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增长转变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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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26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4%,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扩大了10.3倍；外贸增长年均16.7％，26年间增长了56倍，到2004年底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很大发展，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4年的2610万；尤其在“十五”期间，我国战胜了“非典”，克服了东亚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应对了加入世贸组织的挑战，走出了自1998年以来的通货紧缩，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回升，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增长，加快了对外开放步伐。

但是，在总体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同时，国民经济内部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矛盾。首先是我国经济总体水平还低，200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77美元，为同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100美元的3.2％。我国还要继续保持比较快的增长速度，才能缩小和发展国家的差距。其次是国民经济“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体制性弊端尚未根除，重复投资、盲目投资、投资过热等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第三，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是2.6：1,随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集体生产队制，农业发展很快，农民收入也得到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下降到1984年的1.8：1。从1985年开始，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全面推向城市，带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农村的增长却相对滞后，到2004年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增加到了3.2：1。而且，即使在城市里，收入格局也不断分化，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就业市场化，使一些人成为待业、失业的低收入人群，有些能力较强的人群利用市场机遇率先致富，更有少数人利用特权和体制的弊端，以权谋私变成暴富。除了上述问题，我国各项社会事业的欠账也很多：教育上的投入，尤其公共财政在农村义务教育上的投入不足；农村公共卫生改革不到位，医疗费用高，农民因病致贫的现象时有发生；还有各地经济发展经常以环境为代价，等等。

在“十一五”期间，我们要落实科学发展观，调整发展思路，取得速度与质量、公平与效率统一的经济发展；同时，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加快农村、教育、卫生、环境的建设，补足社会发展的历史欠账，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就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来说，除了少数利用特权、体制弊端而成为暴富的人之外，我国的富人和发达国家的富人比较起来只能说是中产阶层，所以，我国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这些穷人大多数在农村，于是城乡差距扩大；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因为穷人，医疗、教育等的开支才成为问题；也因为有人穷，为了生活，即使污染、安全达不到标准的工作也有人要做。

在“十一五”期间，我们需要创造条件使国民经济快速、平稳增长，同时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高于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穷人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而富人除了劳动力外还有资本，只有让穷人能够充分就业，同时，工资的增长幅度超过富人收入的增长，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我国要素禀赋的特征是劳动力相对丰裕、相对便宜，资本相对稀缺、相对昂贵，所以，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以及资本比较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比较密集的区段。发展这样的产业，我国的经济在国内、国际市场会有最大的竞争力，可以得到最快速的发展。而且，这些产业能够多创造就业机会，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包括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能得到充分就业。这些产业具有最大的竞争力，创造的剩余会最多，投资在这些产业的资本的回报率也会最高，因此，剩余中用来积累的比例会最大。发展这类产业，资本就会从相对稀缺乏变成相对富余，劳动力就会从相对富余变成相对稀缺。这样，劳动力的价值会不断上升，资本的价值会不断下降，穷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劳动力不断地升值，富人有比较优势的资产――资本不断地贬值，收入分配就会越来越公平。在这个过程中，城乡差距会随着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而缩小；随着收入的提高，污染的行业和安全达不到标准的工作就不会有人愿意去做,污染的行业就会萎缩，工矿的灾难就会减少；大量不适宜有经济活动的边远山区和草原的农、牧民也会转移出来，降低环境的压力。所以，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就有可能实现城乡、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际的统筹发展。

如果继续推行改革开放以前的赶超战略，发展的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固然在开始时会有一段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由于建立起来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靠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效率会很低，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枯竭，经济的增长便不能持续。而且，每个项目的投资规模很大，创造的就业机会却很少，大量只有劳动力的穷人不能得到充分就业，收入、工资水平会很低，城乡收入差距便会拉大。此外，投资到这些行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只有富人或者与政府关系很好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的人才能做到。如此建立起来的企业是靠政府的保护补贴生存的，补贴的钱却只能来自不投资于这些行业、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靠低收入人群来补贴富有人群的投资，收入分配就会越来越不公平。这些企业还会以贿赂、游说向政府要更多的保护补贴，政府投入到公共财政中的资金就会更少，各种社会矛盾便难于缓解，甚至出现“坏的市场经济”的体制性弊端。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我国的经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这种提法，在先前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就曾提过，但并未产生实质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每一种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方式都要求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来保证。

传统的赶超战略以计划体制为载体，由国家用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资源来实现。在市场经济中，企业作为主体，追求的是利润，关注的是各种产品和投入要素的价格。要企业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前提是有一个能够充分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有了这样的价格体系，每个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就会按照价格信号的引导，进入到能够多利用我国丰裕要素，符合我国比较优势的产业，并且，采用能够多利用我国丰裕要素的技术来生产。但是，我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采取的是渐进的道路，传统战略下的价格扭曲没有完全消除，尤其资金和土地价格还被人为压低，给企业的信号不能够完全反映我国要素禀赋的实际状况。在这种体制下资金的价格是低的，投资就会偏离我国的比较优势。而且，只要政府放松对投资和信贷的控制，就容易出现盲目投资、重复投资和投资过热等“一放就活、一活就乱”的问题。所以，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彻底改革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金融、土地等市场的扭曲，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当然，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发达国家政府的作用不完全相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政府除了公共职能外，能扮演的经济角色有限，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处于最前沿，创新的方向难于确定，只能由各个企业自己判断，通过市场竞争来选择。但是发展中国家有后发优势，可以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来选择产业、技术。所以发展中国家产业和技术创新的方向比较清晰，政府可以通过规划部门研究、搜集、整理信息，编制产业政策，提供给企业作为产业、技术升级的参考。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制度安排还不完善，政府在相关的金融、法律、社会制度的创新和建立上，也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配合产业政策，通过政策和立法来推动必要的变革。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比发达国家的政府在经济发展上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不过，不管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的主体都是企业，政府的产业政策只能是指导性的，不能是指令性的，这是“十一五”从过去的“计划”改为“规划”的主要原因。尤其是我国各地的发展阶段不同，比较优势有异，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根据中央制定的支柱产业，一哄而上。各个地方在“十一五”期间投资的热点应该符合各自的要素禀赋、地理、市场条件，选择符合比较优势、易于形成产业群聚、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行业来发展，这样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善增长质量，推动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并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