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功能的准确定位及其实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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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的情况看，在非公有制企业要不要建立党组织、如何建立党组织的问题已经得到基本解决，目前的焦点是：党组织功能的准确定位及其实现方式，即如何实事求是地设定党组织的地位，如何使其真正发挥作用。

(一)

党组织是在“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还是在“企业职工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这是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功能定位的两种主要意见分歧。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曾经采用在“企业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定位，但是往往容易照搬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做法，要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包括企业经营方针、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重大技术改造、技术引进方案、财务预决算、资产重组和资本运作中的重大问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选拔使用和奖惩，等等，这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在实际工作中常常会引起私营企业主的反感、不配合。还有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采用在“企业职工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的定位，在实践中也曾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在“七一”讲话中，把私营企业主科学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党组织在“企业职工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很难包括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私营企业主。因此，需要进一步做出调整，以便使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定位更准确、更科学。

党组织应当处于非公有制企业的政治核心地位。这个定位同国有企业党组织定位貌似相同，但实质不同。党组织在国有企业的政治核心地位，是一种制度性安排。1997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明确规定党组织要参与企业重大决策、管理企业干部等。而非公有制企业产权是私营企业主的，企业重大决策和管理人员的任用均为业主的合法权益，是受法律保护的，党组织无权干预。因此，党组织在其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只能是一个通过自己工作不断争取的动态目标。

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的地位问题，实际上是党组织同企业、企业主、职工群众的关系问题。党组织如果能够凭着党员们优秀的生产经营才能，积极参与企业的改革与生产经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领职工群众投身于企业的改革和生产经营之中，促进企业的发展，并且能够站在国家、企业和职工总体利益的基点上协调矛盾，使业主和职工共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做出贡献，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党组织就是不可或缺的政治核心；对于私营企业主来说，党组织也应当成为政治核心，因为它比企业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在必要时，党组织要敢于同企业主的不良行为作斗争。但是，这种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企业更加健康的发展，其根本目的与企业主的目标不应当是对立的。如果党组织能够切实维护职工群众的权益，通过工会、妇联、共青团工作改善职工的劳动、生活条件，保障职工合理的工资报酬，保障职工参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民主权利，在职工群众遇到困难时能够及时给予关心与帮助，并且努力把职工群众培育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那么，党组织必然会成为企业职工的政治核心。

私营企业的党组织负责人和党员虽然受雇于企业主，但是，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具有思想、理论、政治和掌握国家权力的诸多优势，加上我们党在长期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的优势，党组织应当把成为非公有制企业政治核心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

浙江方远公司是年产值达5亿多元的台州市最大的民营建筑企业，拥有3000多职工。该公司50名中层管理人员中，党员有41人，占82%；在282名科技人员中，党员有42人，占15%。该公司建立了公司领导与党委领导联席会议制度，保障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决策。浙江九洲药业股份公司，年产值超过5亿元，销售收入近3亿元。该公司70多名党员，个个都是生产骨干、技术标兵、攻关能手、理财行家、管理精英。公司党委5名成员，人人都担任公司或分厂、分公司的主要领导。浙江温州正泰集团公司前党委书记吴炎(已病逝)以自己模范的工作和高尚的情操，被集团董事长、著名民营企业家南存辉尊称为人生的师长、企业的舵手、知己的战友、集团的内当家。温州神力集团有25名党员担任公司中层以上管理干部，占中层以上管理干部69.4%；其中副总裁、副总工4人，占集团决策层人员50%。浙江台州的东港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其重大问题决策，包括管理干部的任免，均先由集团党委讨论，再交公司实施。上述典型事例表明，党组织通过自己卓越的工作、优秀的业绩，完全可以成为非公有制企业的政治核心。

(二)

与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的准确定位密切相关的是：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人们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而且还有一个不断随着实践发展认识深化的过程。

2000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在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认为，党组织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具体有以下八项职责：(1)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依法经营，照章纳税。(2)关心企业生产经营的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支持和促进企业发展。(3)加强党员的教育管理，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4)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团结和依靠职工群众，关心和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5)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职工队伍。(6)协调企业内部各方面的关系，坚持原则，化解矛盾，维护企业和社会的稳定。(7)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支持他们依照法律和各自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8)完成上级组织交办的任务。

上述文件，虽然因为在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是新领域，带有探索、试行的性质，但对于指导、规范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工作起了重要作用。在执行这个文件过程中，人们普遍感到为难的是：党组织难以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依法经营，照章纳税。不少同志认为，这应是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任务。企业内部的党组织是由业主雇佣的党员职工组成，让他们去监督企业缺少法律依据，业主完全可以拒绝提供有关生产经营和税收情况的资料；让他们去监督企业，他们受雇佣的身份难以保证监督的顺利实施。此外，“监督”的做法，在实行的过程中比较容易同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提出的“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相悖。

其实，中组部的这个文件的提法是“引导和监督”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依法经营，照章纳税。党的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又重申了这个提法。看来广大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用引导与监督相结合的方式方法，让企业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法规。在“监督”的前面加上“引导”，把党组织对于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监督，同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监督区别开来，而且这种监督和“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针相统一。这样，才能使非公有制企业广大党组织对于企业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监督变得比较切实可行。

笔者认为，根据“七一”讲话和党的十六大精神，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的作用应当增加一条：用“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方法，使私营企业主做好“三个结合”，即把自己企业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把个人富裕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结合起来，把遵循市场法则与发扬社会主义道德结合起来，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三)

党的组织体制和形式与党的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更好地发挥作用密切相关。

非公有制企业“隐形”党员数量比较大，已是不争的事实。据中共义乌小商品城委会的同志介绍，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共有党支部17个(含新疆、内蒙古、兰州三个分市场支部)，在册党员232名，历年来共发展党员72名。但是，实际上有党员3万人。因为不好管理，不好领导，那么多的党员，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任?因此，没有哪一级党组织愿意把这3万党员组织关系接收下来，建立组织。

造成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软弱涣散和党员资源严重浪费的根本性原因是：我们党原有的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和规章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新形势、新情况。长期以来，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了一整套的组织机构、工作机制和规章制度，比较好地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确实体现了我们党坚强的战斗力。但是，随着新中国诞生，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之后，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党的组织机构、工作机构和规章制度都应发生根本性的变革：由革命党转变成执政党，由领导革命的党转变成为领导建设的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党没有能够及时地完成这个体制和制度性转变。

根据党内民主的政治原则，全体党员是党的主体、主人，党的一切权力属于党员，在党内生活中应由党员群众当家作主；各级领导机关及其领导者的权力来源于不同范围的党员，或者说是由不同范围的党员授予的。不论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还是普通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是完全平等的，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党内民主的政治制度，具体说是指党员大会和代表大会、党委会制度、选举制度、报告制度、罢免制度、监督制度等等一系列党内制度，以保障党内民主政治原则落到实处。

党内民主和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还意味着党员个人有相对独立自由的发展空间，以便个人品格和能力的提高，以便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先锋模范作用。如果每一位普通党员都获得了“自由发展”，个人的品格和才能都得到极大的提高，那么，我们党的先进性才能获得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P294)。如果每位党员个性不同的积极性受到压抑，个人品格和才能得不到很好的提高，那么，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也难以形成和发展，并且从根本上否定了党员在党内生活的主体地位，否定了党内民主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早在1962年就曾经严肃指出：“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2](P303)我们原有党的组织体制和制度，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后来又经过“以阶级斗争为纲”和计划经济时期，比较多地强调党内权力的集中，损害了党内民主，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证。虽然党内民主也曾经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但是，“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3](P330)。说到底，是没有及时地把我们党的组织体制和制度从“战斗命令制”彻底转变成为“工人民主制”。

如果党内民主机制、制度得到健全和完善，党员的民主权利不只是在政治原则上、而是在实际党内生活中得到切实的制度保障，党的体制和制度真正由“战斗命令制”转变成为“工人民主制”，党员的个人品格和才能普遍获得“自由发展”、提高，那么，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将会由“被动”转向“主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有了内在的精神动力(这是单凭思想教育无法做到的)，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和广大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的现象就会被消除。如果党的基层组织是由处于主体地位普通党员实行民主式的自我教育、管理，那么在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指导下，普通党员的品格就能得到“自由发展”、提高，而从根本上改变由上级主管部门负责领导、教育、管理，改变了党员经常处于服从的“被动地位”；那么，义乌小商品市场3万多名党员可以在上级指导下自己组织起来，实现民主式的自我教育和管理，宝贵的党员资源也就不会白白浪费。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以扩大党内民主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我们党“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且还明确指出，要“适应新形势，探索党员管理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我们应当抓住非公有制经济组织“隐形”党员这一突出问题，抓住制度建设与创新这个环节，切实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