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税局资产证券化交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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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认为，我国现行资产证券化税收政策对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以下简称SPV）税负的规定，消除了SPV环节的印花税，降低了所得税重复征税风险，为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税收环境。同时它也对信托税制的实践与理论带来了新的突破。当然，其操作性以及应用范围也需要进一步规范。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SPV信托税制创新

一、资产证券化中SPV税收地位问题的重要性

资产证券化作为当前金融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创新，其实质是融资方式从传统的借款人信用向资产信用的转移，SPV是一个专门为实现资产证券化而设立的特殊目的载体，它的设立已成为资产证券化的核心问题。资产证券化脱胎于担保融资，但与后者不同的是，资产证券化把借款人用作担保的基础财产独立出来，建构为一个法理上独立的特殊目的载体（SPV），SPV的主要业务是购买证券化的资产，并发行资产支持证券，最后用资产实现的现金流回报投资者。这一融资结构变化极大地扩展了金融市场的参与主体：从借款人一方看，即使其整体信用不佳，但只要有单项优质资产，就可以进入资本市场融资；从投资人一方看，独立化的优质资产不仅可以保障自己的投资回报，而且因SPV破产隔离的设计，还可以免受借款人破产风险的波及。正因如此，资产证券化被视为现代“金融脱媒”（是指资金绕过商业银行等间接金融中介机构，直接由资金的供给方流向资金的需求方，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等间接金融中介机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程度）下最具生命力的融资方式，也是发展最迅猛的金融产品。

然而，商业上的创新设计能否成功最终取决于融资成本大小。融资交易结构的复杂化、特别是SPV的引入，隐含着高昂的税收成本。传统的担保融资只是一个借款—贷款人之间的两方交易，通常只会导致贷款人一方就利息收入发生纳税义务。而资产证券化在借款人与投资人之间嵌入了SPV，呈现出资产转让、证券发行、基础资产管理与证券偿付三个环节，在税法上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如：原始权益人向SPV转让应收款等基础资产是否作为销售行为课税？SPV是否需要作为一个实体缴纳所得税或流转税等？资产支持证券的持有人获得的回报如何纳税，等等。①

上述问题中，SPV的税收地位最令人关注，它不仅直接关系到资产证券化的交易成本，还影响到对投资人纳税义务的确定。SPV虽然是整个架构的核心，但它只是一个消极性的资产载体和发行主体，需要一系列的专业服务机构来为融资与偿付提供服务。从投资回报的角度看，资产证券化并没有改变收益的来源和大小，投资人以及为SPV服务的各专业机构的收入来源都是基础资产池的收入及现金流（在信贷资产证券化项目中，则体现为原始债务人支付的利息与本金）。一方面，在资产证券化之前，这部分收入是由借款人（即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单独获得；在资产证券化之后，则由包括投资人在内的各主体分享。收益本已摊薄，如果再累加SPV本身的税负，则会进一步降低投资人最终收益水平，挫伤投资者的积极性，甚至可能令整个交易在商业上失去意义；另一方面，如果对SPV免税，又恐怕SPV成为借款人或者投资人转移收益的“储藏室”，同时可能在资产证券化参与者与其他融资方式的参与者之间人为制造税负差异，有违税负公平原则和税收中性原则。

从国外的资产证券化实践看，SPV的税收地位问题一般在两个层面加以解决：一是市场层面，即在证券化交易结构的设计中通过选择恰当的SPV组织形式以及证券类型来减少甚至避免SPV实际承担的税负；二是立法层面，通过专门立法减轻或者豁免SPV的税负。

SPV可以采取公司（即特殊目的公司，SPC）、合伙、信托（即特殊目的信托，SPT）等不同商事主体形式，它们在独立性、破产隔离、发行证券的灵活性以及税负方面各有优劣。①从避免实体层面的税负考虑，人们通常选择信托（特别是授予人信托）、合伙等组织形态，由此可能承担其他方面的一些不便，如发行的权益凭证单一（在授予人信托的情形下，可分为优先/次级结构）或者投资人数限制及转让限制（在合伙的情形下），等等。如果为发行证券之便利而选择了公司形态（SPC）或者不符合管道实体条件的其他信托形式，则通常把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设计为债权性凭证，利用债息税前扣除冲销SPV的应税所得。

立法层面的解决方案旨在消除不同组织形态的所得税税负差异给市场主体自主选择SPV形式造成的困扰。美国的REMIC和FASIT制度即为典型代表。这是税法上创设出的两种税收待遇，前者应用于按揭贷款证券化，后者可以应用于包括按揭贷款在内的各种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证券化。不论当事人对SPV的选择是公司、合伙还是信托形式，只要符合REMIC或者FASIT的条件，就可以将SPV申报为REMIC或者FASIT，此时，SPV取得的所有收入都不承担实体层面的所得税，仅由SPV的权益持有人申报纳税。同时，不论SPV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是股票、债券、合伙权益或者信托利益，如果符合REMIC中“常规权益”的界定，则都被视为债券。②

二、我国现行资产证券化税收政策有关SPV的主要内容

我国目前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税收政策集中体现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6]5号，以下简称《通知》）中。与国外SPV的税负主要体现为所得税不同，按照我国现行税制，在不涉及境外发行的前提下，SPV税负涉及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和营业税三个税种，《通知》采取了有征有免的税收政策。

（一）暂免征收与SPV相关的印花税

对信托SPV印花税义务的免除，是通过豁免受托人在接受信托财产、管理信托财产过程中所签订的各类合同的印花税义务而体现出来。《通知》规定了下列五个环节暂免征收印花税：（1）设立信托SPV并转移证券化的信贷资产时，受托机构与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起机构签订的《信托合同》。（2）受托机构与贷款服务机构签订的《委托管理合同》。（3）P托机构与资金保管机构、证券登记托管机构以及其他为证券化交易提供服务的机构签订的其他应税合同。（4）受托机构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行为。（5）受托机构为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而专门设立的资金账簿。

按照信托法的基本原理，因管理信托财产而发生的费用应由信托财产本身承担，印花税正属此列。若非豁免，上述众多管理环节的印花税税负将显著增加交易成本。需要提及的是，《通知》对于围绕SPV的各类服务合同，仅免除了受托机构以及发起人方面的印花税义务，对于保管银行、登记机构等依然课征印花税，充分体现了对SPV特殊性的关注。

（二）SPV承接发起银行的营业税纳税义务

按照《通知》的规定，受托机构从其受托管理的信贷资产信托项目中取得的贷款利息收入，须全额缴纳营业税。现行税率为5%.受托机构是纳税人，但实际税负由信托财产承担。

SPV的全部功能就是作为基础资产的载体，其除了回收资产池中信贷资产的利息与本金并依约偿付投资人外，并没有其他经营活动。现行税收政策要求SPV就信贷资产利息收入承担营业税纳税义务，实质上是将SPV视为金融机构，因为只有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利息收入需要缴纳营业税，非金融机构则只涉及所得税义务。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资产证券化条例》第四十条也有类似的规定：“特殊目的信托财产之收入，适用银行业之营业税税率”。

这一规定似乎也是对市场人士关于信贷资产从银行转移到SPV将“导致国家丧失源自信贷资产利息的营业税收入”的质疑的一个回应。①信贷资产的转让作为一种债权转让，并不在现行营业税的税目中，《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奥伊尔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从事金融资产处置业务有关营业税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5]55号）中曾明确指出：“……出售、转让债权或将其持有的债权转为股权不征收营业税”。由于信贷资产在银行手中承担营业税义务，如果转让信贷资产不课征营业税，受让方持有该资产也不缴纳营业税，人们担心信贷资产证券化这一金融创新将导致国家原可以享有的营业税税源消失。因此，由SPV承接银行的营业税纳税义务俨然责无旁贷。

（三）SPV的所得税地位

按照现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我国的SPV仅许可采用信托的方式，不允许采用合伙或者公司等组织形态。因此有关SPV的所得税地位实际上是信托的所得税问题。按照《通知》的规定，信托SPV的所得税地位有以下几个方面：

1.SPV取得信托资产并不发生所得税纳税义务。不过，SPV发起人向SPV转让信贷资产，需作为销售行为确认损益。

2.SPV最终清算分配信托财产，也不会发生所得税纳税义务。不过，机构投资者从信托项目清算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或遭遇的损失，应按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或进行扣除。之所以要求“缴纳企业所得税”，是因为现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将投资者范围仅限于“投资机构”，尚未允许个人投资者购买资产支持证券。

3.对于信托项目收益，《通知》区分取得当年分配给投资者的部分和未分配部分，提出了不同的所得税处理：（1）信托项目收益分配给投资者的部分，在信托环节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而由投资者计入本企业所得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2）当年未分配的部分，在信托环节由受托机构按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规定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此完税收益日后再分配给投资者时，投资者按取得税后收益的企业所得税政策规定处理。

综上所述，资产证券化下的信托SPV本身并不负担所得税。仅在信托财产收益留存于信托中、未及时向投资人分配时，信托SPV才对该留存收益负有纳税义务。即便如此，投资人最终获得这些收益时，也可以申请将信托环节已纳税款进行抵免。从实践来看，目前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交易基本上是无时滞付款，尚不存在用信托收益进行再投资的安排。因此，由信托本身纳税的概率微乎其微。

可以说，在SPV的所得税问题上，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基本上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税收处理办法一致，即消除了SPV与资产支持证券的持有人之间经济性重复征税。

三、我国资产证券化中SPV税收政策之创新

总体上看，现行SPV税收政策基本体现了促进资产证券化创新试点的导向：大范围地暂停征收交易环节的印花税；在营业税方面则兼顾与现行税法的衔接，力图使资产证券化业务与其他金融证券业务保持统一的税收待遇；在SPV的税收地位问题上，确立了以信托SPV免税为主的基本原则，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征税。②这些措施都为资产证券化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税收环境。不仅如此，从我国金融税制改革的角度看，SPV税收政策在两个方面较以往的做法有了较大突破：

（一）关注投资载体的经济实质，适度兼顾税收征管便利

税收征管便利是我国长期以来制定税收政策时一个主要的考虑因素，因此在课征环节的设计上难免出现不尊重投资行为自身运作方式的情形。现行证券投资基金的税收政策就是如此。如对基金取得的股息、债券利息等规定，由上市公司或发行债券企业在支付环节统一代扣，不考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不同纳税地位，已经引起基金业的普遍非议。在资产证券化试点阶段，也有观点主张对SPV的收益前移到SPV或受托机构环节征税，投资者则按照投资收益分回进行所得税处理。更糟糕的是，SPV环节的税负将导致资产支持证券在发行时不得不按税后收益来确定投资收益率，而目前市场中其他债券在发行时均按税前收益来确定投资收益率，结果可能导致资产支持证券收益率偏低的现象，③阻碍资产证券化试点的顺利进行。值得庆幸的是，现行SPV税收政策并没有重蹈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覆辙，体现了政策制定者在尊重投资活动规律与征管便利之间所作的取舍。

（二）SPV税收政策对我国信托税制建设的实践与理论意义

由于SPV采取的是信托形式，《通知》区分信托财产的分配收益与留存收益的不同所得税纳税义务，以消除信托之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经济性重复征税的做法，与英国、美国等传统信托法国家有关信托所得税的规则很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说，政策制定者实际上借鉴了这些国家普遍采取的信托兼具“纳税实体”与“导管实体”双重身份的思路。这是我国信托税法建设的一个重大突破。

众所周知，信托税法目前还是我国税法中的空白地带，对信托财产及管理过程中的税收征管尚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乃至政策。信托投资公司仍适用一般性的税收政策，在信托理财项目等交易中备受重复征税的困扰。近年来，信托业界的主流呼声是采纳信托导管原理，免除信托环节的所得税。

然而，仔细考察英美等国税法对信托的定位，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税法并非纯粹采用导管说，而是兼采“纳税实体”与“导管实体”之论。税法对信托的基本定位是将信托作为纳税实体，将基于导管功能而免税或分配扣除作为一种补充。当然，通过信托规则的合理设计，兼采“纳税实体”与“导管实体”之论并不会导致信托交易的重复征税。①此外，税法对信托主体地位的确认是可以与民商法上对信托的定位区别开来的。我国法学界目前对信托是否构成法律主体有争议，但这并不排斥会计处理上将信托确认为一种“会计主体”，②在税法上将信托作为一种既非公司、又非个人的所得税纳税主体看待。

从这个意义上看，现行资产证券化税收政策对信托SPV所得税地位的明确，不仅迈出了填补信托税法空白、解决信托业务重复征税问题的第一步，而且对于有关信托课税理论研究的推进也具有标志性意义。

四、我国资产证券化中SPV税收政策之不足

（一）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所得税纳税义务的确定原则尚待进一步明晰

现行税收政策对投资人的所得税纳税义务如何确定似乎有自相矛盾之处，存在权责发生制与现金收付制两种解释。按照《通知》第三（二）款的规定，分配给投资人的信托项目收益由投资人纳税，未分配部分在信托环节纳税，投资人不必就此收益纳税。这大致可以说是一种“现金收付制”的确定方法。然而，《通知》第三（四）款又明确规定：“对信托项目收益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期间从信托项目分配获得的收益，在机构投资者环节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确认应税收入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按照权责发生制，投资人还需要把本年已经实现的信托收益，但尚未分配到自己手中的部分确认为应税收入。这不仅与第三（二）款的规定发生冲突，也不尽符合信托导管原理下确定受益人纳税义务的原则。

此外，机构投资者从信托项目分配获得未课税收益，在确认为应税收入时，应如何定性尚不明确。目前我国进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中，SPV资产池都是信贷资产，信托收益源于贷款利息，且资产支持证券的偿付结构类似于国外的转递证券（pass—through），因此投资人分得的收益似可确认为利息收入。但机构投资者持有的是信托受益权凭证，按照传统信托法的理论，受益人是信托实质意义上的所有人，他凭借信托受益权凭证获得的收入是否应确定为股权性质的收入呢？更进一步，当我国的证券化交易从信贷资产证券化进一步扩大到企业资产证券化时，SPV资产池的收入也不再仅限于贷款利息，甚至资产支持证券的偿付结构演进为转付结构（paythrough），确认投资人收入的性质可能更加困难。

收入定性也是国外资产证券化交易中普遍遇到的一个难题。笔者以为，可以考虑借鉴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将SPV对普通投资人（不包括持有次级证券的发起人以及其他提供信用增强功能的证券持有人）发行的各种权益凭证概括视为债券，相应的收入均作为债务利息收入，这既便利征收监管，也符合资产证券化脱胎于担保融资的属性。毕竟，资产支持证券的投资人其实不过是贷款人的一种替代，其持有的证券收益归根结底是融资的利息收入。

（二）对SPV施加营业税纳税义务不合理

现行税收政策对SPV下信贷资产的利息收入施加的营业税义务表面看似乎有道理，但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银行发起人在转让信贷资产后，获得新的资金，又开始发放新的贷款，从而更新了营业税税源。换言之，国家对金融机构贷款利息收入的营业税税源并不会因为部分信贷资产被用于证券化而减少；恰恰相反，国外资产证券化的起源以及市场实践都表明，资产证券化的动力之一就是为了将银行部分沉淀资金释放出来，再投入新的贷款项目。当然，银行业可能将这些资金用于投资或其他非贷款项目，但是银行以贷款为主业的地位不会改变，贷款依然是银行新增资金的主要流向，从而保证了营业税税源。笔者以为，基于维持国家税源的目的而对SPV课征营业税是难以成立的。

更重要的是，资产证券化交易中的SPV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金融机构，而是大众投资人（我国目前仅限于机构投资人）参与融资交易的一个管道，其性质与证券投资基金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税收政策对基金本身并不征收营业税，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8]55号）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002]128号）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字[2004]78号）中可以看出，这一立场都没有改变。因此，对资产证券化交易中SPV下资产池的收入征收营业税，既不符合营业税的基本原理，也违反了税收中性原则，造成对资产证券化交易参与主体的税收歧视。当然，如果持有资产支持证券的机构投资人中有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投资人应当就获得的利息收入缴纳营业税，不需要也不应当由SPV承担。这方面，证券投资基金的税收政策早有先例，可以借鉴。

五、结论

资产证券化税收政策是我国金融税制的一个创新。它消除了资产证券化交易中绝大部分的重复征税风险，为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税收环境。同时，它也为我国的金融税制、特别是信托税制的实践与理论带来了新的突破。当然，由于现行税收政策只是针对由国务院特批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而拟定的，属于量身定做式的规则，没有考虑我国实践中早已存在的其他资产证券化交易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税收制度创新的实践意义。2006年8月全国人大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引入的有限合伙组织形态也为资产证券化提供了一种新的SPV载体，迫切需要与之配套的税收法规与政策的出台。

从某种意义上说，SPV不仅是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的核心，也是现代金融交易中大众参与投资的基本渠道，它可以贯穿于信托、基金、合伙等制度的实践层面，甚至成为对法律主体制度的一大创新。从SPV的税法规则出发，可以进一步构建一整套信托课税的基本规则，协调基金税收规则，明确合伙、特别是有限合伙的税法地位，从而推动我国金融税制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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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之德《资产证券化理论与实务全书》中国言实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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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运《优化和规范税收政策促进资产证券化健康发展》，《金融法苑》总第70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

（5） 易晓斌、杨林枫《试论我国信托税收制度的原则和基本框架》，《信托投资研究》2004年第10期。

（6） 洪艳蓉《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 宋芳秀、何小锋《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的税务问题分析》，《税务与经济》2002年第5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