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达成新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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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社会思潮激荡，围绕许多社会问题都有争论。将近年来的社会思潮进行一次梳理，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同时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可喜的是，青年记者马国川的新作《争锋：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历史记录。

近年来的社会争论，核心是对改革的争论。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从

一开始就有争论。但是*年以来，争论似乎尤为激烈。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体制相对滞后。

20世纪90年代以来，首先，政府及所属部门的权力日益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和部门利益相结合，公共权力部门化、垄断化，经济生活的审批和许可增多，利用权力进行寻租腐败的案例层出不穷，其结果，诸多的审批和许可大大降低了经济生活的效率，并加大了投资者投资、经营等方面的成本和风险。其次，部门权力利益化、刚性化，各部门都想方设法设立收费事项，甚至许多部门的收费通过立法形式合法化。特别是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削弱了地方的财政能力，催生了许多地方政府以合法合规形式出现的收费和罚款，甚至出现了屡禁不止的乱收费和乱罚款现象，先是加剧了农村地区的矛盾和冲突，因而不得不进行农村费改税的改革。同时，普遍出现的地方行政性收费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一是加大了居民、个体户和企业的负担，许多能大量吸收就业的自由职业、个体劳动和中小型企业，由于政府各部门的各种收费和罚款而不堪重负，发展动力受阻，地方政府的收费罚款，实际上抑制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扩大了社会失业的矛盾；二是过度的收费罚款，使一些低收入阶层反映强烈，特别是对教育、医疗等服务行业的乱收费社会反响集中，扩大了社会心理失衡。

因此，即使从未来我国以亿计的劳动力就业和社会民生的需要看，也急需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改变目前公共权力部门化、垄断化的状况，建设一个体现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要求的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这样既能有效抑制公共权力垄断化，尽可能减少腐败，更重要的是解决由此导致的社会关系失衡问题，提高经济生活的效率。

当前，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公民民主意识的逐步增强以及反腐败的严峻任务，使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他还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适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既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也是当务之急。在《争锋》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正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是如何推进，向何处推进，则人言人殊，歧见颇多。

我本来是研究经济学的，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今年年初，我们中央党校推出了一本《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我是这本书的总撰稿。这个报告给出了一个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我们认为，在未来三十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内，要使经济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健康快速成长，中国还是要实行适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与较为分散的经济体制搭配的模式。

当然，在采取什么模式上可以有争论。有争论是好事。不同的观点，就是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不同观点充分展开，在思想上探索各种可能性，比较各家观点的优劣，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的民族就能够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是，在向何处推进的问题上，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上，我认为，我们还是应该有共识，那就是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互助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改革新共识，然后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毫不动摇。只要坚持下去，努力不懈，逐步完善民主政治制度框架，完全有可能在2040年形成一个中等发达的成熟的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化国家，实现自1840年起两百年间无数志士仁人的光荣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