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司法保障的方法论基础

导语：构建和谐司法保障的方法论基础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内容摘要：两个效果相统一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司法政策，也是指导和谐重庆建设中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司法方法论，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学理依据。针对认识上的分歧和实践中的偏差，本文从法理上论证了两个效果的内在统一性，并提出了检验审判工作社会效果的五项标准：即裁判的可执行性、当事人的接受程度、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对社会公众法律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以及是否增进社会利益。同时，从法律解释、法官思维、利益衡量、法官释明权的行使和司法调解的角度提出了贯彻这一司法政策的具体途径。

关键词：和谐重庆审判工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司法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内容，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人民法院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坚持两个效果的统一是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提出的一项重要司法政策，但全市广大法官对此问题的认识还远未达到统一，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诸多偏差。笔者以为，两个效果的统一对审判工作具有方法论的重大意义，很有必要进行深入地探讨。

一、法院审判工作追求两个效果统一的必然性

党的十五大之后，依法治国成为我党治国的重要理念和方略，“合法性”成为一切社会行为的评价标准，法院审判也不例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两个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政策，不仅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回应了社会的需要，而且符合司法的基本规律，是对社会主义司法本质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

（一）两个效果的统一是司法正义的本质要求

“除了正义，法律的理念不可能是其他理念。”[ii]立法、司法的理念同样也是正义。正义本身是一个很难作出准确界定的术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包含了诸多人类美好追求的价值判断，比如公平、效益、自由、人性尊严等。对于正义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深理解：其一，人类无法对正义问题获取绝对可靠的理性认识。人们不可能像对待自然界的科学规律一样去把握它，因为自然界受因果律的支配，只要存在特定的原因，就必然会引起特定的结果，对于社会生活而言情况要复杂得多。其二，正义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正义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但同时作为一个文化问题，必须限定其时空范围，立足于特定时期、特定地域和特定的文化背景，才可能对正义问题作出有效的判断。因此，概念主义法学关于法律可以做到尽善尽美，法官只是法律的喉舌，只需要扮演自动售货机的角色的主张是绝对不能成立的。司法不仅仅是对既存法律的简单适用，理性意义上的司法也无时不在循着正义的方向推动着法律的发展。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立法权并不创造法律，立法者只不过是在揭示和表述法律。”[iii]因为“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那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需要的表现。”[iv]立法所确定的只是规范层面上的正义，还需要通过守法和法律适用才能得以实现。法官审判就是根据立法所确定的规范和精神，对诉争的纠纷作出权威的裁判，并使裁判的执行产生立法者所预期的社会效果。立法的正义植根于社会，同时又以司法为中介作用于社会，法院审判既要服从法律，同时又服务于社会。因此，两个效果并非不相关联或相互矛盾，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法院审判工作所做的评价：法律效果是法院审判对法律规范和立法精神所体现的立法正义的实践程度，社会效果是法院审判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实质影响。如果具备了良好的法律，只要忠实地适用法律，就应当得出正义的裁判，实现立法的正义目的，满足社会对法院的正义需求。但由于立法、司法、社会等诸多原因，使得二者往往难以统一。将二者有机地协调统一起来就是司法的艺术问题，这需要正确的司法方法论作为指导，两个效果相统一司法政策的提出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很好解答。

（二）两个效果的统一是社会转型时期对法院审判工作的客观需要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直辖以来，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同时也积累了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的深层次矛盾：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社会就业不充分特别是库区移民就业困难、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v]目前，我市与全国一样，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政府职能迅速转变和社会需要协调发展的特殊历史时期，城建拆迁、资源利用、环境污染、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社会矛盾相对集中，社会价值和社会需求日益多元化和多样化，社会对法治的需求空前强烈，但司法功能滞后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人民法院既要严格厉行法治，又要反映时代需求，与时俱进地发展法律。[vi]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使得司法的局限性更加突出。而法律具有稳定性、明确性、普遍性的特征，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难以涵盖复杂的社会关系，按照三段论推理机械地适用法律已不再可能，必须加入多样化的社会价值的考量。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两个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政策顺应了时代的需要，也为人民法院服务党和国家大局，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顺利实施指明了方向和途径。就目前我国的法制和司法环境而言，立法还很不完善，社会生活复杂多变，社会矛盾十分突出，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我们应当自觉地将审判工作置于整个大的社会背景下去思考，努力将两个效果完美地统一起来。

（三）两个效果的统一是对既往司法政策的补充和修正

在我国的法律适用中存在两种极端：一是法律虚无主义，只求社会效果，无视法律的基本要求；二是法律教条主义，机械刻板地理解适用法律，严格追求所谓的“法律效果”。这两种倾向都是只持一端，没有坚持两点论。尤其是审判方式改革、引入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之后，进一步强化了所谓“依法裁判”的理念，过分强调法官的中立、独立和被动性，严格依法办案，片面追求法律效果。其实，即使在西方成熟的法治国家也不存在这种绝对主义的理解。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大量案件做到了依法裁判，程序合法，实体上也不能说不公正，但是矛盾得不到彻底解决，裁判结果难以执行兑现，案结事不了，社会效果不甚理想。两个效果统一的提出，是人民法院勇于正视自身问题的表现，旨在矫正以往司法理念上的偏差。

（四）两个效果的统一有利于兼顾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

“审判的法律效果是通过严格适用法律来发挥依法审判的作用和效果；审判的社会效果则是通过审判活动来实现法律的秩序、公正、效益等基本价值的效果。”[vii]法律效果是以法律规定为大前提，以法律事实为小前提，在法律的逻辑判断内下结论，讲究“严格适用法律”；而社会效果则是考察审判活动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实际影响。从大体上判断，法律效果重在形式公正，而社会效果重在实质公正。与形式公正相比，实质公正是法治的目的和内容，形式公正是手段和形式，二者一般情况下是相互统一的关系，但也可能出现脱节和冲突。法官审判案件，必须尽可能同时兼顾形式公正和实质公正，否则其公正性就要受到责难。引入社会效果的评价标准，就是要求法官充分考虑裁判结果可能对现实生活造成的各种影响，避免机械司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有利于实现实质公正。因此，坚持两个效果的统一就是力求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统一。

二、法院审判工作社会效果的评判标准

审判对法律效果的追求人们通常没有异议，认识上较为统一。但诚如某些人所担忧的，如果把社会效果纳入评判标准，将有可能陷入主观主义，为干扰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大开方便之门。为此，必须力图为社会效果的评判设定一些客观标准，根据笔者的理解，归纳出以下五项具体标准。

（一）裁判的可执行性

审判活动就是法官在查明案件事实、理清法律关系的基础上，作出程序上和实体上的裁决，并通过裁决的执行来矫正和恢复已经被破坏的法律关系。司法实践中的一些法院裁判，由于无法执行，审判的社会效果根本无从谈起；或者裁判的执行将引发更大的社会矛盾，其社会效果也不会理想。其实，在诸如社会保险、劳动纠纷等案件中，由于受历史和地方经济状况等原因的制约，尽管法律关系明确，是非分明，但严格按照法律下判往往难以得到切实执行，法官不宜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草率作出裁判。要增强裁判的可执行性，应当注意三个方面：一是裁判的主文表述要清晰明了，符合汉语言文字习惯，避免产生歧义；二是裁判要有可供执行的具体内容，无论是确认之诉、给付之诉还是形成之诉，都要针对诉讼请求作出程序上或实体上的处理；三是要充分估计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阻碍因素，避免机械适用法律，否则一味依赖法院的强制执行，反而有损司法权威。

（二）当事人的接受程度

审判活动解决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具体争议，当事人对诉讼过程和裁判结果的接受程度是法院审判工作社会效果最直接的体现。近年来日趋严重的涉诉信访问题、执行难问题折射出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的接受度不够高，我们应多从自身的工作质量、效率和作风等方面进行深刻反思。当事人的对法院审判的接受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积极的角度心悦诚服地接受法院审判，服判息诉；二是从消极的角度，由于法院审判程序合法，裁判结果公正，当事人不能对法院审判的公正性提出质疑，不得不接受法院裁判。因为诉讼涉及不同当事人的利益，所以让当事人接受法院审判并非也不可能一味地迁就当事人。对此，除力求裁判的实体公正外，还应当按照程序公正理论设置公正的诉讼程序，让当事人积极参与诉讼，保持法官的形象公正、清正廉洁，从而赋予审判无可置疑的公正性。

（三）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

社会公众不是案件的当事人，并不负有案件实体上或程序上的权利义务，但社会公众对法院审判的评价和接受程度直接关系到法院的公信力和司法权威，也是检验社会效果的重要标准。无论是对证据的审查、事实的认定还是法律的解释适用无不体现了基于法官个人的正义观所作自由裁量，但法官的自由裁量并非不受限制或没有边界。“法院的标准必须是一种客观的标准。在这些问题上，真正作数的并不是那些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而是那些我有理由认为其他有正常智力和良心的人都可能合乎情理地认为是正确的东西。”[viii]也就是说，法官的自由裁量必须站在多数社会公众的立场进行思考和判断，即便如此，这一衡量社会效果的标准仍然有流于主观的危险，因为“除了法官的人格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保证实现司法正义”，不过它至少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法官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四）对社会公众法律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

“今天的判决将决定明天的对错”。法院裁判旨在解决个案的争议，但对社会公众而言起到的是一种宣示的效果，能够对社会公众起到引导和示范作用，因而具有规范意义。法官有责任借助于裁判向社会传递出关于是非、善恶、美丑等价值判断的信息。如2001年发生在四川泸州的一起被媒体称为的“二奶遗赠案”就是对此很好的注脚：一男子黄某立下遗嘱，将遗产遗留给其同居女友张某一人所有，并对遗嘱进行了公证，黄去世后，张某根据遗嘱向黄妻索要财产不成诉至法院，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ix]本案法官不是简单根据遗嘱的形式合法、内容真实，就对原告的请求予以支持，而是根据民法的精神和社会伦理，以民事法律行为不得违背善良风俗这一基本原则，否定了遗嘱的效力，体现了法官的胆识和智慧，维护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五）是否增进社会利益

社会利益是一个被广泛使用而含义模糊的词语，如果不是严格的学术定义，可以将其归纳为因为法院裁判带来的社会收益，这种收益并不仅仅体现为物质利益，而且可以是满足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法律安定性、社会正义感、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的要求等等。如发生在我市的重庆特钢厂债务纠纷执行案，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各种原因，该厂负债高达5－6个亿，国家从战略利益考虑，决定不使其破产，于1997年注入解困资金，生产有了起色。有16家法院获悉后，迅速冻结了该厂近千万元的资金，使之重新陷入困境。最高法院获悉后通知这些法院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采取暂缓执行措施，待国家注入资金“放水养鱼”后再逐步收回债权。应当说这些法院的执行措施并无不当，特钢厂也无异议，但注入解困资金是国家为三年内大多数国有企业实现脱困而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最高法院的通知维护了国家的整体利益，有利于维护稳定、发展经济，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x]因此，法官裁判不能只关注当事人的个人利益，还必须站在更高的角度进行审视，将其与更大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进行衡量，才能作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判断。

三、实现两个效果统一的现实途径

在法治尚未完全建立，社会转型、体制转轨的重大时期提出两个效果相统一的司法政策，对于促进法治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也对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落实这一司法政策，使之成为指导法院审判工作的司法方法论，必须要有可供操作的具体途径。

（一）合理解释法律，丰富法院的裁判依据

法律解释是适用法律的前提，但运用不同的解释方法可能得出不同的解释结论。当严格按照文义、上下文关系等方法作出的解释，可能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应当重视社会学的解释方法，按照立法目的或者规范功能，选择符合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解释。[xi]如重庆高院于今年出台的《关于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将户籍登记在农村而在城镇连续居住一年以上受害人的赔偿标准按城镇居民计算，对城镇居民作出了有别于直观字面意义的解释，回应了社会对“同命不同价”的批评，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也顺应了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这一社会现实，更加符合社会妥当性和公正性。此外，由于法律概念的多元化，我们应从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角度理解法律。国家立法固然是裁判的依据，但根据案情需要，方针政策、乡规民约、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通过适当的解释也能够成为裁判的依据和标准，达到合法、公正、合理的目的，且更易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xii]

（二）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模式，避免裁判简单草率

法官审判必须运用法律思维，基于法律职业的内在视角和职业传统来观察、分析和判断法律问题和现象。作为现代的公共决策思维方式，除法律思维外，还包括政治思维、经济思维和道德思维。不同思维方式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归宿：法律思维以合法性为基本准则，政治思维力图权衡利弊，经济思维考虑成本与收益的关系，道德思维侧重善恶、好坏的评价。有不少诉至法院的案件，从法律角度分析简单明了，但在其他政治、经济和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下而成为疑难案件，根本不能简单下判。因此，法律思维并非单纯的形式逻辑思维，而是一种复杂的辩证思维，这就要求法官不仅要有良好的法律修养，还要有政治敏感性和大局意识、要深谙事理人情，不能拘泥于法律思维，要综合运用多种思维方式，充分估计裁判对社会造成的可能影响，从而作出既不违背合法性原则，又能取得最大政治、经济和道德效果的妥当裁判。

（三）借助利益衡量，平衡对社会主体的利益保护

法律设置的诸多权利是一定利益在法律上的反映，权利冲突或受到侵害的实质是利益的失衡，法院审判就是对争执的利益进行重新确定与分配，因此，离不开对当事人之间、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衡量。由于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利益价值等级秩序，利益衡量必须借助于法官的常识判断、价值权衡、一般的公平正义观念和经济分析方能进行。尽管利益衡量具有个案性，其对象是具体案件，追求个案的公正，但仍然可以从一般的意义上确立一个粗略的准则，作为法官参照的衡量标准。就当前的社会形势而言，笔者建议确定以下基本原则：一是保护生存权原则。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生存归入最低层次的需要，维护生存权具有无可辩驳的正当性。在诉讼中表现为对当事人生命健康权的尊重和保护，努力维护当事人的就业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与生存权相关的具体权利。二是保护弱势群体原则。一部分群众由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已是不争的事实，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大隐患。对此，在诸如劳动争议、工伤、交通事故、产品质量和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等案件中，法院不仅要落实立法在归责原则和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有利于弱势群体的规定，还应按照司法为民的要求，积极开展司法救助，落实各项便民利民措施，确保经济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三是保护公共利益原则。尽管现在是一个张扬私权的时代，但法律对私权的保护并非绝对化，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某些情形下法官应当对公共利益予以优先考虑。公共利益具体包括国家的政治安全、政治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以及维护社会公德、自然资源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方面的利益。其实，法律适用的社会效果，常常体现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优先追求。

（四）适当行使释明权，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

法官释明就是在不违背法官中立的原则下，在诉讼过程中给予当事人关于事实和法律上的指示，通过发问、告知和提醒等方式对当事人进行指导。由于目前我国大量的当事人诉讼能力不强，还不完全具备当事人诉讼模式的社会基础，法官进行适当的释明，引导当事人正确参与诉讼，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能够纠正当事人的一些错误观念，从而对诉讼建立起合理的心理预期，防止对法院裁判的过分依赖和不当指责。与释明权相联系，由于引入了社会效果的评价标准，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有可能与一般民众基于常识从文义上对法律的解释产生分歧，因此，法官还应强化对裁判理由的释明，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对其裁判依据、推理过程在裁判中进行详细、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论证，使其经得起推敲和检验。此外，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还能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有效防止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避免为追求所谓的社会效果而牺牲法律的安定性。

（五）强化司法调解，切实化解矛盾

调解在我国具有深远的历史文化背景，其对社会和谐和人际温情的精神追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不谋而合。调解尽管有一种反程序的外观，但由于建立在对话与合意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法律、道德、情理的立体方式，能够有效促进诉讼民主，缓解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情绪，与判决相比较对社会的冲击更小。通过调解结案，较为折衷和妥当地适用现行法律，既维护国家法律权威，又最大限度地给当事人一个公平的审判结果，有利于实现两个效果的有机统一。[xiii]近年来，在最高法院的倡导下，各地法院对调解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不仅民事案件大量调解结案，而且加强了刑事自诉案件和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工作，探索出行政案件的和解结案方式，很好地协调了两个效果的统一。可以说，司法调解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最规范、最有效的重要环节。

追求两个效果的统一是社会转型时期对人民法院提出的更高要求，全市法官应当自觉将其作为指导审判实践重要的司法方法论。笔者坚信，只有做到了两个效果的统一，人民法院才能不辱使命，有所作为，才能实践“为构建和谐重庆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庄严承诺，创造不愧于伟大时代的司法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