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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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仅不同学科对发展有自己的理解和界定，而且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同一历史时期，处于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对发展的理解也存在着系统性差异，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什么阶段选择什么样发展战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发展观的演变

发展观是对发展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它体现着人们对发展的基本价值判断，是对发展理论和实践的总结与哲学提升，对发展水平评价有着重大影响，它集中表现在人们对发展过程中，发展要素相对重要性的判断和评价上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阶段性。

早期的发展理论是以经济发展核心内容和判断标准的经济发展观。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刘易斯，几种典型的思潮包括二元结构论、经济发展阶段论。二元结构论是刘易斯在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中提出的。他重点解释“现代”部门的收入分配和“现代”部门增长速度。在刘易斯看来，发展实际上可以简化为“现代的”和“传统的”两个部门，发展过程就是“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吸收劳动力的过程，是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发生重大变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在刘易斯的命题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变迁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历史之镜，吸收发达国家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就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解释和政策建议。经过十多年的历史检验，人们发现，有些发展中国家采取单纯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虽然有些主要经济指标提高了，但是整个社会并没很大的进步，人民的生活水平、健康状况、文化素质并没有相应的改善和提高，所以有人批评刘易斯的“经济增长”是一种“无发展的增长”。

社会发展观是对经济增长发展观偏差的修正，有很多代表性的观点和思想对我们探讨当代的中国发展观念非常有启示意义。如法国佩鲁强调人的发展为核心的新发展观，认为发展是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协同转变的现代化理论、强调世界政治结构是影响发展重要因素的依附理论等等。

人为发展的核心是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提出的，佩鲁指出，新发展观的要点在于，发展同作为主体和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社会及其目标和显然正在不断演变的目的有关。以经济增长为标志的片面发展观，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而当片面增长的代价暴露的时候，为一切人和完善人的发展就理应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一致接受的目标。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表述了对社会发展观的不同看法，这种观点认为：发展是社会特征变量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强调发展是社会特征变量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分化的理论渊源主要来源于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是一个多学科广泛关注的理论，人们为现代化赋予了不同的内涵，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化是工业化、科学技术化、富裕等内容的一个混合体，吸引了学术界和官方的持续注意力。

现代化是一个与传统相对应的概念，这就决定了由现代性而标志的现代化的是阶段性的过程。它是一个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从经济结构转变开始到非经济结构变迁的各个方面，著名学者列维提出可以根据从传统性到现代性的过程来比较社会和区分社会。为了使社会变迁为现代性社会，包括社会的传统结构价值也必须完全由一套新的现代社会性结构和价值来替代。列维分析了现代化的伴随现象和结果。他提出了区分“现代化社会”和“非现代化社会”的社会标准。

社会发展观中对于发展的第三种认识是依附理论，依附论是作为主流学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强调世界体系对发展的影响，以普雷什和佛朗克为代表人物的依附理论从世界结构的角度分析了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在于外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不平等。普雷维什在《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极其主要问题》一文中指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的“中心—外围”这样的经济结构。中心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外围是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中心处于支配地位，外围只能是被动的从属中心，而这种由于殖民时代延续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间不合理贸易比价，使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因此，普雷维什指出外围国家要获得发展必须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

强调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不发达的原因是由于不平等的国家地位造成的另一位著名人物的佛朗克。他提出了“欠发达的国家”这一理论来解释第三世界国家的欠发达状况不是自然条件的产物，而是长期殖民主义的结果。

多斯·桑托斯在研究了依附的结构后，给出了依附的定义。他指出，一个欠发达的国家，在根据外国需要确定其经济结构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依附性的了。依附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金融与工业的依附、科技与工业的依附和政府的依附。总之，一个国家的发展障碍不是缺少资本、企业管理技术、民主制度，相反，在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外部控制，依附与发展是不相容的。

如果说，经济增长发展观和社会发展观代表着国家是发展的组织者和评价者，那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实践，联合国是可持续发展的提倡者和评价者，发展到可持续发展阶段已经超越了国家和地域的空间限制，同时考虑到当代人与未来人在资源与环境问题上的公平与协调机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涵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当代与未来、个别民族国家与人类共同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二、国内对发展的理解

中国自主发展的道路决定了对发展问题的许多理解和实践是原创性的。“五年计划”从建国开始制定，至今已经出台了“十一五规划”，以“五年计划”为主线展开，可以看出国内对发展的理解。

（1）发展是总量的增长。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积贫积弱的国民经济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因此，能够快速发展就成为建国之始的主要目标，“一五”计划的经济增长指标即反映了这个特点，至于后来的“”则将此推到了极点。1978年改革开放后，历次“五年计划”依然把总量增长作为发展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究其原因是人口压力造成发展速度指标的过度追求和外在压力对增长目标的强化。我国与发达国家增长指标相差非常大（产业结构、人均GDP、国际竞争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必然是赶超战略。

（2）结构问题是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通常来说，经济总是不断扩张，经济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就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过程。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是相对应的，钱纳里通过对世界上154个国家20年发展的时间序列数据比较指出，产业结构变化，引发就业结构变化，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也是一个“二元结构”熨平的过程，可以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产业结构是核心，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城乡结构、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也自动调整，问题是，我国和西方的产业发展道路不同，因此，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与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存在一定的偏差。如果从初级产业、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份额来看，我国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上(不及工业化的中级阶段)：而如果从制造业份额来看，我国则处于较高发展阶段上(超过发达经济的初级阶段)。由于存在结构偏差，任何单项指标都不能反映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这种与标准结构的偏离和我国特殊的工业化赶超战略有关。这一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制造业实现了超常发展，导致了结构关系与标准模式的偏离。

经济结构调整历来为政府所关注，修正结构问题，一直是政府的一项基本工作。从“六五“计划开始，直到“十五”计划，政府对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的基本判断之一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十五”计划则把结构调整提到一个新的高度，指出我国已经进入必须通过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从中国自身的发展进程看，最大的结构问题是“城乡结构”即“二元结构”问题，但是，结构问题不仅是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还包括产业组织结构、地区结构;经济结构调整不仅是一国的经济结构，还受世界产业结构发展升级与竞争的影响，中国的发展不能不受世界发展的影响，这就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3）发展包括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方面。与发展观演变的规律相一致，中国政府对发展的认识也经历了强调经济增长到社会发展继而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六五”计划第一次把社会发展列入了纲要的重要内容，“六五”计划以前，中国的五年计划全称是“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这种变动本身就是我国开始把社会发展作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最好证明。1992年中国签署了联合国保护环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九五”计划中正式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比较“九五”计划与“十五””计划及“十一五”规划可以看出，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中国政府观念的调整，可持续发展不能取展和包含社会发展，它仅构成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三、国外发展观的启示

在对发展观认识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发展的理解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关心的是发展的增量，发展的经济层面和可测度部分，而发达国家则更关心发展的一些深层要素，如自由、权利等，这是不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毫无疑问，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这是从人类社会大系统的运行，以及从比较长的时间尺度上来认识的，它的意义在于指出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正如非工业化可能适合于一个国家某些地区，但尚不适合于作为整体的现代社会一样，在较短的时期内，在发展的某一个刻度，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不会相同的。能否走上那条必然的可持续的理想之路，“只能产生于现实的态度，否则就不会产生出来”。而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决定于各国政府的选择，这种选择既要积极地面对人类未来又要稳妥地面对传统的国际政治、经济、贸易体制和秩序的巨大惯性。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它有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实践，因此在对发展的理解上有自己的特殊性，如地区结构问题、就业结构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和城市化问题等与世界一般发展模式是有差别。所以，在新的时期中国政府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观，同时还提出了“五个统筹”等具体的战略目标和任务。之所以称为“科学的发展观”是因为这一发展观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和追求。它是对以往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正确总结和科学提炼。不但符合中国的发展实际，而且符合世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科学发展观的灵魂在于“和谐”，要实现科学的发展观，“关键”在于转变。它的目标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程度、人与人的和谐，包括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城乡之间的和谐、地区之间的和谐和国家之间的和谐。为实践它这一目标，根据这一发展观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就是要“改变发展模式”，并把以往的财富和权力的高度不平等分配、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相脱节甚至对立发展模式转变为一种新的合适的国家发展战略。

为了实现科学的发展观，紧接着中国政府又提出了推进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明确提出我国的生产活动要大力提高自然资源和利用率和废弃物循环利用的水平。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摒弃多年来拼资源、拼能源、先污染后治理，一味粗放扩张的做法，放缓经济增速，引导各方面致力于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致力于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产业水平，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处理好经济增长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这些都是新的国家发展战略的科学注解。

新的发展战略选择，不仅是资源、环境形势紧张情况下的理性选择，而且是人类社会应有的责任的态度的具体化。这一新的发展思想不仅适合中国的现在，而也适合中国的将来。不仅适合于发展中国家，而且也适合发达国家和人类社会未来，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国家发展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