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理论创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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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体制转轨会导致社会阶层结构和经济关系的变化，迫切需要我们党与时俱进进行党建理论创新，而非公有制企业的经济关系与党的建设问题又是当今企业党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呈多层次的特点，从而决定了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现象的出现，而经济成份的多样化又决定了企业中经济关系的复杂化。而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经济关系的多样性又直接关系或影响着企业中的党建工作。台州作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先发地区，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总量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我们认为加强对非公企业的党建研究，理论上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实践上，可以为当今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提供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借鉴，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一、关于台州市非公有制企业的主要特点及企业党建工作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台州积极鼓励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对以股份合作，个体私营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积极引导、大力扶持，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成为台州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市共有私营企业29789家，雇用人员110万人；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22.19万户，从业人员196万人；股份合作企业达2.9万多家。在工业总产值中，**年国有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中，集体经济仅占5%，非公有制经济在全市经济总量中占绝对的优势。

从台州市非公有制企业的情况看，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经济总量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全市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台州是中国股份合作制诞生的摇篮。历史上台州人就有重商传统，在文化上向来推崇气节，注重实践。自宋以降，又深受永嘉学派的影响，这些都对台州的人文精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铸就了台州人性格中的灵气与硬气。改革开放以来，台州人不等不靠，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自强不息精神，实现了台州经济的第一次腾飞，其中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统计，全市在国有及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工业总产值中，**年股份合作经济所占比重为10.8％，股份制经济占41.18％，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14.8％，联营企业占0.32％，私营企业占24.9％，而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分别仅占5.56％和2.35％。

二是企业规模扩大，实力明显增强。台州市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轨迹，一般是从家庭经营工商业开始，逐步成为合伙经营或股份合作企业，进而发展成为规范的股份制企业，也有一部分是国有、乡镇、集体企业转制为非公有制企业。经过2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中央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政策进一步明确，使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有些企业已成为本行业的强势龙头企业，在国内有较高知名度，如生产家用轿车的吉利集团，生产缝纫机的飞跃集团，生产冰柜的星星公司，生产压力锅的苏泊尔集团，生产有机玻璃纽扣的伟星集团，生产药品的华海集团，生产建筑管材的公元集团，生产胶合板的德仁集团等等，这些企业已成为区域性经济的重要支柱。

三是企业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高，组织形式进一步优化。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和组织结构优化，部分非公有制企业积极引进、消化、吸收先进的管理技术和经验，不断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在产权结构和要素组合上，已从产权不明晰向完全明晰方向转化，从单一个人投资向多形式、多层次混合持股方面发展。要素组合已从资金入股扩大到人才、资源、知识产权等多形式入股。有的吸收外资，成为中外合资企业；有的通过股权收购，兼并劣势企业而使企业规模扩大，资源得到优化。在管理体制上，逐步走向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和管理方式的制度化。如有些企业从外地聘请或从优秀员工中选拔管理层人员。非公有制企业的产业结构趋向合理，组织形式逐步优化，私人资本的改组、重组呈良好态势。

四是机制灵活，区域特色明显。该市各地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地方资源为基础的各具特色、主导产业的个体私营产业群体不断崛起，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特色经济的发展。全市已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专业乡镇，涌现了数十个产值超亿元的块状经济群体，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经济格局。如椒江的医药化工业、**的精细化工塑料模具业，路桥的日用品市场，临海市杜桥的眼镜市场，天台县平桥的筛网市场，仙居县的工艺美术品，温岭大溪的泵业，横峰的鞋业，松门的水产品市场，玉环的汽配业等，这些不同类型的专业市场背后，是数以万计的个体、私营企业和灵活畅通的销售网络，它们把台州的产品与全国的大市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五是发展领域不断拓宽，从工业扩展到交通、能源、农林、水产、金融、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金融方面，如台州市商业银行、泰隆城市信用社，是按股份合作制形式组建起来的，现存款余额达十几亿，甚至上百亿元。台州的民间办学也发展迅速，市全日制民办学历教育机构截止**统计，社会力量办学已达近百所，如椒江的书生中学、温岭之江高级中学、路桥蓬街私立中学等。

六是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轨道。就整体而言，我市非公有制企业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这些年来，非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的素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企业经营者的素质近年来也有较大的提高。不少业主积极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有关培训班，有的参加高校、党校举办的一些研究生班和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有的甚至化高价购买门票参加一些民营经济研讨班的报告会。经过各级党委的不懈努力，我市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截止**年底，我市非公有制企业党员总数已从**年的200多名，增加到22915名，党组织从**年的不到20个，增加到2034个。全市100名职工以上的非公有制企业1029家，其中已建立党组织的1027家，占99.8%；50—99名职工的非公有制企业1321家，其中已建立党组织的956家，占72.3%，有党员的企业1321家，占100%。党的力量不断壮大，党建覆盖面逐步提高，党组织的作用得到了有效发挥，有力地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据组织部门对全市50家建有党组织的非公有制企业的抽样调查表明，约82%的人认为党组织能够发挥较好作用。

二、关于非公有制企业中社会阶层结构与党建工作的关系问题

1、正确认识当前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新变化及其对党建工作的影响，是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前提

社会转型，体制转轨，导致了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又有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工业化、现代化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和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前者是由后者逐步演变而来。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也使得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等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步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化机制。这些情况表明，社会经济变迁已导致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出现，并且这种结构正在趋于稳定。正如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报告中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民，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可以拓宽和加深对于目前我国国情的认识，有利于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应当注意的是，研究和分析现阶段社会阶层结构问题应从当前的时代特征出发，应该有别于马克思和对阶级分析的一些方法和标准，因为马克思和所研究的时代，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主要是个人（私人）占有，而当代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和最大量的生产资料是由国家和集体占有的。同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比较复杂，并且明显具有多元特征，这就决定了仅用生产资料占有这一指标来解释社会阶层分化是不充分的。马克思和的分析阶级和阶层问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改造社会制度，动员广大民众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和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因此，他们的分析特别强调阶级（阶层）之间的对抗。而现阶段，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因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问题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是为了建设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执政党目标的变化也需要相应调整阶级阶层问题的分析思路，需要客观地分析当代我国各社会阶层的变化地位和特点，研究他们的经济、政治、社会状态，从而更好地协调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好地吸纳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到党内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快速健康地发展。

2、从社会阶层变化的进程看，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正确分析形势任务和国情，作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逐步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这个进程中，我国的经济制度和社会阶层构成已经并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在农村，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农民与市场有机地联结起来，一部分农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从事第二、第三产业，有的进了乡镇企业，有的成为个体户，有的成为私营企业主。这种阶层变化，有力地推进了农村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大发展，使得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长期以来阻碍地方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在城市，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第一，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一些企业的改制改组，越来越多的工人持有股份，出现了一些控股股东和大股东，有产者大量增加；第二，社会中介组织越来越多，从业人员不断增加；第三，在极具活力的民营科技企业中，活跃着一批年纪轻，知识层次高，掌握高新技术的管理人员；第四，外商投资企业快速发展，受聘于这些企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数量众多。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对推动科技进步，活跃城乡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扩大就业门路，满足人民多样化的需求，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于象台州、温州这样的国家重点投资不多，民营经济先发的地区来说，非公有制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

从以上分析可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充满着生机和活力，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点，而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则是这一支撑点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对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是一种非常有利的变化。一般而言，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多，意味着投资主体多，投资数量多，这无疑会带动当地经济更快地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构成成份在中国已经具备，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有的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只是各个阶层规模有大小区别而已。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会越来越发达，会使各个职业的比重出现比较大的变化，从而影响和改变各阶层的变化。对我国现代化发展而言，阶层比例的变化是必然的，其中社会中间层的规模会大大扩张，农民阶层和贫困层的规模会大大缩小，一些过渡性群体（如农民工群体）会逐渐融合在其所属的阶层之中。这种社会关系的变化，就要求我们党把握住这种发展趋势，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不断在这些组织中扩大党的影响力，增强党的控制力。

三、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若干问题的思考

社会是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每个社会中生活的个人结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而在这些关系中，生产关系是社会的本质和基础。上文所分析的由于社会转型，阶级结构发生变化而导致的经济关系的变异对于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本文试从经济关系等角度对几个涉及到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重大问题作一些理论探讨。

1、经济关系性质及党员标准的实践与理论突破

人的社会本质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认定的。由于一直来对经济关系中的焦点——“剥削”问题的争论，使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理论上存在一个亟需突破的难点。在实践领域，对于实践经验的总结，或者有些地方率先对某些原则的突破，也都反映了这一现实的矛盾。理论是反映人们的实践的需要并且为其服务的，在认识和评价各种事物时，必须着眼于实践的需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发展时期，理论上的诠释与澄清显得尤其重要。特别是对私营企业主的身份的认定以及与此相关的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的问题直接关系到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在此着重讨论由于“剥削”这一经济关系对于私营企业主入党以及党员标准的实践与影响。

中国私营经济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已为世人所共识，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但是要给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主正名必然要涉及重大的理论问题。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宪法予以确认的只是前两者即生产资料与收入分配的问题，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上，宪法承认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并存的状态，在收入分配上，也承认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共存的状态，但是，唯有在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上，由于“剥削”这一非常敏感的问题，它既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又涉及到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所以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对此话题的讨论要么是不敢越雷池一步，要么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未能从理论上予以突破，直至2002年的“七一”讲话。“七一”讲话对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的政治身份作了明确的界定，认为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对私营企业主阶层来说，这既是政治身份的认定，又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明确了私营企业主与其他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建设者的关系。这实际上解决了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的可能性问题。

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而言，理论上的突破后，更为重要的是要积极组织调查研究，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就台州的实际情况来看，近年来，市委高度重视非公企业的党建工作，出台了很多政策措施，积累了许多经验，取得了不少成效。但毋庸讳言，在组建率和作用发挥方面仍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加强。当前工作的重点是如何加强组织建设，扩大党组织在非公企业中的覆盖面和影响力问题。就组织建设而言，一是要加强在非公企业中发展党员工作，二是做好非公企业主的入党工作。对于私营企业主的入党问题，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完善私营企业主入党的手续，即既按照规定的程序，严格把关，同时又要借鉴党的八十多年的历史实践，对要求入党的私营企业主加强考察，具体而言，可以通过适当延长考察期（党的“七大”为二年）、增加介绍人（“七大”为三人）并加强对介绍人的监督、成立专门的考察机构或者增加审核程序等形式加强考察。在考核内容方面，实践中把握起来的难度也是较大的，如财产来源和使用情况、其政治觉悟、思想品质与入党动机等等，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就扩大影响力而言，实际上也即是党组织作用的发挥问题。建立党组织重要，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更重要。为此，一要拓展工作领域，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二是创新工作载体，激发党组织的内在活力，三是树立党建品牌，促进企业又快又好发展。总之，没有量的扩展就不会有质的提高。

2、怎样从经济关系的地位特征审视党建工作

（1）关于业主的政治态度与党建工作的关系

业主在企业中的最高领导地位决定了其行为的重要性。对党建工作而言，经常探讨的问题主要是企业主的“戒备”意识以及党组织的“从属”地位。这两者是相关的。企业业主认识到位，则比较有利于开展工作，不仅从资金还是其他方面都会予以支持，如台州的星星集团拿出数十万元支持党建工作，并专门成立该市首家非公有制企业党校。在台州几个党建工作开展较顺利的非公有制企业如飞跃、星星、中捷、九洲、东港、方远等企业中，企业主都显示了支持的态度，党组织活动开展得较好。但是，相当部分非公有制企业业主对在其企业组建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持疑虑的心态。突出表现在四个担心：一担心建立党组织会削弱自己的权力；二担心党组织以钦差大臣自居，搞外行领导内行，特别是那些有过国有企业工作经历的党务工作者；三担心党组织对其非常敏感的工人超负荷劳动及税收等问题实行严格监督；四担心党组织各种活动影响生产秩序。企业主的“戒备”，在客观上则表现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对建立党组织的阻力。在政府的社会动员能力相对减弱的情况下，来自企业主的这种阻力成为一大难点。在这些企业中，党组织由于无法赢得支持而对开展工作感到信心不足，作用发挥不理想。这两方面的情况表明，非公有制企业业主的经济地位特征直接影响企业的党建工作，这种认识也反映在职工的心理层面上。根据对788名非公有制企业职工的随机问卷调查，认为党组织在企业中居比较次要和从属地位的占45.7%。新型的经济关系由于其在企业中的显性特征，拒斥着政治关系介入。

一方面，先不论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在宏观层面寻求引导监督与规范的介入，党的支部并没有确立其政治的边界，只要符合条件的，依照党章规定其触角延伸至社会的任何一个角落。因此，对于党建工作，在此应当加强宣传，做好业主的思想工作。在党组织的定位上，只要我们党是执政党，只要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争论“第一位”还是“第二位”没有任何意义。因此，首先应当加以保证的是党组织的活动不会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负面影响，是围绕经济抓党建。但是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建立党组织并开展党建工作的原则不容讨论。当然，企业党组织必须通过作为赢得地位，赢得企业当局的支持。

另一方面，非公有制企业的业主，作为一个特殊的新生的社会阶层，也开始表现出其参政的意愿。而伴随企业的成长与经营规模的扩大，其政治参与的意愿与人数也在不断地增长。据对本市152家拥有职工人数超100人的非公有制企业的调查，业主为党员的52人，占该类别企业的34.2%；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人数26人，占17%，其中6人担任县以上人大政协常委以上职务，占3.9%，派并担任地方组织委员以上职务的人数有3人，占2%。在304家拥有职工人数超50人的非公有制企业中，业主为党员的79人，占该类别企业的26%。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人数16人，占5.3%，其中1人担任县以上人大政协常委以上职务，仅占0.3%。前者均强于后者。

在非公有制经济日益增长的现阶段，这些人士的政治参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他们必将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参与政治生活以试图影响政治系统决策过程。“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由于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的高度不整合，非公有制企业的业主必然由其经济利益的要求而在政治和社会方面争取较高的地位。在四个多样化的现阶段，特别是在象台州这样的非公有制经济占比重大的经济基础上，非公有制经济的业主作为一个阶层而参与政治生活应当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必须对这些人的参与动机加以考察。可以看出，现阶段约大多数非公有制企业业主是从寻求自我保护的角度参与政治，是为了解党和国家的政策，为企业的发展寻求定心丸，有的是为了抵御非规范化的行政干预，寻求趋利避害的途径，有的也是为了试图影响决策过程，寻求沟通和联系的渠道。另外，有些人是为了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除了满足虚荣心，还试图通过获取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头衔以扩大企业的知名度，提升企业的地位和形象。所以对他们的政治参与要规范其参与的行为和途径，进行适当的引导，以提高其参与质量，以作出更合理的、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政治选择。

对党建工作而言，一是上文所说的在发展他们为党员的问题上要加强考察，认真识别，同时要利用党的熔炉作用，加强他们的党性锻炼；二是增强其组织性，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其市场行为。对于业主担任支部书记的情况，这具有合法性的一面，但同时，虽然有人认为在平等的交换前提下不可能产生剥削，但是资本本身所具有的“剩余索取权”的特征和资本的社会权力特征，应当对业主作出一定的限制。再则，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在一些党建工作开展得较好的企业中，往往规模较大，经营也较规范，并且业主倾向于让党务工作者专门负责党的工作。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过渡阶段对业主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情况可以实行劝导制，比如规定，在企业员工超过100名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党支部书记宜由专门的党务工作者担任。在社会主义社会，党一方面自身要注意其阶级性和群众性的关系，同时也要考虑其执政的社会基础，不能一味地“堵死”，但是也应适当地加以“引导”。

（2）关于党员职工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诉求问题

在社会生活中，人的社会身份只是一个符号，它反映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社会性是人的本质，考察人的本质要从人的社会行为以及结成的社会关系入手。从这一角度看，党员职工的党员身份来源于其与党组织、与他人的那些由社会认定具备党员身份的行为标准及相应的观念和意识。从社会学意义上，党员的身份以及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只有在可被实践的并且在被不断的实践时，才成其为党员。

而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经济关系是显性的，被不断实践的，所以业主与员工的经济关系——雇佣与被雇佣可以由此认定。但是这种认定只能在确认在这一社会关系的领域时才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党员要成其为党员，必须将之置于另一社会关系的领域，这一领域对我们来说是党建工作所涉及的诸种关系。所以党建不开展或开展不正常都可能导致某些员工党员身份的丧失。

在非公有制企业里的党员职工，不少人认为自己不过是打工仔，是受雇于人，在企业里完成任务即可，所以只顾挣钱，不问政治，党员不党员无所谓，党组织的活动也不参加，有的甚至不愿意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这样一来，自己的党员意识和身份就逐渐被长期的工作和时间所遗忘，“政治人”的身份往往更多的让位于“经济人”的身份。根据组织部门的调查，在341名党员中有51%的党员认为经济需求是第一位。对这些人，一方面要加强教育，提高其思想觉悟，另一方面对确实属于党员意识淡化的应当按照党章的规定予以执行。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引起人们就业方式和就业结构的多样化，人们在不同经济部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流动日益频繁，党员流动性比较大。由于对未来职业的预期的不确定，非公有制企业中有很多党员认为自己是临时的，饭碗掌握在老板手里，随时有砸破的可能，再者有些党员不愿意丧失流出地可能拥有的利益，因此出现了许多宁愿把党组织关系放在村里或其他单位而不迁入企业的“隐身”党员，口袋里装着党组织关系介绍信却不拿出来交给企业党组织的“口袋”党员。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基础，也不利于各级党组织抓好党员队伍的教育管理，对党员自身而言，也不利于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承担，失去了党员应有的作用。随着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壮大，现在从农村、外地及其他企业进入非公有制企业长期工作的党员人数将逐渐增加，这一问题必须走向规范化。

所以对于隐性党员的问题，应当抓好其组织关系接转。根据台州有些地方的经验，对在非公有制企业工作半年以上的外来党员，原则上可将党组织关系转到所在企业党组织或企业所在乡镇工办支部等代管其组织关系。对农村党员在行政村担任职务的，确因工作需要，经所在地乡镇党委批准，采取缓迁的办法，其组织关系可保留在原行政村，待条件成熟后再迁组织关系，但必须参加企业党组织的有关活动。对原单位不给迁的，要积极做好协调工作，尽快迁转组织关系。对在企业发展入党的，原则上不允许迁回村里，情况特殊的，各地组织部门应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对在企业从事临时性、季节性工作三个月以上的党员，应持《流动党员证》或党员证明信，参加企业党组织的活动。另外，还应根据其流动的特征，积极探索其他有效的工作形式，为党员人才的流动提供条件。在组织机构的设置上，也应考虑由于党员流动可能导致的党组织不稳定的情况，同时，对于季节性或企业不稳定的暂不建立党组织。考虑现在的企业规模和党员数量的一般情况，虽然党员数达到三人时即可建立党组织，但可以考虑在未超过6人前可继续实行联建的形式，一方面有利于规范化建设和组织活动的经常开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使组织不至于由于党员的流动而解散或陷入瘫痪。

3、企业家族化的劳动关系对党建工作的影响及其发展方向

台温模式的非公有制企业，在前期发展中，都有企业家族化经营的问题，雇主与员工一般具有血缘与地缘关系或都比较熟悉，这种用工制度与整个社会信用水平较低有关，最主要的还是出于对产权关系的考虑。但在党建实践中，有几种情况是必须考虑的。

第一、发展党员除了严格履行入党培养、教育、考察和入党后的跟踪教育制度外，对于企业经营管理者或企业党组织负责人的直系亲属要求入党的，组织部门应慎重考虑。

第二、一半党员是血缘姻亲关系的不能建立党组织

这两者涉及到防止企业党支部家族化问题。调查发现，企业经营的规范化以及经营规模的大小是开展组织工作的重要环境条件，在一个比较好的组织环境中，容易形成稳定的工作机制和活动的气氛。在台州一些党建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企业往往规模比较大，经营比较规范，而那些党建工作比较落后或者一些没有建立党的组织或党员数量较少的企业却往往是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在对温岭市456家企业的调查中，比较50名以上企业与100名以上职工的企业显示了这一点，据我们所收集的资料来看，企业的规模与党组织和群众组织建立的情况持正相关性，在这些非公有制企业中，职工在50名以上的企业，平均年销售收入375.9万元，建立党组织比例为23.7%，每家企业拥有党员1.26人，而职工100名以上的企业，平均年销售收入1917.8万元，建立党组织比例为36.2%，平均每家企业拥有党员4.13人。在这些企业中，即使在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中，前者拥有入党积极分子的企业比例为4.3%，而后者为20%，有党支部而单独建立党支部的前者为40.1%，后者为87.3%；单独建立工会且工会主席党员或党支部书记担任的前者为13.1%，后者为36.2%；单独建立团组织的前者为17.4%，后者为44.8%。可见，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的党组织及相关组织渐趋正常化与规范化。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即我们急需建立党组织和发展党员的企业正是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而这样的组织大部分由于家族意识较强而容易导致建立支部和发展党员时走向家族化。这一矛盾使得党建工作必须谨慎。

第三、高层管理者中业主（老板）、其他主要出资人（如二老板等）、老板娘等与党组织负责人选的问题

由于这些人的共同的利害关系，在人选问题上，原则要求这些人回避。比如私营企业主不能担任党支部书记，二老板与老板娘不能担任工会主席等。在**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情况调查中发现，已建党组织的310家企业中，企业主与党支部书记一肩挑的企业数为116家，由业主亲属或其他主要投资人担任的企业数为18家，两者占已建非公企业党组织的43.2%。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非公有制企业业主的政治参与动机以及对党的认识水平的不同，使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政治资源分配过程中必须认真加以考虑。

在现代社会的工具性差序格局下，有限的资源总是要考虑与个人关系的亲疏远近，沿着“自己人”的方向流动。我党是执政党，入党不象革命战争年代那样有高风险，而且意味着能够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这种后致的身份能够带来更多的利益。在这个隐隐流露出要“数量”、“比例”“加强”的特殊时期，在发展党员或考虑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的人选时，就有可能实践这种“或然性”。所以无论是发展企业中本家族的人，还是发展“自己人”入党，关键一点就必然坚持标准，严格把关，对提出入党申请的同志在思想上、政治上是否成熟，在工作方面有无突出的表现，能否起到先锋模范作用等方面要加强考察。另一方面，正如一个社会的人际关系会从特殊关系向普遍关系的变迁一样，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用人机制的完善，在企业经营中必能发展在这种特殊的家族关系之外的优秀分子充实到党内。企业扩大经营规模，走规范化经营的路子，是这一问题逐渐得以解决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