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乡镇干部队伍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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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迫在眉睫

政协委员对乡镇干部队伍建设若干问题的思考

（博一博）××年平月

作为全国贫困地区来说，乡镇干部是党加强同农民群众血肉联系的直接实践者，是党的农村政策的执行者。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状况，直接关系我们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心能否实现，直接关系到我们党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能否达到，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和执政基础的巩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为摸清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状况，恩施州政协在××年底组成调研组对全州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现状进行了实地调研，接触了近百名乡镇干部和农民群众，通过大量事实证明目前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巳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候了。

一、乡镇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⒈乡镇干部对维护农民合法利益的度难于准确界定

党和政府实施以人为本的亲民政策，符合人类社会进步潮流，得到老百姓的真心拥护。随着亲民政策深入人心，广大农民群众的维权意识一天天增强，乡镇干部对农民群众合法权益保护的力度也越来越大。绝大多数乡镇干部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应群众所需。乡镇干部把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高度自觉转化为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无穷的物质力量，这是中华民族之幸甚！但在实行亲民政策，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过程中，在涉及各个具体农民时，乡镇干部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维护权益的前提是确定权益。乡镇干部同个别农民在确认其权益时，往往发生认识上的差异。乡镇干部在确认各个具体农民的利益时，一般是以具体的政策法规为依据，讲究的是其合法性，考虑的是普遍适用性；而各别农民在要求其权益时，讲究的是合理性，考虑的是各自的特殊状况。在正常情况下，合理、合法是统一的，但在社会主义法制逐步建设的过程中，合理的东西有可能还没有上升到合法的程度，合理的还不一定是合法的；而合法的又只体现一般要求，体现不了特殊要求，未必很合理。乡镇干部在处理这类事情时，只能以法规为依据。由此而同个别农民发生矛盾和冲突，以致种下上访—协商—裁决再上访……不断缠访的恶种。目前许多乡镇干部一半以上的精力已用到调解纠纷上，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整体的发展和政府职能所要求的其它服务。

⒉乡镇干部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于得到保护

落后地区乡镇干部的待遇水平极低，乡镇干部职业已成为不受人尊重，留不住人、即使留得住人也留不住心的职业。从职务升迁方面看，除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外，其它人升迁的机遇是非常少的，多数干部是普通干部，不做升迁的梦，一干就是一辈子。从经济收入增长方面看，在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下，经济落后地区乡镇财政囊中羞涩，许多国家有政策的合法经济待遇，无法给乡镇干部兑现。有的乡镇甚至无力支付干部出差的旅差费，一些干部出差时自垫支经费，回单位却长期得不到报销的现象时有发生。乡镇干部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元，却要负担在乡镇内办事的车费、油费，加上各种捐赠、救助等费用，年支出在元左右，剩下能用于自己生活支配的在元之间。这笔款额养活自己已较拮据，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来养活妻儿老小，更别谈满足享受和发展的需要了。职务升迁希望不大，经济收入待遇太低，激励机制上的缺憾，造成干部始终建立不起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自信，始终找不到全身心投入的感觉，始终达不到创造性工作的境界。穷于应付，疲于奔命，是相当一部分乡镇干部现实工作、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

⒊乡镇干部的领导权威难于得到维护

乡镇干部处在各种矛盾冲突的前沿，他们必须在政策法规允许的幅度内，有一定的自由裁定权。责任、义务、权力三者的统一，是干部有效处理各种矛盾纠纷的前提。但目前的情况是，在一些敏感的问题上，乡镇干部只有上下联系、左右协调的责任，只有做深入细致思想工作的义务，没有最终决定权。但农民群众不理解，认为乡镇干部不为老百姓说话，从而对乡镇干部不信任、不支持、不谅解、不配合，以致相关工作陷入极其被动的境地。如在基本建设征地时，国家给农民的补偿开出了一个弹性标准，要求各省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这个弹性标准区间内，取一个符合当地实际的恰当数值。经济落后地区实际执行中基本上是取弹性标准的低限值，这一补偿标准往往是由省级人民政府做了硬性规定的，乡镇干部只能照章执行，并无改变的权力。但老百姓却认为国家给出的补偿标准是很高的，之所以只能得到低限值的补偿，是因为乡干部截留了一部分，所以强烈要求执行弹性补偿标准的高限值。乡镇干部向上争取多给农民一点补偿，上级不松口，向下说服农民接受低标准，农民不答应，往往因一户谈判而做工作数十次。结果是无论怎么努力，总有个别农户的工作做不好，以致长期延误工期，甚至留下多少年扯皮不止的后患。乡镇干部一方面因不能及时做好群众的工作被上级批评，甚至扣发工资奖金等的事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因农民不能及时得到满意的补偿，被农民辱骂甚至殴打的事亦时有发生。乡镇干部不仅在做工作时，夹在上级和群众之间，老鼠进风箱——两头受气，而且人身权利还不时受到侵害。

⒋乡镇干部的职业风险增大，职业安全感下降

在中国官员等级中，乡镇干部是级别最低，工作环境、工作条件最差的，是官员中最辛苦，最应受到尊重和保护的群体，但目前他们受到的改革威胁却最大。一方面，国家要变大政府为小政府，要裁减财政供养人员，要减轻农民负担，首当其冲的就是乡镇干部，他们随时都面临被裁减的威胁。另一方面，国家要变命令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需要大量有现代科技知识、市场知识、经营理念的干部，去组织、帮助、引导农民走上致富之路。实际生活中，乡镇干部向上看，头顶上悬着随时都可能掉下来把自己裁减掉的利刃，向下看，则是农民群众要求提供满意服务的热切目光，而热切目光的后面是稍有差池就必然出现的严厉问责。责任意识、危机意识是一个干部必须具有的，但当责任和危机演变成一种安全威胁的时候，干部就有可能选择逃避。但他们又逃到哪里去？乡镇干部没有机会和时间去掌握其它职业的知识和技能，主动转业难，被裁减下来后再就业就更难。失去职业安全感的干部，是不可能全心全意做好本职工作的。

⒌乡镇干部提高素质的要求难于得到实现

乡镇干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同老百姓打交道。他们是做群众工作的排头兵，应该具有新时期做群众工作的新的本领和技能，包括现代农业科技、现代市场经济知识、现代营销技术、现代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现代执政党执政理论与执政能力等等。不具备这些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就达不到一个合格的乡镇干部的标准，就不可能在实际工作中取得创造性的成就。但实际生活中，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也没有节假日的概念。没有必要的工作闲暇，就没有精力去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而且由于经费、时间问题等的限制，没有必要的学习资料、学习工具和学习手段等，乡镇干部在工作闲暇时间学习几乎不可能，到县、市（州）级党校或其它高、中等学校进修学习的机会就更少，只能被迫在干中学。

二、乡镇干部队伍建设陷入困境的成因

乡镇干部队伍建设陷入困境，不是恩施州独特的现象，而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笔者认为，造成这一不良后果的共同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⒈思想认识错位。中国有九亿农民，乡镇干部充其量多万。这多万人代表人民政府担负着九亿农民的组织、管理、服务的任务，九亿农民也理应负担这万人履行职责必须的开销。如果说只有这多万乡镇干部，农民的负担并不重。但人们却将乡镇离、退休干部，事业单位、中小学的在岗职工、离退休职工等这些本已经不再是或从来就不是乡镇干部人员的开销，一并计入乡镇干部开销之中，甚至把全国吃财政饭的人的开销统统算进农民负担之中，并列举清朝多少农民负担一个官员，而现在是多少农民负担一个官员。以此来论证撤消乡镇机构、裁减乡镇干部的必要性。从恩施州实际看，按官店镇党委书记刘银昌同志的话说，乡镇干部不是多了，而是愿意一辈子在乡镇工作而又能给群众办实事的人太少了。恩施州山大人稀，交通条件、通讯条件等都较差，管理难度相对要大得多。以一刀切的方式来确定乡镇干部人员编制，事实上有许多工作没办法落到实处，农村阵地的一部分，甚至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有可能丢失，党的执政基础就可能遭到削弱。适当增加恩施州乡镇干部的人员编制是必要的，这笔费用不应由我州一地农民来承担，而应由国家统筹解决。至于教育及其它公共福利事业，更应该是举全国之力来兴办，而不是由乡镇收入来承担，把这类开销打在乡镇干部加重了农民负担的帐上就更是“冤案”。

⒉舆论导向错位。中国的“三农”问题是怎么形成的？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是怎么积累起来的？稍作分析，就不难得出是国家大规模从农业中提取积累以支持城市工业发展造成的，绝对不是乡镇干部数量太多，素质太低，贪污腐化、鱼肉乡里造成的。而我们的一些新闻媒体却不认真研究根本原因，不惜时间和版面，不顾绝大多数乡镇干部为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不顾乡镇政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的巨大作用的史实，连篇累牍地渲染乡镇机构及乡镇干部存在的种种问题，给乡镇机构和乡镇干部的形象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极大地伤害了乡镇干部的感情，使他们的职业自尊心、工作自信心降到了从来未有过的低点。在这种舆论环境下，还能够建设起一支执政、行政能力都很强的乡镇干部队伍吗？

⒊评价体系错位。目前对乡镇干部的评价体系，基本上不是围绕乡镇干部应做事的实绩展开，而是围绕上级评价部门的需要来展开，且这些需要是乡镇一级机构和乡镇干部几乎无法适从的。如在安全生产、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只管结果，不管过程。即不管曾经做过多少工作，也不管这些工作过去如何有效，只要当前出了问题，就必然一票否决；而在政治学习、法制管结果。记录做不好，台帐没建好，职工订报的任务没完成等，均可能在评先进时被一票否决，但许多情况下记录、台帐、甚至总结等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