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几个需要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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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在全国蓬勃开展，但也遇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迫切需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以改革的精神认真总结和思考，进一步完善选贤任能的科学机制。笔者就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几个易被忽视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片面强调干部专业化，忽视职业能力倾向测评

在选用干部时常常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根据专业背景来确定某人是否适合某职位，而不是进行科学的职业能力倾向测验来确定职位人选。这种片面强调“专业化”的用人导向偏差必然导致干部选拔视野狭窄，干部交流难，单位“近亲繁殖”等诸多问题。

专业化的内涵是指熟悉本行规律的宏观领导能力，并不是指某人必须是某行毕业的专家才能当这一行的领导。有的人在学术上成就显赫，但当不好一个单位的领导，有的人有领导的天分和悟性，却成不了专家，这说明管理和专家是两个概念。

能力倾向是一种潜能，是一个人能学会做什么的潜力，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相对广泛性。所以，我们在选拔领导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时，千万不要以“出身（经历、专业）”定终身，要测试其职业能力倾向，然后根据其能力倾向范围的大小来确定其拟任职位和未来发展方向，有目的、有计划地使用。对于职业能力倾向范围较大的同志，要进行多岗位轮转，为培养高层次领导干部做准备；对于职业能力倾向范围相对窄小的同志可以放在适合他的岗位上工作，培养专家型的领导。对于年轻同志，职业能力倾向是可以通过岗位训练培养的，不要过早用“死”在某一固定的领域或部门，要有意识地加大干部交流轮岗力度。

二．对用考试来选拔领导干部的科学性持怀疑态度

有的同志认为在公选中以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干部，容易选出能说会道、高分低能式的干部；也有同志认为，公选就是科举制，科举制选不准人，所以公选也选不准人。我们应当用历史和辩证的眼光来看待科举制和公选制度，不要一谈公选就认为是科举制的翻版，不要一提科举制度就一无是处。须知西方的文官制度和人才评价技术是汲取了科举制的合理内涵而产生的，我国的公务员制度也在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文官制度。

公选与传统干部选拔制度相比，从形式看，公选是在批判地汲取科举制合理内涵的同时融进西方现代人才素质测评技术；在全盘继承我党传统干部选拔方式的基础上，多加了一道考试的门槛。可以说公选是传统干部选拔制度的继承和创新。公选作为选拔领导干部的一种制度，既是一种目标和途径，又是一种手段和尺度，使更多的人拥有置身仕途参与政治的依据和机会，在扩大参政阶层、拓宽选才范围、提高干部质量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忽视个性特征对事业的影响

概括地说，个性特征包括性格和心理素质。我们在选拔领导干部时，常常忽视个性特征的考察。人才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的性格，它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一旦形成，就具有不可改变性；二是性格形成后，又对人的行为产生着极大的支配作用。“性格即命运”并不是宿命论。

人才成长的又一重要因素是心理素质，尤其在遇到困难、挫折时会起关键作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心理素质对人的事业起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战争中取胜的将帅和夺取冠军的运动员，均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另一方面，心理学家指出,社会上存在一些轻度心理障碍人群，平时这些人与正常人一样，但是，在遇到挫折时便会铤而走险。如果我们选拔的领导干部心理素质不健康，存在着障碍或性格偏执的情况，一旦大权在握，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危害性不可低估。因此，在选拔人才时，一定要进行心理素质测评，而不是“谈心色变”。

四．忽视道德品质对事业的影响

才是容易识别的，通过面试、口试、笔试、试用等手段可以看出，而德则具有隐蔽性，德的识别需要时间、时机和恰当的方法，所谓“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板荡识忠臣”即是此意。我们在实际考察任用干部时往往只重思想政治品质而忽视道德品质。道德品质是思想政治品质的基础。思想政治品质在考察中是较难把握的东西，但道德品质却可以通过其在非职业环境的表现，如为人处事、对荣辱升迁的态度、对家庭的态度等方面发现线索。

同志提出“以德治国”和选拔领导干部一定要选“靠得住”的人。所谓“靠得住”就是指政治上的坚定性。政治上的可靠往往可从其道德品质中表现出来。我们选拔任用干部，要善于从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道德品质考察其思想政治素质。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思想政治素质，而是把它具体化，把它变得更易操作。我们在提倡以法治国的同时，不能忽视道德规范对领导干部行为的约束力。如果道德约束达到一定强度，它会成为体制和法律无法比拟的制约力量，从而达到领导干部自觉规范其行为的目的。

五．凭经验考核人才，忽视人才素质测评技术的运用

目前，全国各地在公选工作中都或多或少地使用了人才素质测评技术，但在传统干部选拔方式中根本没有使用。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对人才素质测评技术的作用及意义认识不到位，认为人才测评是国外用于企业招聘管理人才的方法，不适合中国用来选拔官员。大家知道，我党传统选拔领导干部的方法有其合理性，但常以单纯考核代替全面测试，难以预测应试者的未来发展前途；以直接试用代替系统测评后的试用，选人的周期较长，人为因素较多；以单一的指标测试代替多方面的综合测试，片面地注重知识测试而忽略能力和发展潜质、职业倾向、个性特征、心理素质的测试等等。比较而言，人才素质测评具有手段多样灵活、针对性强、重视素质测评等特点。

美国哈佛大学设有一门世界上其他大学都没有的课程——观人学，并把它定为优秀学生的必修课程。其实，观人学在中国并非是一个新生事物。古代考察人才方法就有文王识才法、庄子识才法、诸葛亮识才法、刘邵选才法、刘向选才法、曾国藩选才法等等。如果把洋人的人才测评技术与中国古代识人用人的方法以及我党选拔干部的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就可产生适合中国国情的观人学，这将是社会科学领域——人才学的一大发明，也是对党的组织人事工作的一大贡献。

六．选拔任用失察追究实施难

《条例》规定，实行推荐实名制、考察实名制、任用票决制等，对领导干部实行选拔任用失察追究制，这样做有利于防止任人唯亲，增强干部选拔任用的责任意识。但从各地的试行情况看，都存在追究实施难的问题。原因有二：一是责任人无法确定。如实行推荐实名制，个别领导干部推荐提拔对象就会慎重，一般不愿署名，而采取打电话的形式，以群众反映某某人可以为理由，因是上级领导干部的意见，下级组织部门不敢不考虑；而单位党组织推荐是单位集体研究决定的，属集体意见；组织考察也是由一个小组来执行，提出的任用意见也是集体讨论决定；任用实行票决制，是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党委（党组织）集体决定，由于法不责众，因而上述几种情况都无法追究责任。二是追究时限无法明确界定。有些干部刚上来，还夹着尾巴做人，但过了三年五载或十年八年出了问题，这个责任应当追究何人？也有一些干部刚开始的确是好干部，但以后变坏了，这又当追究谁呢？所以，应对追究对象的追究时限和追究责任人做出明确、科学的界定，否则，责任追究不是空话就是冤枉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