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放思想上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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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将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而载入史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阐发，是整个报告的主线。报告阐发这条主线有两个着眼点，体现了党对于这一重大问题认识的深化：一是着眼于实践创新和历史经验的总结所得出的结论性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这一结论植根于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实践历史，依托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探索，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感和事实根据，极具说服力，不易发生歧义。另一是着眼于未来发展和面对现实矛盾所作出的前瞻性分析：“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只有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真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因此，牢牢把握住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之处，是最为紧要的事情，需要特别认真地加以领会。其中，关于“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的论断，尤其需要全面理解和深刻领会。

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都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矛盾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新。许多矛盾不仅是我们从未遇到过的，甚至也是全球性问题，如环境生态问题、人类持久和平问题、消灭贫困和实现社会公平问题、人自身的价值依托和精神出路问题等，都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必须更多地总结我们自身的实践经验进行探索，并更为广泛地借鉴世界各国的探索。这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改革创新。二是深。所有的重大矛盾都是深层次的矛盾，不仅不易突破，而且具有敏感性和尖锐性，关系到改革开放的全局，关系到某些根本性的利益调整，如有序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更为有效地预防和惩治腐败问题等，不仅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更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需要高瞻远瞩和伟大气魄。这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改革。三是杂。我们必须解决的矛盾大量是积压式、交叉式矛盾，是由于我国现代史的跳跃式推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约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使得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历时性”方式呈现的矛盾在我国以“共时性”方式突现，使矛盾具有了集约化的特点，如早期工业、中期工业和新兴工业三个阶段的产业并存，中等发达、初步发展和欠发达的区域并存，以及“未强先大”、“未富先老”、“未发（资源）先枯”等奇特现象，都需要高度智慧和大局观念。这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综合改革。所有这些机遇和挑战，都要求我们必须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进一步解放思想摆在突出的位置。

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根本一致的，都是主观和客观相一致，但前者更注重振奋精神，而后者更强调尊重实际。我们今天突出解放思想，就是要求全党保持邓小平所一再希望的那样一种精神状态，一是开动脑筋、勤于思考、破除迷信、振奋精神，二是认准方向、敢干敢闯、勇于探索、允许试验（包括允许失败），三是尊重实践、善于总结、敢于走新路、不走大弯路。应该说，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是我们今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保障。

解放思想在今天对于进一步统一全党的认识具有特殊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在这一问题上，全党还需要进一步统一认识，而解放思想则是深化这一认识的关节点。从根本上说，解放思想是两个“统一”：一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亦即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另一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思想理论创新相统一，亦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破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僵化教条理解相统一、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相统一。邓小平对此做了详尽的分析：“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因此，反对两个割裂，即反对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割裂，反对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相割裂，就是我们所坚持的解放思想的基本原则。

解放思想的两个统一，决定了它必须体现三大特征：一是客观性原则或科学性原则，二是创新性原则或先进性原则，三是人民性原则或党性原则。

就客观性原则而言，我们所讲的解放思想，不是浪漫主义的空想，而是实实在在的道路选择，是以尊重客观实际，以是否可行、是否走得通为前提。

国际资本主义不想失去其在中国的既得利益，更不允许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中国与之分利，这就是中国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方式成为强国的重要国际环境。今天，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坚持“三不”，即基本价值不认同，基本制度不照搬，基本道路不重复，也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就科学性原则而言，我们所讲的解放思想，不是虚无主义的解构，而是以真理性认识为基础的实践创新，在今天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旗帜、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奋斗目标的伟大事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能够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不是说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把近代以来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形同“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唤醒，把蕴藏在他们中间的历史主动性激发出来，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开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历史画卷。这种历史的真实，不是任何谎言所能够颠覆的。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先进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可能采取割断历史、片面否定的极端形式，而只能是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统一，其基本形式只能是“结合”。党的十七大报告非常鲜明地提出，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创新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结合”的历史，包括“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等十大结合，本质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结合”是一个双向性的“发现”过程，即不断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国性因素和不断发现中国现实历史中的世界性因素。没有真正的解放思想，就没有这样宽阔而精深的眼界；没有真正的实践创新，就不可能在看似无路的地方走出一条新路。正是通过“结合点”把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统一起来，才使一度严重落伍的中华民族得以重新进入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大踏步迈向实现其伟大复兴的雄伟历程。

就人民性原则、党性原则而言，我们所讲的解放思想，不是抽象的精神自由，而是以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改革创新。因此，以解放思想推动的改革开放必然具备三个要件：一是自主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是自主创新，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改革创新的结果是国家分裂、民族解体，那当然不叫改革创新，而只能叫自我毁灭。二是首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具有“第一次”的特征，尽管它必然要学习借鉴别人，但其成果却必然不与任何已有成果相雷同，不是任何现成模式的翻版。仅此而言，停顿、倒退本质上是因循守旧，谈不上任何创新性，就注定它是没有出路的。三是先进性，真正的改革创新必然顺乎文明之潮流、体现时代之脉动、展示历史之未来，因而能够独领风骚、影响深远。如果只是历史回声的呼应、甚至是历史沉渣的泛起，那就不是改革创新，而是复辟倒退。

从解放思想上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解放思想本质上不是一个敢不敢想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付诸实践的问题。人类解放、阶级消灭、国家消亡、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人的异化、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不仅是马克思的美好理想，更是他着眼于“生活的逻辑”、确立实践优先的原则、“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结果。人类解放的政治形式是工人阶级的解放，消灭贫困化和消除异化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推动的未来社会的基本走向，使社会主义从纯粹的价值理想变成了科学理论。

社会主义革命“东移”，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外围首先发展起来，这和马克思等人关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是不一致的。但是历史地来看，当时具体的国际国内环境具备了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发生是有其客观历史根据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科学回答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首先发生，就使得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国家要面对三个“绕不开”和三大挑战。

从三个“绕不开”来看，一是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绕不开。因为革命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相对薄弱甚至很薄弱的外围地区爆发，对于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不能产生根本动摇，不能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映。这表明，不可能通过一系列不间断的暴力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必须要长期与资本主义共存，并努力在建设的环境中实现竞争，积累力量以超越资本主义，这必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二是市场经济绕不开，两种社会制度要长期共存，必须进行经济交往。由于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上比资本主义落后，不可能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因而必须进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搞市场经济就绕不开。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绕不开。进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没有别的方式，只有通过与国际惯例和通行规则接轨，打开国门搞社会主义，这就必须改革开放。

从三大挑战来看，一是社会主义的多样化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差异极大的国家，不可能沿用统一的模式，必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二是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问题。我们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低水平的社会主义，必须善于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学习，而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不被“西化”、“分化”，则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又一大挑战。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因而它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设想不同，并不直接就成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需要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这样，我们在需要不断克服急躁情绪的同时，又面临着如何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直面这三个“绕不开”和不断回应这三大挑战中形成和发展的。

一般地说，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它决定了推进这一事业的理论和实践必然具有无比突出的改革创新性。特殊地说，中国更是在各种客观历史条件几乎不具备的情况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每走出一步都必然凝聚着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创造性，都是“突出重围”。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路。这条道路的基本轨迹就是从照搬“苏联模式”到走出“中国特色”。正如邓小平同志所一再强调的：“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