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党委的制度建设体现三大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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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地方党委在改进领导方式、完善决策体制和机制、扩大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整合组织资源、提高执政能力等方面作了不少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些改革虽然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但是还是引起了党内外各界人士和学者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这些改革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理念。

第一，体现了地方党委领导方式的制度化理念。

地方党委在探索如何更好体现执政为民的过程中，开始尝试寻找出一种制度化的新范式。从各地改革的情况看，党代会常任制就是这种范式的理想平台。实行党代会常任制的目的是通过党章规定的党的代表大会的法律地位和功能，发挥制度的优势，克服和纠正长期来形成的地方党委领导人和党委常委实际上行使的最高权力的政治惯性。由党代会和全委会行使重大决策权和决定权，如现在全国较多的省区市实行全委会票决制，体现了决策权力主体的转移和权力行使的合理分配机理。地方党委对政治领导方式的制度化途径的探索表明了今后一段时间将可能会出现自下而上的将党代会作为改革的重点和首选，随之而来的是日益规范的制度保障和党内权力配置的均衡化。也体现了地方党委作为主导地方发展的政治权力组织应有的政治理性和政治自觉，这样可以尽可能避免出现执政中的严重偏差和重大的决策失误。

可喜的是在目前阶段，有的地方党委已经深入到实行党代会的年会制，甚至在一些县、乡镇还试行月会制，即一至两个月就召开一次党代会，由党代会决定一些重大决策，由全委会具体执行。其中的意义是政治权力结构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即提供什么样的政治产品不是由领导人或者原来的实际上最高权力机构常委会说了算，而是由党的代议机关来决定。在县和乡镇层面权力结构的调整在当前十分必要，这与“十一五”规划强调社会发展的理念相吻合。社会发展是一个将公共资源合理分配的复杂过程，其先后顺序和如何配置的程度都对不同利益群体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落实到基层就是人民群众自己决定先享受什么，后享受什么，先落实什么，后落实什么的问题。而不是由地方党的领导组织，甚至领导人说了算。当然，由于社会发展的动力最终是经济发展，所以，作为执政党在基层的人，党的基层组织及其领导人也经受着发展过程中来自上级、来自于人民的政治压力。从这个程度上看，党的地方组织仍然要保持较为强势的政治支配权。这样的政治格局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党的地方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还要经受考验，尽管从总体上说其根本的利益机制是一致的。

第二，体现了重塑权源的理念。

近一两年来，地方党委重视权源的理念，反映在改革的实践中重视党员的民主权利，直接的改革着力点是基层党委书记的直选。通过党员直选党代表，党代表中直选党的领导干部这样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政治程序，保证当选的党员干部接受党员和党员代表的监督，用好权、执好政。这与党的领导人所强调的要选择有本事、靠得住、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体现了党组织和其他组织关系重构的理念。

从改革开放开始，党开始重视党和其他政治组织、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的关系。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就已经指出：“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十六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了发挥两个“核心”的作用，即：党委对同级人大、政府、政协等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这些组织中党组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及两个“独立”，即：党要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支持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及各类群众团体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地方党组织在这方面的实践探索也是不间断的，“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就是对“党委决定，各方去办”的具体纠正。在最近政治改革的实践中，党内职务和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政治协商机关的职务交叉，体现了党的组织和其他组织之间关系的重构进入操作层面。

笔者这里讲的组织关系的重构，涉及了党的地方组织作为一个主导的、公共的、掌握权力的政治组织和其他的组织，它们具有公共的或非公共的，具有立法权的或者行使行政权力的，或者参政议政的，乃至于代表非公共利益的团体之间在重建一种“治理”概念下的组织关系。治理意味着平等、合作、协商，妥协自然也是题中之义。

积极的政治改革实践需要政治成果来检验，这是当前最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政治成果的检验，一切的改革也就失去了意义和目标，也就失去了改革的动力。党内领导体制的改革，党内民主权利扩大，包括党代会常任制、全委会票决制、党代表直选和乡镇党委书记直选等。应该说，随着这些政治改革的推进，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人民民主的发展，这是一条符合政治逻辑的、会显现出积极的政治成果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