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荣辱观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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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荣辱观表征着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素质与文明程度，它不仅反映了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的道德认知水平和道德境界，也规定了社会道德行为的价值标准与评价尺度，同时还是衡量社会道德实践对社会风尚的影响及其意义和价值。荣辱观作为核心道德价值范畴，一方面是指荣辱观的实践与人的道德认知和道德修养水平密不可分，在现阶段需要把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培养与人的羞耻心、责任心、荣誉感紧密结合。另一方面，荣辱观作为核心道德价值范畴的提出，与我国现阶段倡导的道德价值导向和价值目标紧密联系。翻开一部人类道德生活史，有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也有永远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有荣耀一生光宗耀祖的，也有忍辱负重死后倍享荣哀的；至于日常生活中卑鄙无耻、寡廉鲜耻、恬不知耻、求荣取耻之徒更是代代不绝。人生何以如此不同?每一个道德君子对此不能不察。

荣誉之心人皆有之，我们中国人有句成语：叫“富贵荣华”。“富”是经济上的，“贵”是政治上的，“荣”是精神上的，“荣”与富贵并列其实不妥。“荣”是高于富贵的。人可以轻视富贵，但不能不要荣誉。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可以不要富贵，但没有说不要“荣”。相反，他很重视名声和荣誉。

孔子思想影响中国数千年，荣誉和名声对过人来讲至关重要。富贵尚不为足，富贵荣华才是功德圆满。不义之财为国人所不齿，仗势欺人为国人所诟病。“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生为人杰，死为鬼雄”等说法中深深嵌入一个“荣”字，知荣明耻是中国人优秀的道德传统。

荣誉对人生何以如此重要呢？人对既有情境的不断超越，是通过个体不断作出卓越贡献实现的。从社会来讲，保持个人荣誉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道德力量，而个人耻辱则是阻止社会退步的道德力量。从个人来讲，求荣之心是促使个人甘于奉献社会的驱动器，而耻辱之心是防止个人甘于堕落的警示牌。知荣明耻，是一个健康社会的道德标志；求荣免耻，是一个充满活力社会的道德召唤。

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指引人生，首先要明确的是社会的需要、历史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荣”与“耻”都是社会对个人的道德评价，社会评价所依据的标准正是社会自身的需要。尽管不同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需要有本质的区别，但对于个人来说，认知这些需求是求荣免耻的第一要务。对于社会主义荣辱观来说，树立人民需要的标准是全部道德行为的出发点与归宿点。明确了社会需求，通过个人的劳动奉献去满足社会需求，是个人求荣的唯一正确渠道。而要了解社会需求，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不行的。所以，科学的荣辱观作为科学人生观的一部分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了解社会需求，盲目的求荣，有可能取耻。对于社会需求，尤其是关键时期的紧急需求和特别需求，常常为个人求荣提供了机遇。所谓“乱世出英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和平时期的灾难也易于产生光荣的业绩。火灾中产生救火英雄，洪灾中产生抗洪英雄，今天举国上下的抗震救灾同样为塑造英雄提供了机会。中华民族每遇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总有一批民族脊梁挺身而出。这表明，社会需要是个人求取光荣的前提。社会主义社会把人民需要树为全社会需要和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为个人获取光荣提供了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社会，服务人民是最大的光荣。我们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所以我们党是伟大光荣的党。

个人劳动奉献是求取光荣的根据。社会对于个人的荣辱评价，根据在于个人贡献。对社会利益的积极贡献是荣誉之本，对社会利益的损害是耻辱之根。英格兰哲学家培根在他的《论荣华与名誉》中说：“假如一个人能做成一件人家未尝试过的事，或者是一件经人尝试而被放弃了的事，或者是别人也做成过而未曾做得如此完美的事；如此他就可以比仅仅追随别人之后而做成一件更难或更高的事的人得到更多的荣誉。”培根把君主的荣誉分为五等。第一流的是开国之君，如罗谬刺斯、凯撒、奥陶曼等；第二流的是立法创制之君，也叫万世之君；第三流的是“解难之君”或“救国之君”；第四流的是“扩疆拓土之君”或“保国之君”；末流的是“治国之君”。

培根的五等荣誉是对君主而言，君主的贡献自然在政权的获取、巩固、扩大上，但特殊中也有一般性，从五等荣誉划分中不难看出，贡献越是具有原创性，所获得的荣誉越高。对于平凡的个人来讲，荣誉是在本职工作中的默默奉献。农民以自己的劳动、工人以自己的产品、军人以自己的军功、学者以自己的著作求取各自的荣誉。歌星有自己的保留曲目，厨师有自己的拿手好菜，只要在自己的本行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均是很荣誉的事情，行行出状元；相反，各行各业的滥竿充数之徒实则为耻。

正常人对于社会的贡献大多是求富求贵之举，求荣则要有超乎常人的贡献。但是，对于那些身陷逆境之人，如果能像正常人一样贡献则能获得很高的荣誉，如果能超过正常人的贡献则能长久地获得殊荣。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人的本性是在劳动的基础上不断超越既有情境，这种本性由于逆境的阻挡与压抑使得个体的贡献更为引人注目而倍受称颂。

一个相对完备的荣辱评价体系是激发个人求荣免耻的必要条件。一个人的德行长久地不为社会所称颂，而失德永不遭到社会谴责，个人就会失掉行为的道德规范，导致“民免而无耻”。荣誉评价体系既是检验个人道德的标准，也是主流社会倡导的道德提升方向。考虑到道德规范的社会普遍性，以最精炼的语言概括这一评价体系，俾众周知，方能收“有耻且格”之功效。“八荣八耻”虽非概念体系，但简洁易记，对于知荣明耻风气养成大有裨益。

社会荣辱评价体系包括政府评价、行业评价和个人评价。政府评价和行业评价是主导性的，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何以为荣、何以为耻，主流社会是整个社会的榜样。一般来说，政府的荣辱评价应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简洁明确，便于记忆和践行；二是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致民无所适从；三是有明确的荣辱标志，荣者树碑立传，耻者口诛笔伐；四是严格标准，杜绝弄虚作假，一次可耻行为能够弄脏水流，而一次错误的荣辱评价会弄脏水源；五是荣辱典范宜少不宜多，实践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现雷锋这个典型是最成功的。

荣辱评价体系中还包括个人评价。一个人的行为总是与他人相关，他人的评价是经常的、大量的和及时的，因而也是重要的。一个人不仅自己要知荣明耻，而且要经常赞美德行，鄙视恶行。如在战场上，称赞手下败将无异于自我肯定。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在日常生活中对别人德行的赞扬多于对恶行的批评。如果对恶行不能批评，良好的道德风气就难以养成。高尚就只能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就会成为卑鄙者的通行证。

明耻才能求荣。一个人可以不求“荣”，但不能不明“耻”。羞耻之心人皆有之，但羞耻心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社会长期的荣辱评价是羞耻心养成的外在环境，个人对自己行为的不断反省是羞耻心养成的主观条件。儒家强调修身养德，一日三省。在这方面，卢梭是个伟人。回想起来，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难以启齿的丑事与恶行，所谓人非圣贤。但是能像卢梭那样写下厚厚两大册《忏悔录》，检点自己的丑行，实属鲜见。读过《忏悔录》的人会发现，卢梭的许多行为的确令人不耻，但他的明耻使他仍无愧于上帝。有的人，为了掩盖丑事，不惜犯下更多的恶行，与卢梭相比，这些人就只配下地狱了。道德殿堂的圣洁，不仅因为我们的荣誉而洒满阳光，而且因为我们不断雪耻而窗明几净。

“八荣八耻”荣辱观所提出的行为规范要求和行为目标虽然并非是高深的理论，但是所揭示的道德内涵是一种理性的价值追求，其中既蕴含了社会的价值导向目标，也内含了个人的道德价值取向；同时所具有的新时期道德价值的实践性特征，实际上是从划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的意义上，廓清了人们在行为实践中的误区，从道德实践的层面上揭示了荣辱观的道德价值内涵，并把个人的行为纳入到具体的道德规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