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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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人均GDP在650美元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650～2555美元的为中等收入国家，2555～79ll美元的为中上收入国家，7911美元以上的为高收入国家。我国人均GDP在1996年超过650美元，开始迈出低收入国家的行列；去年又迈上了1000美元的新台阶，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将建成中等收入国家并开始向中上收入国家迈进。国际经验表明，走出低收入国家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对任何国家的成长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其突出特点是，可能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之所以能出现这样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其内在动因至少是，随着人们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们为“生存”而奋斗转向求“发展”，求“享受”，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更要住得舒适，行得方便，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这种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引起产业结构的大幅调整和升级，促进服务业长足发展，带动城市化加速。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的各种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如果处理得当，就能抓住战略机遇期，使经济社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但这一时期，往往也是人口、资源、环境等矛盾突出、瓶颈约束加剧的时期，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丧失发展机遇，导致经济增长徘徊。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经济增长方式如果不转变，从近期看，容易导致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从长期看，难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从更广阔的全球视野看，不仅我国的资源和生态环境无法支撑，全球的资源也难以承受；从发展的目的看，也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难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一)从近期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需要。*年我国经济增长9．1％，呈现出多年期盼的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活力比较强的好形势。在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不易。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经济运行中也存在许多隐忧，实现这一增长，我们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一是消耗了大量资源，加剧了资源短缺的压力。*年，我国实现的GDP，按现行汇率计算为1．4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GDP的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会高一些)，但为此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经折合后粗略估算为50亿吨。其中，原油2．52亿吨、原煤15．79亿吨、铁矿石3亿吨、钢材2．71亿吨、氧化铝1168万吨、水泥8．36亿吨，分别约为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40％。由于国内资源不足，约50％的铁矿石和氧化铝、60％的铜资源、34％的原油依靠进口解决，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日益增大。

二是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加大了物价全面上涨的压力。对钢铁、有色、化工、建材、能源等的旺盛需求，引发了这些产品价格的轮番上涨。去年12月与年初比，钢材综合价格由每吨3590元涨到4349元。螺纹钢由2553元涨到3702元，涨幅达45％左右，焦炭由每吨800元涨到1250元，涨幅达56％。尽管*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仅比上年上涨1．2％，但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上涨幅度已达8．1％，其中11月和12月，分别上涨了11．4％和13％，今年1月份同比又上涨14．1％。生产资料属于上游产品，其价格快速和大幅上涨，首先会挤压消费品等下游产品的利润空间，当下游产品生产企业难以承受时，必然要通过涨价释放出来。

三是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经济运行绷得过紧。去年原煤产量达到16．67亿吨的历史新高，增长15％，仍供不应求，许多电厂、钢厂“等米下锅”，使许多浪费和破坏资源的小煤窑死灰复燃。供电紧张地区从*年的lO个增加到*年的21个，而且缺电地区的紧张程度更加严重。由于缺电、缺煤，一些地区不得不重新启用高耗能的柴油发电，又带来了柴油供应的紧张。大量调运资源，又导致了铁路运输吃紧。*年铁路日装车只有6万多车，现在已经达到9万～lO万车，其中一半用于运煤。尽管这几年全球新建铁路的70％在我国，但运力仍然紧张，煤炭运输的请求车皮满足率只有68％。

当前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有大型煤矿和铁路建设发展滞后，一度对电力需求增长估计不够等供给方面的原因，但从需求方面来看，主要是能源消费增长过快。这里有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合理增长的因素，同时也与经济增长方式从总体上没有转变，特别是与钢铁、有色、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生产和消费超常增长有关。*年，钢铁、电解铝、水泥投资分别

增长96．6％、92．9％和121．9％。目前，钢铁生产能力已经达到2．5亿吨，在建规模8000万吨，全部建成后，*年产能将达到3．3亿吨，如果再加上各地拟建项目7000万吨，总能力将超过4亿吨，大大超出市场需求，特别是在建钢材生产能力中，仍有60％左右是长线产品。电解铝在建拟建规模500万吨，*年产能将达到1000万吨，水泥产量将达到10亿吨以上，也都明显超出市场需求。这些高耗能产业生产和投资的过快增长，使电力需求大增，导致电力供应的全面紧张。近两年电力供给是超常增长的，发电量继*年增长11．6％后，*年又增长15．5％，去年投产和新开工的机组均超过3000万千瓦，都创下了25年来的最高水平。火电平均利用小时已达到5760小时，是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如此，全国还是缺电350亿～450亿千瓦小时。从历史上看，电力弹性系数尽管年度之间有波动，但从20年的长周期看，平均是0．81，而去年高达1．67，说明经济的高增长是依靠电力的过度消耗支撑的，显然难以为继。

不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增长方式，从近期看，不要说难以维持去年9．1％的增长速度，即使保持7％的增长，难度也很大。按经济增长7％测算，今年发电量需要增长10％，新增发电量约1900亿千瓦小时。尽管发电装机预计投产3700万千瓦，要满足新增用电需要，原有机组平均利用小时还要在去年5760小时的历史最高水平上进一步提高，电力系统安全运行形势将更为严峻。按照新增发电要求，需要增加电煤约9000万吨，并相应增加铁路运力4000多万吨，保障难度也比较大。目前煤炭企业总体上已处在超负荷运行状态，采掘比严重失调，许多技术水平低、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小煤矿大量生产，乡镇煤矿产量所占比重已由*年的27％上升到去年的35％。在这种情况下，若产量增加过多，资源和环境会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安全生产形势会进一步恶化。铁路运输方面去年各主要干线已满负荷运行，今年铁路运量预计仅能增加9000万吨，考虑电煤运输和其他方面的运输需求，运输供求关系会更加紧张。

总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缓解资源约束的矛盾，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防止出现大起大落，在千方百计增加能源、资源供给的同时，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转变增长方式方面下大功夫，进一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坚决遏制某些行业的过度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动员全社会力量节能、节材、节水。否则，难以保持快速增长的好势头，弄得不好经济会出现大起大落。

(二)从长远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包括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其中，如何保障经济更加发展，力争2020年实现GDP比*年翻两番，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经济是基础，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翻两番的目标很难实现，民主、科教、文化、社会和人民生活等其他目标也很难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了前一个GDP翻两番。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使仍按能源再翻一番考虑，也面临很大的困难。按能源翻一番初步测算，2020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量将达到30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22亿吨、石油4．2亿吨、天然气*亿立方米。仅从满足国内煤炭需求来看，就面临四大压力。一是面临煤炭精查储量不足的压力。煤炭生产若达到22亿吨，需要精查储量125l亿吨，而目前尚未利用的精查储量仅为600亿吨。二是面临生产能力不足的压力。全国煤炭生产能力目前为15．6亿吨，考虑部分矿井衰老报废等因素，2020年前需要新增煤炭生产能力10亿吨。这意味着今后17年要建设百万吨级的大型煤矿1000个，接近美国目前的产煤总量。三是面临运输能力不足的压力。煤炭消费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但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北部和西部。这种分布决定了北煤南运、西煤东运的格局。按新增10亿吨生产能力中70％需外运考虑，要再建7条大秦线以及相应的港口。四是面临环境容量不足的压力。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分别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其中90％的二氧化硫排放来自煤的使用。继续按目前的方式大量消耗煤炭和排放污染，不仅国内环境质量难以改善，来自国际社会的环境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面对国内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利用国外资源来弥补国内能源资源的短缺。但还必须看到，大量进口海外资源，也存在一些难以回避的风险。首先，全球资源是有限的。据有关资料，全球剩余的可开采化石能源总储量为7800亿吨油当量。其中煤炭9845亿吨，石油1427亿吨，天然气156万亿立方米。极而言之，如果维持现有消费水平不变，化石能源总储量只能维持人类消费100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球能源产量中，国际贸易量充其量不到50％，重要资源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国际自由贸易量的比例更低，进口需求也不是可以无限得到满足的。其次，存在着市场和价格风险。作为资源消费大国，大量进口还会导致国际市场资源价格的上升。*年，我国进口的铁矿石达到1．48亿吨，占全球铁矿自由贸易量的61％，导致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由*年底的35美元涨到*年底的100美元，上涨近2倍。由于我国大量进口氧化铝，国际市场氧化铝价格由*年底的180美元涨到*年底的420美元，也上涨了1．3倍。三是存在着运输能力的保障问题。有些资源虽然海外有储量的保障，但开采后的运输能力也难以保障。以铁矿石为例，澳大利亚虽然有丰富的铁矿资源，但需要建设新的港口和铁路，才能保障运出。*年我国大量进口资源，还导致国际市场运力紧张、运费大涨。铁矿石海运费由*年初的每吨6．4美元上涨到年底的18．8美元，上涨1．94倍(中国一澳大利亚航线)。氧化铝的海运费由年初的每吨12．5美元上涨到年底的30美元，上涨1．4倍(中国一澳大利亚航线)。四是存在着安全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大国，重要资源特别是战略资源过于依赖进口，不仅涉及供求格局和价格变化等技术问题，还涉及如何打破现有垄断格局、运输线路安全保障等极其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问题，处理不好或出现难以控制的动荡，会危及我国的国家安全。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发利用海外资源，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但并不会一帆风顺，涉及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远比想象的复杂。

(三)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子孙后代和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20世纪的100年间，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同时也加速了资源消耗。全球GDP增加了18倍，石油年消费量由上世纪初的2043万吨增加到世纪末的35亿吨，增加了170倍；钢、铜、铝的年消费量分别由2780万吨、50万吨和6800吨增加到8．47亿吨、1400多万吨和2454万吨，增加了29倍、27倍和3608倍。其中，60％以上的能源和50％以上的矿产资源是由不足世界人口15％的发达国家消耗的。

进人新世纪，全球另外85％的人口将陆续进入工业化阶段。从人类已经走过的历史看，工业化的过程，是人类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加快积累社会财富、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过程。如何解决日益紧迫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工业化加快、经济快速增长的矛盾，是新世纪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目前我国人均能源、钢、铜、铝的消费量不到美国的l／11、1／4、l／7和1／8。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能源和主要资源的人均消费水平会进一步提高。据有的专家测算，按15亿人口测算，如果我国主要资源的人均消费量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届时，我国年消费的能源将达到175亿吨标准煤、石油47亿吨、钢6•2亿吨、铜1650万吨、铝3000万吨，全球能源和石油储量也仅够我国消费66年和30年。这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我们不能像美国那样奢侈地消费地球上的资源，也不能因为面临资源问题而影响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根本的出路在于转变增长方式，降低工业化进程中人均累计的资源消耗水平，缩短工业化进程，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

早在*多年前，我国古代思想家苟子在其《天论》中就提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我国资源储量的“本”本来就不强，竭林而耕、竭泽而渔、竭矿而采，不顾自然、不计代价、不问未来，不仅会很快耗尽国内资源，而且全球资源也不够我们消耗。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增长方式不转变，“几个地球资源也不够中国消费，，的说法，也就不那么危言耸听了。

我们毕竟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资源不只是我们中国人独享的，也不只是我们当代人消费的。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要考虑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不仅要考虑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也要考虑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因此，无论从国内资源储量、地球资源储量看，还是从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未来发展的要求看，我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资源消耗强度都是难以为继、不可持续的，迫切需要根本转变。

(四)从发展的根本目的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以人为本的需要。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还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提供更优美的人居环境、更清洁的空气、更甜美的饮用水、更绿色的食品，使人们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粗放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益的增长，使人们得不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粗放的经济增长，是高消耗的增长，必然导致过度向自然索取，生态退化和自然灾害增多，从而使社会财富减少；粗放的经济增长，是高排放、高污染的增长，必然会给人民健康带来极大的损害。由于大气污染，我国约有l亿以上的人口每天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因空气污染导致每年约有1500万人患上支气管炎。水污染使饮用水安全遭受威胁，可能导致各种疾病。固体废弃物的堆积不仅引来大量寄生生物，而且其渗漏液还会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各种污染导致的食品污染已成为我国食品安全中一个日益突出的现实问题。一些地方出现的许多疑难怪病和职业病，都与环境污染有关。人是最宝贵的资源，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身体健康的需要，也必须切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