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适用诉讼时效若干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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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诉讼时效的客体（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

诉讼时效的客体，即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世界各国关于诉讼时效的客体的立法有两种立法例：一是将诉讼时效客体确定为原告的诉权，被告得以时效经过为由要求撤销诉讼或要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普通法国家以及大陆法系的法国、埃塞俄比亚等采此立法例。二是将诉讼时效的客体确定为权利人的实体权利，该类型又可细分为以请求权为客体（如德国、俄罗斯、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和直接标明以权利为客体（如日本）两种。[1]事实上，我国的判例与学说一致认为，诉讼时效的客体仅为请求权。[2]大陆法系民法理论根据权利的作用不同而将权利分为支配权、形成权、抗辩权及请求权。这四项权利中，后三种权利均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3]因为：支配权是指直接支配权利客体的权利，故法律不应对支配权进行限制，否则权利人就无法享受权利上的利益；形成权是指因一方之行为而使某种权利发生或消灭之权利，故该权利的效力非常强大，法律不允许该权利之永久存在，否则法律关系将随时处于不稳定状态，因而对该权利的行使应该有时间限制，但是法律通常通过除斥期间而非诉讼时效对形成权的行使加以限制；抗辩权是指他人请求给付时可以拒绝的权利，它作为对抗他人请求权的权利，始终是被动的、消极的、防御性的权利而不能主动出击，这一属性决定了它只能即时行使，否则就是放弃，故该项权利也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综上，只有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请求权之所以应适用诉讼适用，因为：请求权是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这就意味着请求权的实现必须借助他人的行为，没有他人的行为的介入，请求权的目的无法达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请求权长期存在，权利人可在任何时候行使，不仅使义务人长期受困于请求权人，总是纠缠于陈年老帐之中，而且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请求权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他人行为的支配，所以如果允许请求权长期存在，就等于长期限制了他人的行为自由，这是不符合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的；请求权概念是由德国学者温德夏特从罗马法和德国普通法中的诉的概念中发展出来的，它从诉权中分离出来之后仍未改变其与诉权的天然联系，即请求权均伴有一个诉权，当对方当事人不依法履行义务时，请求权人可依此诉权诉请求法院强制对方当事人履行义务。可见，诉讼时效制度总是与请求权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属性决定了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只能是请求权，而不能是其他权利。

诉讼时效的客体为请求权，但并不等于任何请求权均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通说认为，人身权请求权不应受诉讼时效限制。[4]学术界争议最大的莫过于物上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对此，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否定说。认为物上请求权与物权不可分离，既然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则物上请求权亦不能适用之。否则物权将变成空虚的物权，无存在之价值。[5]二是肯定说。认为诉讼时效制度以请求权为适用对象，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为请求权的一种，不应例外。此外，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为债权或准债权，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理所当然应适用诉讼时效。[6]三是有限肯定说。认为应将不同之物上请求权区别对待，只有返还财产请求权与恢复原状请求权这两种物上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其他的物上请求权皆不适用。[7]四是有限否定说。认为已经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所生的物上请求权不宜因诉讼时效而消灭，但未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所生的物上请求权及由动产物权所生的物上请求权则适用之。[8]否定说为目前我国学界的主流观点。

根据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我们赞成有限否定说。我国物权法第三章关于物权的保护中并未对物上请求权的行使规定任何时效，故物上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结合我国物权法第九条之规定，即“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为保护交易的安全和物权人能够正常地行使权利，物上请求权也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另外，有学者主张国有财产保护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主张国有财产保护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的依据是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之第170条，该条规定：“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笔者认为，依据民事主体地位平等、民事权利一体保护的原则，结合我国物权法之第四条之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第170条之本意应理解为国有财产的物上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但损害赔偿请求权仍应受诉讼时效限制。

二、法院能否对诉讼时效进行主动审查

当事人没有请求法院审查诉讼时效，法院能否主动适用？该问题已经成为长期困扰审判实践的一大难题。由于《民法通则》对此问题未作规定，理论界对这一问题也缺乏研究，致使实务界对此问题看法不一。一种观点认为，法院应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这种观点也是我国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做法。该主张的理论根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之第153条，该条规定“当事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起诉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查明无中止、中断、延长事由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另一种观点认为，诉讼时效只能由当事人主张，当事人不主张诉讼时效时，法院不能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主要理由是，诉讼时效的适用将使一方当事人获利而使另一方当事人不利，法院如果主动适用诉讼时效，违背了法院中立裁判的原则。

法院能否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与人们对诉讼时效完成后的效力的认识密切相关。各国民法关于诉讼时效效力的规定，有三种立法例：一是实体权消灭主义，将诉讼时效的效力规定为直接消灭实体权，采用这种立法例的国家主要是日本[9]；二是抗辩权发生主义，认为时效完成后，义务人因而取得拒绝履行的抗辩权，如果义务人自动履行的，视为抛弃其抗辩权，该履行应为有效，采用这种立法例的代表是德国和我国的台湾以及苏俄1964年民法典；[10]三是诉权消灭主义，认为诉讼时效完成后，其权利本身仍然存在，仅诉权归于消灭。采用这种立法例的代表是法国民法典、苏俄1922年民法典及匈牙利民法典。[11]

笔者认为，诉权消灭主义难以解释权利人仍有权提起诉讼的问题，同时也难以解释法官不能主动审查时效是否超过的问题。实体权消灭主义与实际不符，因为诉讼时效超过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仍然存在，只是不能获得法院的支持而已。因此，诉讼时效完成后的效力应采抗辩权发生主义。据此，法官不得主动援用诉讼时效。早在罗马法上就有一项重要原则，即时效只能由当事人主张而不能由法院主动援用。大陆法系多数国家继承了这一原则，禁止法官主动适用诉讼时效。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223条规定：法官不得主动援用时效的方法。日本民法典第145条也规定：除非当事人援用时效，法院不得根据时效进行裁判。瑞士债务法第142条也规定：审判官不得以职权调查时效。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虽未明文规定，但学说与判例一致认为法官不得依职权主动援用诉讼时效。但是，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于计划经济和单一公有制的要求，否定了这一罗马法原则。例如1964年的苏俄民法典第82条规定：不论双方当事人申请与否，法院均应适用诉讼时效。

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可否不待当事人主张而直接适用诉讼时效，在理论界有的学者认为法院应依职权主动审查时效，但多数学者认为法院无权主动适用，必须由当事人提出后才能进行审查。笔者赞同多数人的观点，理由在于：[12]第一，法官不得主动适用时效是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判例的通行作法。我国《民法通则》对此问题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在解释上应与多数国家的通行作法相一致，这样才能符合时效制度的发展趋势。第二，法院主动适用诉讼时效，是对当事人处分权的过分干预。诉讼时效届满，义务人就取得了一种可以不再履行其义务的利益，权利人如提出请求，义务人可进行有效的抗辩。既是一种利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允许当事人自由处分，换言之当事人对诉讼时效主张与否，是对其时效利益的处分，这种处分既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也没有侵犯国家、集体及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人民法院不应主动干预，否则就破坏了私法自治原则。第三，法院审查时效以当事人主张时效利益为前提，有利于法律与道德的融合。时效完成后，权利人的请求权并不绝对丧失，这要取决于义务人是否行使其时效抗辩权。如果义务人行使该项权利，表明其对时效利益的主张，法院应给予审查，以实现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如果义务人不行使该项权利，可能是基于良心的感召，愿意放弃时效利益、向权利人作出履行，此时如果法院强行适用时效，对权利人作出败诉判决或者驳回起诉，这是有悖于诉讼时效制度的宗旨的。

一审期间，被告并没有主张原告的诉讼请求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法院也未依职权审查诉讼时效，判决后，被告将原告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作为上诉理由提出上诉。就当事人能否在法院审理的任何程序中主张诉讼时效并获得时效利益？审判实践中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同志认为，当事人就对方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的主张，只能在一审期间提起，一审未提起，视为放弃诉讼时效利益，既使当事人在二审中提出诉讼时效问题，法院也不应支持。二审法院更不能主动审查诉讼时效。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妥当：首先，法律对当事人在二审中主张对方的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并无禁止性规定，故应当允许。也许有同志会担心如果允许当事人在上诉审中主张诉讼时效利益，会鼓励当事人一审中故意不主张诉讼时效利益，专门到二审主张，助长当事人不诚实诉讼现象的发生。笔者认为，这种主张虽有一定的道理，但这只能靠完善法律来实现，不能靠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来实现。其次，就民事诉讼法关于上诉审审理范围的规定看，当事人以一审中未主张、法院也未审查的诉讼时效作为上诉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1条的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对上诉请求的有关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审查。众所周知，诉讼时效是一定的事实状态，继续一定期间，而产生一定法律上效果的法律事实，诉讼时效作为一种法律事实，是一种客观存在，因此，当事人以诉讼时效作为新事实提出上诉，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13]

既然诉讼时效是一种法律事实，而且当事人又可以将其作为一种新事实在二审中提出，那么，一旦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这种新事实成立，案件如何处理。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的规定，原判决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当事人在一审中未提出超过诉讼时效而在二审中提出时，人民法院应当以一审认定事实错误的情予以改判。这类案件可不计入改判率。这样做可能导致一、二审法院裁判结果截然相反的情况出现，但在现阶段也只好如此。为避免这种尴尬情形的出现，有的法院正在尝试在一审中向当事人对诉讼时效进行释明。但如何行使释明权以及行使后当事人仍然在二审中提出诉讼时效时法院怎么办的问题仍然存在。

三、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定问题

关于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明确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该规定单从文义上看并无争议，但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审判实践，该规定还是略显苍白，某些特殊情形下的诉讼时效的起算尚未完全取得一致性的意见。

（一）无效合同与诉讼时效[14]

无效合同纠纷由于涉及不同的请求权，包括无效合同的确认之诉与相关的财产返还及损失赔偿之诉。对于无效合同的确认之诉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理论界有两种观点：[15]一种观点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之诉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合同无效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因而无效合同的认定不应适用时效是合法推定。在当事人一方请求履行合同义务时，相对方可行使抗辩权拒绝履行。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无效或者确认合同无效应当是有时间限制的。原因在于合同履行多年之后，如果仍坚持将合同确认无效，既有悖于合同无效制度的初衷，也与稳定秩序的法律宗旨不相符，不利于当事人的生活安宁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由于除斥期间的规范功能与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加以时间限制的目的相吻合，故主张合同无效的确认应适用除斥期间。

笔者认为，两种观点对于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并无区别，均同意无效的确认不适用诉讼时效，只不过后一种观点认为该确认之诉应受除斥期间的限制。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因为：该观点更符合实际，并且确认之诉并不涉及到权利人行使权利的问题，故不应适用诉讼时效，但是为了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并且为权利提供权利的一定的保护期间而应受除斥期限间的限制。

对于损失赔偿之诉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理论界并无争议，应当适用诉讼时效。

对于相关财产的返还之诉，一种观点认为财产的返还之诉就是不当得利之返还，故应适用诉讼时效，另一种观点认为其系给付人行使物上请求权的结果，故应区别登记所有权与不登记所有权，分别考虑是否应适用诉讼时效。[16]在不登记所有权场合，所有物返还请求权适用消灭时效，因为物上请求权若不因消灭时效而消灭，则容许有多年不行使的权利继续存在，有害于交易安全，并且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以特定人一定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为内容，因此应适用诉讼时效。在登记所有权场合，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则不适用诉讼时效，主要理由在于保护交易安全的需要，因为登记具有公信力，所有权归属的依据是登记而非占有不动产的事实，故即使登记簿上记载的所有权人长时期不主张不动产占有的返还，不动产所有权都不变化。故诉讼时效无适用的余地。

无效合同纠纷中的财产返还之诉与损害赔偿之诉的诉讼时效从不当得利返还义务产生之时的次日起算，也就是给付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请求不当得利返还的债权受到侵害之时的次日起算。问题在于，如何认定不当得利返还义务产生的时间，观点不尽一致。

一种观点认为，当事人受领给付之时，合同就是无效的（尽管这尚未得到法院的确认），换句话说，受领给付无法律根据，构成不当得利，返还义务立即产生。因此，诉讼时效期间应自受领给付之时的次日起算。

另一种观点主张只有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才发生不当得利返还的问题，并且返还的时间时常由判决或裁决确定。合同未被法院等确认为无效时，当事人一方乃至双方确实不知道合同存在着无效的原因，当事人往往以有效合同的内容履行合同义务，而不出现返还不当得利的现象。在有的情况下，给付的当事人即使马上知道合同存有无效原因，但他仍然愿意履行，表示将来也不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类似赠与），自然也就无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问题。

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因为该观点符合我国现行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我国关于诉讼时效计算采用的是主观标准，故应从当事人实际知晓合同无效之日起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二）未定履行期限的债权与诉讼时效

综观世界各国民法，关于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存在着以下三种不同的立法例：一是请求权产生说，主张请求权一产生，权利人即可行使请求权，这种立法例以德国民法为代表。二是请求权可以行使说。所谓请求权可以行使，主张权利人行使请求权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障碍时诉讼时效开始计算。所谓法律上的障碍，是指法律规定请求权行使之限制，在此限制未除去前，即不能行使请求权的状态，其与权利产生以后权利人由于疾病、外出等主观事由不能行使权利等事实上的障碍不同，在事实上的障碍存在时，由于权利的行使并不存在着法律上的障碍，仍然属于权利人可行使权利的状态，时效期间仍应开始起算。这种立法例为大陆法系各国立法之通例。三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说，主张诉讼时效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之日起开始计算。这种立法例为前苏联、东欧及我国民法所采纳。[17]

在我国，关于未定清偿期债权的时效期间究竟应从何时起算，在理论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为此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从债权成立之时起开始计算；二种观点认为，应从权利人主张权利而义务人拒绝履行义务时开始计算；三种观点认为，应从债权人给予债务人的宽限期届满之时起计算。

笔者认为，由于目前我国法律关于时效期间起算点的规定采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说”，故法官只能严格按照该规定所确立的标准去解决纠纷。在确定未定清偿期债权时效期间的起算点时，法院需要确定在未约定清偿期的合同中，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受侵害的具体时间。那么债权人的债权从何时开始受侵害呢？笔者认为，不仅债权人未提出请求且债务人未表示不还欠款时债权未受到侵害，而且即便债权人已向债务人作出催告，但在其规定的催告期届满以前，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而债务人以催告期尚未届满为由提出抗辩时债权也未受到侵害。因为，我国民法通则第88条与合同法第62条均规定，“债的履行期限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但应当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这两个条文中所涉及的“必要的准备时间”就是宽限期。在宽限期届满以前债务人拒绝债权人的履行请求具有正当理由。但是我国未来民法典修正现行立法关于时效期间起算点的规定时，应改采大陆法系各国所实行的“自请求权产生之时”或“请求权可行使之时”起算的标准。

（三）分期履行的合同（继续性债权）与诉讼时效[18]

分期履行的合同，其诉讼时效应按每一期的期限届满日分别起算还是从最后一期届满后起算，存在争议。有人主张从最后一期届满后起算，理由是：尽管合同是分期履行，但其义务的设定是依据同一份合同，其义务内容是作为一个整体构成了相对人的权利内容，权利人基于该合同所享有的权利同样也是一个整体的合同权利，其主张合同权利也是对整体权利的主张，故权利人可以在该项作为整体的权利最终到期而未能实现时，才就该项权利提出主张，诉讼时效自然应从整体义务的履行期限届满后开始计算。另有观点认为，虽然基于同一合同所约定的债务是一个整体，但在合同约定分期履行的情况下，实际是将整体的债务分割为若干个数额、履行期限，甚至是法律后果互不相同的、相对独立的债务。债务人应当在各相对独立的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时履行义务，否则构成违约，亦即构成对债权人相对独立的这部分合同权利的侵犯，。根据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计算的规定，应按每笔相对独立的债权履行期限届满时分别起算。对此，最高法院2003年11月对有关法院类似问题的个案请示中作出了如是的答复。

笔者认为，如果每个“分期债权”具有某种程度的经济上和法律上的独立性，则应当分别适用不同的诉讼时效期间。

（四）合同解除与诉讼时效

合同解除权属形成权的一种，形成权从理论上说，不应适用诉讼时效。但合同解除的后果（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及要求赔偿损害）则应适用诉讼时效。由于合同解除分为当事人主动解除和法院判决解除，在后果上又分为解除权溯及既往和不具有溯及既往两种理论，故如何适用诉讼时效存在分歧。

笔者认为，合同解除的后果的诉讼时效应从合同解释之日起计算。如果属于当事人主动解除，从合同解释之日起计算诉讼时效；如果系法院判决解释，则从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释。

四、诉讼时效利益的预先抛弃

诉讼时效利益能否预先抛弃？通说认为，法律不应允许当事人预先抛弃诉讼时效利益。因为如果允许当事人预先抛弃时效利益，有可能使权利人利用自己所处的优势地位，乘机逼迫义务人同意抛弃，处于逆境中的义务人将会被迫同意，这样便损害了义务人的利益，背离了诉讼时效制度的宗旨，因此，许多国家的立法明确规定时效不得预先抛弃。值得探讨的是时效完成后，义务人是否可以抛弃时效利益呢？笔者认为，诉讼时效期间权利人不行使权利，对权利人而言即胜诉权消灭，而对于义务人而言取得时效利益，产生时效抗辩权。既然是一种民事上的利益或权利，义务人自然可以自由处分，即可以行使，亦可以放弃。并且此时义务人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不利处境，所作出的抛弃时效利益的意思表示纯系其真实意思表示。实践中放弃时效利益，除了以实际履行债务、提供履行债务的担保等方式外，主要还有：1、债务人与权利人达成协议同意履行原债务。最高院1997年4月16日的（1997）4号批复中规定：“根据《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的精神，对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还款协议的，应当依法予以保护。”；2、债务人通过单方意思表示的形式向权利人表示放弃时效抗辩权或愿意继续履行的意思表示。如最高院在1999年7月21日的法释（1999）7号批复中规定：“对于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信用社向借款人发出催收到期贷款通知单，债务人在该通知单上签字或盖章的，应当视为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债权债务关系应受保护。”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债权人催款，债务人本有权予以拒绝，但债务人没有作出拒绝履行的表示，反而在催款通知上加盖公章，批复由此推定债务人放弃时效利益。3、实践中，存在另外一种情形，即在诉讼时效届满后，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还款计划，载明具体的还款期限。债权人接受该还款计划，视为双方对原债务的偿还达成了协议，当然可以参照第一中情形中最高法院批复所确定的规则处理。在1、3两种情形，对原债务的偿还达成协议是建立在义务人放弃时效利益的基础上的，这无疑问。但问题是，协议中约定了新的履行期限，是否应按新的履行期限确定义务人的履行义务呢？笔者认为，既然是一种新的协议，自然应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按协议约定的期限履行。而且，由于当事人达成了新的协议，新的诉讼时效应依据新的协议起算，并且可以中断、中止。在第2种情形，由于不能视为达成新的协议，是否义务人在催款函上加盖公章之后，权利人随时可以向义务人主张，而没有时效的限制。笔者认为，基于诉讼时效关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的基本宗旨，于此情形，可考虑从义务人加盖公章之时重新起算诉讼时效。否则，权利人不受诉讼时效的约束，随时行使权利，对义务人是不公平的，亦与诉讼时效的目的相背离。[19]

五、诉讼时效中断

（一）原则

诉讼时效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债权人行使权利而不是为了惩罚债权人，故只要债权人有针对债务人行使权利的意见表示，就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对债权人不能苛责太严。

（二）具体规定

1、债权人提供以下证据证明其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应认定诉讼时效中断：[20]

（1）金融机构通过特种转帐传票从债务人帐户扣收欠款本息，有银行转帐传票底单和原始会计凭证予以证实的；

（2）公证机关出具的证明债权人向债务人催收债务等主张权利行为的公证文书，符合公证文书制作要求的，但有相反证据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

（3）由于债务人住所地变更，使债权人难以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债权人在债务人所在地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公告，催促债务人履行债务的；

（4）债权人提供邮政部门出具的邮寄、电报收据以主张其通过邮寄、电报的方式向债务人催收债务的，但债务人提供证据证明债权人邮寄的函件和电报没有催收债务内容的除外；

（5）债权人起诉后又撤诉的；

（6）债权人的起诉经人民法院审理被驳回起诉或者驳回诉讼请求的；

（7）债权人向公安、检察机关报案的；

（8）债权人向债务人送达转让债权通知或对账通知的，或者债权人和债务人进行对账的。

（9）债权人以其他合理方式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

2、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构成诉讼时效中断，效力可追溯至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之日，“公告之日”为诉讼时效的实际中断日，新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公告之日的次日起计算。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受让原债权银行债权二年以后才公告的，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直接送达债权转让通知的参照上述规定。

3、债权人在保证期间内向债务人的连带责任保证人主张权利的，债权人对主债务人的诉讼时效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