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宗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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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理解，是把宗教及其起源和发展置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之中去分析，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来说明。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历史发展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对“宗教”有过很多非常精辟的论述。其中，对我国党政部门和理论界、学术界影响较大的有两点：

一是恩格斯对宗教本质的理解。长期以来，我国许多人，尤其是党政部门的宗教研究者都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一段话视为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定义：“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一般来讲，恩格斯的这一表述，在内容上以及在形式上都比较符合宗教的本质，因为它包含了理解宗教本质、确立宗教定义的一些主要因素，例如把信仰“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作为宗教的独特思想观念，把“幻想的反映”、“超人间的力量”作为宗教的典型表现形式，把“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作为“人间力量超人间化”、变为陌生可怕的“外部力量”这一宗教异化的社会原因，等等。恩格斯对宗教的表述，与当时西方学术界的认知氛围基本上是相吻合的，体现了“内涵小、外延大”的特色。不过，一些当代中国学者则认为，宗教并不单纯是个人对某种超人间、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崇拜，而且还是某种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的、表现为集体行为的社会力量。例如，吕大吉先生就指出：“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在揭示宗教观念的本质上是很科学的，不足之处只在于它没有涉及宗教还是一个包含诸多因素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体系，因而它不能作为关于宗教的完整定义。”为此，吕大吉基于恩格斯的上述表述而加以补充，提出了自己对宗教的如下定义：“宗教是把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幻想地反映为超人间、超自然的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以及因此而对之表示信仰和崇拜的行为，是综合这种意识和行为并使之规范化的社会体系。”在这种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将宗教划分为两种因素、四个层次：即宗教的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其内在因素包括宗教的思想观念和感情体验这两个层次，其外在因素则为宗教的行为活动和组织制度这两个层次。若进而分析，则可发现宗教的内在因素即宗教意识，其外在因素即宗教形体。其中宗教的思想观念是其结构体系的核心所在，处在最深层，它亦包括宗教的情感和体验；处于中层的为宗教的崇拜行为和信仰活动；处在最外层的则为宗教的组织与制度。吕大吉先生对“宗教”的定义比较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认知心态，其特点是内涵大、外延小，从而反映中国学者对宗教的界定不如西方学者那样宽泛。在中国的认知语境中，只有具有组织形态、群体共在的宗教建构才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宗教”。

二是马克思对宗教社会作用的认知。我国许多宗教研究者将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一段名言看作马克思对宗教社会作用的评价。马克思说：“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段论述被许多人看作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本质及其社会作用的基本观点和态度。但值得提醒和考虑的是，如果不看到这一论断是马克思针对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中某种宗教情况具体而言，如果不认识到当时劳动人民被压迫、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推翻一个旧世界”的重任，宗教在当时或是被统治阶级作为安慰或安抚老百姓的工具，或是被作为被压迫者反抗当时剥削制度的旗帜，如果不体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所包含的具体社会内容和阶级含义，而拘泥于其字面理解并将之用来与我们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现存宗教情况对号入座，那么就会在理论逻辑上和社会现实中使我们陷入不可避免且极为难堪的两难选择：即要么不承认宗教存在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根源已发生了根本改观，由此同情宗教以“消极”之态所表达的愿望，所追求的解救，同意它的“叹息”、“感情”、“表现”和“抗议”，而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作为“颠倒了的世界”、“现实的苦难”、“无情世界”和“没有精神的制度”来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推断，宗教自身没有“本质”，其“本质”乃“人的本质”，反映了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对宗教的批判实质是对其得以产生的“苦难世界”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论“宗教”的语境中，其对“社会”、“阶级”、“人的世界”的分析总是放在首位的，是最根本的。在此，马克思的“宗教批判”为虚、“社会批判”为实，是以对宗教的“同情”来揭示其改造社会之主题。这种逻辑关联无法回避、更不能推翻。在这一语境中，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不能被拆开或割断，人们不应该“否定宗教”却“肯定社会”，因为马克思的清楚立意乃“同情宗教”、否定产生这种宗教的“社会”。或者，我们要么强调我们国家社会制度已根本改变了这种人间惨景而达到了普遍的正义、公平，并用事实来明确证实由此所带来的宗教影响之普遍减少和宗教存在之日渐消失。在马克思这一表述的语义逻辑中，宗教存在及影响的大小乃与社会的好坏成反比关系，即社会发展越好，宗教的存在和影响就越小；而社会状况越坏，宗教的存在及影响就越大。人们在此不可能抛开马克思的社会分析而仅谈宗教发展的认识根源或原因。然而，宗教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完全是一个不争的客观现实，令人已无法回避。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生搬硬套，而必须“与时俱进”。实际上，马克思对宗教这一社会政治层面的认识，就其思想本意和其行文语气来看，也不是要否定宗教，而是否定当时使宗教得以产生和存在的现实社会。我们分析宗教必须与其社会分析密切关联，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核心思想和基本方法。社会变了，其宗教的意义、功能、作用、乃至本质亦会有重大或根本性改变。这是我们对宗教的社会分析所必须坚持的。而且，宗教的社会分析必须与其认识分析和文化分析有机结合，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宗教观。

列宁开始了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尝试，并且取得了成功。其对“宗教”的理解，亦是与彻底批判和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的斗争相联系的。从这一意义上，列宁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在英译中，马克思所论为“opiumofthePeople”，列宁所论为“opiumforthepeople”，所用的不同介词引起了其意义上的微妙变化。在此，列宁将“宗教”理解为旧社会的残余，认为“宗教对人类的压迫只不过是社会内部经济压迫的产物的反映”，而随着这种压迫制度的消失，宗教也会自然消亡。于是，列宁首次提到了“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对此，他规定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一，“就国家而言，我们要求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国家不应当同宗教发生关系，宗教团体不应当同国家政权发生联系。任何人都有充分自由信仰任何宗教，或者不承认任何宗教”；其二，“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宗教并不是私人的事情。我们的党是觉悟的先进战士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联盟。这样的联盟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对信仰宗教这种不觉悟、无知和蒙昧的表现置之不理。……从我们来说，思想斗争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党的、全体无产阶级的事情。”列宁看到了社会主义与宗教之关系的重要性，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对待宗教的问题。但由于列宁去世较早，这一问题在原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很好解决，基本上是以一种“敌对的”或“敌意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宗教，从而在其长期的宗教政策中实际上将宗教推到了其对立面，导致宗教力量成为其潜在的对抗力量。原苏东国家从未认真思考这一关系问题，而且其失误亦带来了惨痛的教训。对此，值得认真反思和研究。总体来看，列宁对待宗教在价值层面上持否定态度，在社会层面上则高度重视。

我国的宗教理解和宗教政策在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按照列宁的这种思路而发展，在不承认宗教存在的长期性上，亦受到其一定程度的影响。其具体政策有两大侧重：一方面，在社会、政治层面与宗教界开展了统一战线、协商合作；另一方面，在思想、理论层面对宗教意识和思潮展开批判，不允许共产党员信教，等等。但需要注意到的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国的宗教理论和政策虽然受到列宁相关思想的影响，但有些实践则因中国国情和传统而已远远超出其理论之界。比如说在政教关系上，就能看到中国历史上政教关系的特色及其文化传统的延续。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获得了重要理论突破，人们对“宗教”的理解亦越来越深入、真实和正确。当代中国面对的关键问题，仍然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宗教问题。而在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上的重大突破，则是将宗教存在的长期性放到认识宗教问题“最根本”的位置上来。指出：“宗教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将会长期存在并发生作用”。“宗教走向最终消亡可能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因此，分析和把握世界宗教“最根本的是宗教存在的长期性”。的这种分析极为深刻，对我们理解宗教亦意味深长、令人深思。

为了更好回答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与宗教”这一理论和现实难题，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深刻分析、研究宗教存在的长期性、宗教问题的群众性和特殊复杂性，并对之提出了“新思想、新论断、新概括”。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曾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宗教问题的再思考》一文中认为，“同志2001年12月10日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集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之大成，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宗教问题篇’或‘社会主义的宗教论’”。这种“社会主义的宗教论”的提出，说明中国共产党正在认真思考和回答“坚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执政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对待宗教”的问题。其基本理论架构是把握住宗教的三个特点来提出相应举措：“‘根本是长期性’，所以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关键是群众性’，所以要‘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特殊的复杂性’，所以要‘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这种构思对正确认识宗教存在有着重大指导意义，亦会启发人们在透彻认识宗教本质、正确理解宗教上达到新的升华和突破。“社会主义与宗教”是一个老命题，但要讲准、讲透“社会主义的宗教论”则需要许多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