走弯路。重点中的重点是研究前苏联共产党。前苏共是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是具有90多年战斗历史、执政达70多年的党。它曾经战胜过各种艰难险阻，取得过辉煌成就，令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恨过、怕过。就是这样一个强大政党，戏剧般地丧失了执政地位，不能不令人震惊。那么，苏共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党建理论界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把经济搞上去，果真如此吗？有人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共产党内部没搞好，试问他们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没搞好？这些问题决非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它需要党建理论工作者，从苏共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无产阶级政党、政党发展的一般规律相结合的新视角，认真研究苏共发展的轨迹，从而得出有力的结论，使我们能够实现达到以苏为鉴、以苏为戒的研究目的。

在研究我们党的历史发展时，我们不能不联系中国其他政党，主要是国民党。说：“中国的革命，自从**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年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就是国共两党合作、竞争、斗争(主要表现形式为战争)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彼此消长的结局。这种结局迫使我们思考；一个诞生早且握有全国政权的国民党何以被一个诞生晚且不掌握全国政权的共产党打败，一个革命党、执政党何以在22年内就堕落为一个为人民所抛弃的党，一个后起的比较弱小的共产党在28年内何以成为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为人民所拥护的执政党。究其原因，恐不能用只言片语所能概括。党建理论工作者只有对国共两党发展史进行一番比较研究方能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总之，如果能从中外政党比较研究的基础上着力研究我们党的建设，那么党建理论就会更科学更完善。

三、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研究

宏观与微观是相对而言的。所谓宏观上的党建研究是指就党的建设中带全局性的问题进行研究，而微观上的党建研究是指就党的建设中的某个局部或某一点进行研究。两者都不可缺少。宏观研究是战略研究，微观研究是战术研究。微观研究要以宏观研究为指导，宏观研究要以微观研究为基础，但又不是微观研究的简单相加。说过：“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然而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目前，在党建研究中，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均需加强。如对中国共产党的特点研究，这是一个宏观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极其特殊、复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在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如大海的条件下进行自身建设的。这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讲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条件大不相同。他们所指的是，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占多数，且有民主传统、有议会可利用等条件下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条件是：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封建主义却有几千年充分发展，经济文化十分落后。这不仅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想的执政党的建党条件不同，而且与原苏联东欧国家中的执政党的建党条件不同。然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竞成功地解决了上述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的难题，使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在不同于苏东共产党建设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形成不同于他们的特点。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苏东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之后，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却日益稳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75年的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对我们党的特点，在**年中央党建研究班上的讲话中曾有过一个概括：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是经过长期战争锻炼和各种艰难困苦考验的，有一批坚强骨干的党；是牢牢掌握着一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党；是在一个拥有11亿人口的大国中执政，40年来努力发展经济，特别是近十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做出了巨大成就的党；是在同帝国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中取得了丰富经验的党。党建理论工作者应对上述五大特点展开研究，这对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经受住苏东剧变的考验很重要、很必要。

与我们党75年来的特点相比，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特点就是微观的了，如重大转折时期党的建设的特点。从党的发展史看，党经历了如下重大转折：从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战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在上述不同的转折时期呈现出不同特点，这是因为党在重大转折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所以围绕中心任务所进行的党建必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认真进行党的建设的微观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党的建设全局，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自觉性、坚定性和科学性。

四、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研究

党的建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政治科学。党的建设科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党建理论工作者必须研究党建现状，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指导党的建设。关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既使如此，但也并非所有的人都完全理解了这一命题。我们认为，真正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首先要学习与掌握理论，其次要研究实际，用理论指导实际。若对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邓小平建党思想不甚了解，也就无法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指导实际根本无从谈起。若理论不与实际相结合，这个理论就是空洞无用的，理论本身也得不到丰富和发展。目前，在发展党建理论与把握党建现状两个方面，我们都做得不够。尽管党的**届**全会以来党建理论界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但由于多年来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我们还不能说党建这门科学已十分丰富和完善了。这方面尚有大量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另外，由于对党建现状缺乏系统的了解和研究，所以党建理论落后于实践的现象也还比较突出。在1942年《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曾经指出：“确实，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一般地说来，我们的理论还不能够和革命实践相平行，更不去说理论应该跑到实践的前面去。我们还没有把丰富的实际提高到应有的理论程度。”事隔半个世纪，这段话仍有针对性。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我们党是在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里，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军事、科技实力占明显优势的条件下，在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影响下，在复杂而艰巨的以改革开放为明显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进行自身建设的。就全党而言，党建实际非常复杂。就不同地区、行业、单位而言，党的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就更多更具体更复杂。如就地区来说，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就不同，汉族聚居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也不同；就行业来说，企业与农村、农村与城市就不同，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乡镇企业也不同。实际情况的差异决定了党的建设任务的差异。如有的地区、行业和单位思想理论建设任务突出些，有的干部队伍建设任务紧迫些，有的党风廉政建设任务更重些等等。对党建理论工作者来说，对党建实际的深刻的系统的全面的而不是肤浅的零碎的片面的了解，是党建理论界亟待解决并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怎样才能解决党建理论滞后实践的现象，如何加速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早在战争年代就提出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与知识分子的工农化的思想，实践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今天提出党建理论工作者的实际化与党建实际工作者的理论化似乎是有道理的。所谓党建理论工作者的实际化，是指他们在研究党建时，要以党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研究对象，避免就虚论虚；所谓党的实际工作者的理论化，是指他们在做决策抓党建时始终用党建理论指导，避免就事论事。这样，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党建、指导党建、加强党建会更有效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