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古代用人的思想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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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才培养、选拔、吸引、留住、凝聚、用好人才问题，我国古代历史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五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史，应该说关于选用人才方面的内容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分。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不妨向古人学习一下识才、用才、爱才、聚才的艺术。

总书记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把促进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出发点，紧紧抓住培养、吸引、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加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改革，大力培养各类人才，加快人才结构调整，优化人才资源配置，促进人才合理分配，充分开发国际、国内两种人才资源，努力把各类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使中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高度，全面总结了我们党人才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深刻阐述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科学分析了人才工作所面临的国内国际新形势，明确提出了我国人才工作的根本任务、指导方针和总体要求，为我们建设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指明了奋斗的方向。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并指出：“努力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来。”小康大业，人才为本。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培养造就各类高素质人才，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大计。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既面临着发展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来自国际上各个领域的竞争。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力资源的竞争，是人才数量和质量的竞争，也是人力资源开发能力和人才选用机制的竞争。世界各国都在纷纷采取措施，加大培养、选拔、吸引人才和开发人才资源的力度。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还利用自己的优势，加紧了在世界范围内人才的争夺，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优秀人才的争夺，简直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世界各国为了克服人才短缺的危机，已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人才争夺战。欧美发达国家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全球范围内广泛网罗人才，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人才流失的危机。可以说，随着人才争夺战的日趋激烈，人才供求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我国加入WTO后，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而且这种竞争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将更加广泛而深刻，人才的短缺与流失将是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培养选拔出优秀的领导人才、各个层次的专门人才，并使这些人才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因此迫切需要我们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我国人才资源开发的力度。

人才资源开发，归根结底是培养、选拔、吸引、留住、凝聚、用好人才机制的改革问题。为了消除体制因素对人才的制约，最大限度的发挥人才的作用，营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必须按照`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改革人才资源管理体制，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努力建立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完善对人才的激励、考核和监督机制，加快建立有利于留住人才和人尽其才的收入分配机制。曾庆红同志指出：“营造一个有利于培养、吸引、留住和用好人才的机制和环境，是各级组织人事部门领导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作为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人力资源开发的组织领导者，各级组织人事部门的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自己在人力资源开发中所肩负的历史责任，要以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胸怀，去发现人才，爱惜人才，最大限度的开发、利用我国人力资源的优势，为优秀人才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舞台，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创造更为良好的条件，努力做到用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和适当的物质待遇留人。”

关于人才培养、选拔、吸引、留住、凝聚、用好人才问题，我国古代历史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五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史，应该说关于选用人才方面的内容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分。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不妨向古人学习一下识才、用才、爱才、聚才的艺术。

我做党务和人事工作有十多个年头，基于工作上的需要和兴趣爱好，下力量研读了我国从五帝到清朝三千多年历史关于用人方面的资料，对我国古代用人的思想与艺术作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和探讨，综合起来，我们古代用人的思想与艺术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人才是立国之本，在国家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都离不开人才，人才是立国之本，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史上由于善于知人善任，拥有一支雄厚的人才队伍而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不乏其人。比较典型的应该算刘邦了。刘邦出身于普通百姓，毫无政治背景，势单力孤，可就是因为他善于识人用人，起用了张良、韩信、萧何等一批文武人才，最后夺取了天下，建立了汉朝四百年江山。其实，从相反的一面看，也可以看出人才的重要性。出身于贵族官宦之家的项羽，靠山坚固，势力雄厚，但可惜他不会用人，最后只好演出了一场《霸王别姬》的悲剧。

历史上还有两个因为不会用人而招致失败的例子。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西戎国君，由于失去由余这个大才而导致国破家亡。另一个就是五代时期后梁最后一个皇帝朱友贞，由于重用小人而招致国家灭亡。朱友贞本人不算是个坏皇帝，他为人恭俭，不荒淫暴虐，但他没有知人之明，误用小人，最后还是没有逃脱国破身亡的下场。自古以来，凡是失去帝王之业，甚至招致灭顶之灾的，都无不与用人是否得当有直接关系。观察历史的兴亡轨迹，虽然朝代的更替兴亡，各有其自己的特点和特殊因素，如夏、商、周灭亡是因宠爱女色所致；短命的秦朝是因奢侈暴政所致；西汉灭亡是因外戚专权所致，东汉灭亡是因宦官专权所致等等，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因为用人不当，重用小人所致。可见选拔任用人才是多么重要啊！因此，历史上圣明的帝王深知人才的重要性，无不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

二、求贤若渴，积极选拔人才

自古以来，得人才者得天下。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非常清楚这个道理。他们求贤若渴，十分重视选拔人才工作，把选拔人才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这件事上做的比较好的应该算唐太宗李世民了。贞观年间，有一天唐太宗发现左右仆射房玄龄、杜如晦整天陷在事务堆里，一天之内要阅读处理几百件公文，他们根本没有时间考虑选拔人才这件大事，就生气地批评他们说：“你们身为仆射，就应该为我分忧，协助我操劳国家大事，要耳听得远，眼看得宽，拓宽识人渠道，为国家察仿贤能智慧之士。你们现在整天陷在事务堆里，哪有时间帮我选拔贤能之士呢？”于是给尚书省下了一道诏书：凡是琐碎事务一律交给左右丞处理，只有疑难重大的事务，才交给左右仆射处理，把房玄龄和杜如晦从繁忙的事务堆里解放出来，让他们主要考虑国家大事，特别是考虑如何为国家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问题。历史上诸如“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刘邦求贤诏”等故事都是有作为的帝王求贤若渴，把选拔人才作为成就大业的第一要务来抓的范例。

三、任人唯贤，正确处理德与才的关系

任人唯贤与任人唯亲的问题，历来就是选拔任用官吏上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也是正确组织路线与错误组织路线的分水岭。明君坚持任人唯贤的选官路线，昏君则不能很好地坚持任人唯贤的选官路线，经常滑向任人唯亲的选官路线上去。

帝尧通过七种办法对舜进行考察后，认为舜是一个合格的帝王之才，于是决定起用舜作为自己的接班人。有人说：“帝位还是应该传给您的儿子丹朱。”帝尧说：“我儿子丹朱的德才都不能与舜相比，把帝位传给舜，虽然丹朱不高兴，但是对天下人有利；把帝位传给丹朱，虽然丹朱高兴了，但天下人受害。我不能让天下人受害而让丹朱一个人高兴啊！”于是，帝尧举行了隆重的禅让仪式，把帝位传给了舜。

历史上还有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汉明帝不给自己的外甥封官、后周的武安节度使周行逢不给自己的女婿封官、金世宗选人重贤不重亲等，都是任人唯贤的表现。

任人唯贤不能机械以亲疏为标准，认为任人唯亲就是任用自己的亲属，任人唯贤就是任用自己亲属以外的人。关键是个“贤”字，只要是贤才，不管亲疏远近，都可以选用。祁黄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推荐与自己有矛盾的解狐和自己的儿子祁午任军尉是任人唯贤；谢安推荐自己的侄子谢弦、苏让推荐自己的堂弟苏绰也是任人唯贤。

在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上，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德与才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总的来讲，在选人用人上，无不在追求德才兼备，尽善尽美。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很难做到德才兼备，达到完美无缺。因为德和才不是一个同一体的东西，而是一个人才素质要求的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中，作为一个人很难修养的半斤八两。不是德高点，就是才高点，一个在德才上达到半斤八两的人是很难找到的。同时，德和才又有不同的层次和内容。就是单讲一个“德”字，其中里面的内容每个人也不是一致的，一些聪慧的帝王深知这个道理。他们往往根据当时的政治情况、形势需要来选用人才。当政治需要“德”强些，他们往往以德为主选人用人。如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在选拔官吏上就非常注重德的标准，把德放在第一位。他对魏征说：“作为国君，一定要在选拔官吏上不能草率从事。我现在每做一件事，就会被天下人看到；每说一句话，就会被天下人听到。任用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大家都能得到勉励；任用一个坏人，其他不好的人就会投机钻营。所以，我知道用人是多么需要慎重啊！”魏征非常同意他的观点，说：“您说的太对了，全面的了解一个人，自古以来就是很困难的。所以，考核官吏要严，以政绩来决定一个人是否升迁罢免，以德行好坏来决定用还是不用。现在选人一定要先考察他们的品德。如果品德好，能力差点，只是不能把事情办好，不会造成大的祸害。能力差点，可以锻炼培养，提高能力，品德不好就不太容易改了。天下混乱的时候，选人可以多注意一些才能，如今国家安定太平了，选人一定要选拔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唐太宗和魏征的话是正确的。天下大乱的时候，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争夺天下，一切只要对战争胜利有用的人才，都可以启用。当战争胜利了，国家安定太平了，国家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搞好建设，发展生产，安定社会，这时在选用人上就要注意德的标准。因为官吏的言行是国家的导向，人民的楷模，一个国家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往往会通过各级官吏的言行向全国人民传递信息。

但是，历史上也有的时期，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政治集团总的目标任务的需要，在德与才的关系上偏重于才的方面。如汉高帝刘邦在创业年代，大胆任用“盗嫂受金”的陈平（说陈平“盗嫂受金”，我认为是冤枉的，这里先不讨论）。三国时期曹操的三道《求贤令》中都是在把握德与才的关系上，偏重于“才”的方面。第一道《求贤令》中讲，选人以才为主，唯才是举。只要有才，其他方面有点毛病也可以启用。第二道《求贤令》中讲，有德行的人未必能干成事；能干成事的人未必德行怎么高尚。陈平“盗嫂受金”，但他能帮助刘邦成就汉朝基业；苏秦最不讲信用，但他能使弱小的燕国强大起来。第三道《求贤令》中讲，陈平、韩信是市井无赖，吴起杀妻求将，母死不奔丧，但他们都为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大功。现在天下还没有统一，正是国家用人之际，只要是文能安邦，武能治国用兵之人，不管他有什么缺陷，都要积极举荐上来，千万不要有所遗漏。

古代有作为的帝王在处理德与才的关系上是很聪明的，那就是在把握德与才的关系上服从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路线，服从服务于当时总的目标和任务。

这种处理方法，实际上是从客观上、整体上把握“德”的标准。现实生活中德的内涵是很丰富的，也分为很多层次。德的内容很丰富，可以分为政治品德、思想品德；也可以分为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等。从用人的角度来考虑，实际上制约用与不用的标准是政治品德和职业道德。假如说，一个人政治品德、职业道德不好，不拥护政治集团的路线、目标和任务，不遵守应有的职业道德规范，那么这个人的才能再高，也不会被选用的。陈平、韩信、苏秦在当时社会上不能说口碑很好，不能说道德品质很好，但就是因为他们在德的内涵里面属于政治品德、职业道德那么一部分是好的，符合当时政治集团的需要，他们就被大胆地起用了。这是古代用人上一个特点，即在处理德与才的关系上，服从服务于当时政治集团的政治路线和总的目标任务。

四、尊重人才，用真诚凝聚人才之心

要想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必须给予人才应有的尊重。尊重人才体现在很多方面，如给予人才应有的名誉、地位、待遇、理解和支持等，都是对人才的尊重。古代有作为的帝王深知尊重人才的重要性，他们尊重人才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行动上。真心诚意地尊重人才，用真情打动人才、感染人才、凝聚人才，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周公旦“一沫三提发，一饭三吐哺”爱贤敬贤的事迹，成为千古绝唱，为后人树立了尊贤敬才的典范。

只有尊重人才，才能赢得人才。魏国公孙无忌，为人谦恭好士，使得七十多岁的侯赢甘心为他效力，最后解了赵国之围。待人诚恳、诚实守信也是尊重人才的重要内容。魏文侯诚实守信，冒着大雨去赴一个负责打猎的小官之约，感动了大臣，感动了百姓，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戴。使得四方豪杰贤士闻风来归，你说他能不成功吗？

历史上因为尊重人才而成功的帝王大有人在。秦始皇是个有名的暴君，但他对尉缭却能礼贤下士，虚心求教。他说：“看轻爵禄的人当然也会看轻君王，但看重王霸之业的君王却不能因此看轻贤士。”

宋太祖夜里冒着大雪到宰相赵普家访贤问计，刘邦尊重儒生郦食其、北宋开国名臣曹彬以情治军等，都是圣明帝王尊重人才的事例。

五、不拘一格，努力做到人尽其才

不搞求全责备，是我国古代有作为的帝王在选用人才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很多古代帝王深刻地认识到，一个人不可能是全德全才，完美无缺。全德全才，完美无缺的人世界上是没有的。因此，在选用人才的时候，不搞求全责备，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在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

齐桓公准备任用宁戚，当时有人建议到卫国调查一下宁戚的为人，齐桓公没有同意，说象宁戚这样的人才，肯定是不拘小节的人，不拘小节的人容易带有毛病，遭到人们的非议。如果调查出来有什么毛病的话，用之则受人以柄，不用则可惜，还是不去为好。

著名思想家孔伋向卫国国君推荐苟变，卫君说：“我知道他是个将才，但他在做地方官时，有次征税吃了老百姓两个鸡蛋，我不能用他。”孔伋有一段精彩的比喻。他说：“英明的君主选用人才，就好比木匠选用木材，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一根可以合抱的优质木材，有了几尺朽腐之处，高明的木匠不会因此扔掉不用的。当前是战争年代，正是需要很多军事人才的时候，您因为两个鸡蛋就放弃了一员大将，这话可不能让邻国知道啊！”

关于选用人才不求全责备的思想，唐太宗李世民的论述更加精彩。贞观三年，太宗见右仆射封德彝好久没有向他推荐人才了，就对他说：“国家安定的根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近来命你推荐人才，你怎么一个也没推荐上来啊？”封德彝说：“我虽然愚笨，怎敢不尽心去办啊，只是现在我还没有发现人才啊。”太宗生气地批评他说：“用人就好比用器物，用其所长。是不是要等梦见傅悦，遇到吕尚那样的人，才去治理国家啊？难道你让我从前朝借人才不成？哪一个朝代没有贤能之士呢？只是我们不去发现他们罢了。”历史上齐桓公用宁戚、卫文侯用吴起、孟尝君用“鸡鸣”“狗盗”之徒、曹操用郭嘉、刘备用法正、王蒙用邓羌等都是选人不求全责备的例证。

古代明君不拘一格选用人才，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敢于打破门第学历观念。许多明智的帝王深深知道，有许多人才出自于普通百姓家里，出自于社会最底层。因此，他们积极到民间寻找人才，打破门第观念选用人才。如：五帝时期的帝舜是一个瞎子的儿子；商朝的伊尹是一个烧饭的奴隶、傅悦是一个砸夯的奴隶，成吉思汗手下有许多大将都是奴隶出身，北魏孝文帝的大将赵黑也是奴隶出身；郑国的军尉弦高是个牛贩子，汉武帝的御史卜式是个羊倌；鲁国的曹刿、楚庄王的令尹孙叔敖、齐景公的司马穰苴是种地的出身；赵国的蔺相如、秦国的公孙鞅、平原君的毛遂、唐朝的马周是打杂的门客出身。这些出身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才都为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还有的帝王在选用人才上讲能力不唯学历，把能力放在第一位。宋朝仁宗年间，原来选拔文臣要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武将要通过武举考试，宋仁宗就打破了这个陈规。当时枢密使一职空缺，宋仁宗就破格任命出身于小兵的狄青为枢密使。

六、广辟识人之道，多渠道发现人才

一个有作为的帝王，一个政治家，只有求贤若渴的精神，有任人唯贤的路线，有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胸怀还不够，还要有一双善于识人的慧眼，即懂得识人之道。

由于每个人的性格特点不一样，每个职位所要求的人选标准不一样，所以识人之道有多种。李克选相重德操。魏国的大臣翟璜为国君魏文侯一连选了三名大将，皆为魏国立了大功。一个是乐羊，一个是西门豹，还有一个是吴起。魏文侯为了嘉奖翟璜荐贤有功，正好国相位置出缺，想提升翟璜为国相，征求大臣李克的意见。李克说：“翟璜虽然荐贤有功，但不如魏成更合适。”文侯点头同意李克的意见。因为魏成也推荐了三个人。同样是推荐三个人，魏成推荐的三个人都成了魏王的老师，而翟璜推荐的三个人却被魏王任命为臣子，层次不一样。再一个原因就是魏成把俸禄的百分之九十用于为国家招贤纳士了，就这情操谁能与之相比呢？从这点上看，李克看人还是很准的。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许多事物貌相异，理相通。聪明的帝王可以从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看法和处理上看出他其他方面的才能，比如齐威王从邹忌论琴理上看出他是高超的治国之才，毫不犹豫地任命他为国相。而邹忌也没有辜负齐威王的期望，很快就使弱小的齐国重新振兴起来。

无独有偶，楚庄王的樊姬和苏秦对什么是忠臣贤臣有共同的认识，都把不嫉贤妒能，主动推荐贤才放在第一位，在识人之道上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古代帝王的识人之道可谓是花样多多。如在别人眼里，范蠡是个疯子，在文种眼里则是个不可多得的大贤；项梁可以从一件小事上看出一个人的能力大小；曹操可以用谈话的方式考察出一个人有才没才。唐太宗对手下每一个大臣的个性特点和长短之处了如指掌。

最可佩服的是裴行俭。他能识人于未发达之前，其识人之道可以说达到了最高境界。王遂和苏味道还都不出名的时候，裴行俭一见到二人，就对他们说：“二位今后将先后担任掌管选拔管理官吏的职务，我有一个年纪还小的儿子，希望托付给你们。”当时王遂的弟弟王勃和华阳人杨炯、范阳人卢照邻、义乌人骆宾王都因为文学方面的才能而享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非常看重他们，认为他们将来一定会显达。裴行俭则不这么认为，他说：“读书人担任重任在于大器，首先得有气量见识，然后才是才艺。王勃等人虽然有文才，但气识浮燥浅漏，哪里是享用高官厚爵的材料呢？杨炯气质略微宁静沉稳，应该可以做到县令。其余的几个人能够善始善终也就是万幸的了。”不久果然应了裴行俭的预测：王勃渡海时落水而死，卢照邻因患绝症不能医好自己投水而死，骆宾王因为参与谋反被杀，杨炯最后做到盈川县令。王遂、苏味道都担任了掌管选拔管理官吏的职务。

七、善用“长幼”，正确把握选官的年龄标准

选拔官吏，年龄是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其中的一条重要标准。古代有作为的帝王在选官的年龄上把握的不是过死，而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因事而宜，因人而宜。

周文王在渭水河边请来八十岁的姜子牙；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来七十岁的百里奚；郑文公以重礼请来七十多岁的烛武，这些老人都为帝王和国家建立了大功。对于年龄问题，主要是看怎么用，用的地方合适不合适。周文王请来姜子牙后，有人小声对周文王说：“这个老头都这么大岁数了，胡子眉毛都白了，还请他干啥？”周文王说：“这么大岁数怕什么。又不是请老人家冲锋陷阵，而是请老人家出谋划策，辅佐我治理国家和军队。”作为老人，用他冲锋陷阵肯定是一败涂地，用他出谋划策则是一把好手。因此年龄不是唯一的界限，关键看怎么用人。

同时，有作为的帝王更加重视年轻官吏的选拔任用。这样的例子更多。最著名应该算“甘罗十二拜上卿”的故事了。战国秦庄襄王时期，秦燕两国想联合起来对付赵国。燕国派太子到秦国为人质，秦国想派张唐去燕国为国相。张唐因去燕国路过赵国不敢去，国相吕不韦几次上门去请，张唐坚辞不去。正在吕不韦毫无办法的时候，年仅十二岁的甘罗出面说动了张唐同意去燕国为相。后来，甘罗又说动赵国割五城给了秦国。不久赵国又攻取燕国三十城，赵国要十九城，又送给秦国十一城。就凭一个十二岁小孩子的一张嘴，秦国白得十六城。这都是秦王没有因为甘罗年纪小就弃之不用，敢于大胆起用年轻人的结果。再一个典型就是元世祖忽必烈重用安童的故事。安童十三岁的时候被忽必烈任命为四怯薛长，位在百僚之上。十八岁的时候又被忽必烈任命为中书省的右丞相。

比较注重选拔年轻人的还有金朝的金世宗。1162年，尚书省给金世宗打报告，准备按资历提拔一批官吏。金世宗接到报告一看尽是一些年老的人，生气地批评说：“按资历选拔官吏，只适用于一些平庸的人。对于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应该打破常规，破格提拔，这样才能为国家选拔好人才。你们在选才上总是因循守旧，不肯为国家大胆选拔贤能之才，是不是怕有人顶了你们的位子啊？不然就是你们没有知人之明。”随后，金世宗又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可用之才宜早用，特别要注意选拔年轻人。凡是用人，应该用在他年富力强、精力旺盛的时候。如果我们因循守旧，论资排辈，就会使年轻人错过了施展才华的机会。等到按论资排辈的路子把他们选上来后，他们没干几年就力不从心了。这样的教训还少吗？”并举了一个阿鲁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因此，古代明智的帝王并不是在年龄上机械地搞一刀切，而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和本人的能力，该用老则用老，该用年轻人则敢于大胆起用年轻人。

八、搭建平台，给人才创造脱颖而出的机遇

木材的成长需要肥沃的土壤，人才的成长需要适宜的环境。明智的帝王总是根据人才成长的不同阶段为人才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一是在人才未显之时，给人才创造一个脱颖而出的机遇，搭造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让人才脱颖而出，一展才华。战国时期的平原君赵胜如果不是给毛遂提供一个参与说服楚王结盟的机遇，恐怕毛遂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同时也没有赵楚联盟，赵国获救。齐宣王更聪明，他为了聚集人才，在国都的西门外建造一座大学堂，专门接纳往来的学者，不分国籍，只要是有真才实学，一律赐为上大夫，根据才学给予任用。这座大学堂最兴盛时，达数千人，造成了一个人才呈集束型涌现的局面。

二是根据其才艺大小安排适当的岗位，大才大用，小才小用，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因为人才总是不甘寂寞的，他不甘无所事事，终老黄泉，在他的有生之年，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如果在你这里不能发挥作用，他就要到别处去施展才华。就象开始刘邦不重用韩信，韩信逃跑一样，多亏了萧何月下追韩信，才不使刘邦失去一个大才。

三是当人才走上工作岗位以后，给人才创造一个宽松适宜的工作环境。充分信任支持人才的工作，放手而不挚肘，让人才大胆工作。就象齐景公支持穰苴一样，如果齐景公感情用事，杀了穰苴替他的宠臣报仇，那么齐国在晋国和燕国联合进攻下，就可能亡国了。特别是对破格提拔上来的人才，更要给予有力的支持。由于破格上来的人才，容易遭人嫉妒和看不起，工作上不予配合，因此要想办法树立破格上来人才的威信，让大家接受他们，扶持帮助他们工作，不然的话，他们有可能半路夭折。商朝的武丁利用人们的迷信思想，很巧妙地树立起了傅悦的威信，让人们很快地接受了他。

九、宽容大度，敢于用自己的对立面

作为一个政治家，在选用人方面必须有博大的胸怀，敢于用反对过自己的人，甚至是曾经想置自己于死地的人。因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他的对立面一定也是个有能力的人，否则就不可能成为有作为政治家的对立面了。如果抛弃甚至杀掉这些自己的对立面，不但会浪费了有用之才，甚至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还会阻塞了贤路，在社会上造成嫉贤妒能的坏名声。古代有作为的帝王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如果齐桓公杀了射钩的管仲就不可能有齐国春秋第一霸主的位子。刘巴可以说是一贯反对刘备的人。曹操带兵攻打刘备，别人都跟随刘备南下，唯独刘巴却向北投降了曹操。赤壁之战后，刘巴被困在荆州，诸葛亮写信劝他归顺刘备，刘巴依然不肯，又投降了刘璋。刘备和他的将领都非常痛恨刘巴。但在攻打刘璋即将破城时，刘备却下了一道命令：“谁要杀了刘巴，我就诛他九族。”因为刘备知道刘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后来刘巴果然做了刘备的尚书令。

魏征为太子李建成的属官时，曾多次劝李建成杀掉李世民，但当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但没有杀他，还给了魏征很高的官做，而且非常倚重魏征。辽代的韩德让、春秋的晋襄公、唐朝的李世民、战国的赵胜、三国的刘备、晋朝的王猛、南北朝的梁武帝等一批古代帝王都是这样的人。

十、用人不疑，放手让人才大胆工作

作为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必须做到用人不疑。用人不疑，一是相信自己选人识人的能力。不相信人才就是不相信自己，因为人才是自己选拔出来的。二是放手让人才去工作，因为人才熟悉自己周围的工作环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去处理发生的一切。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是这个道理。三是每一位有才华的人都有可能遭到来自各方面的诽谤和人身攻击，中国历史上多少有才华的人在诋毁和诽谤中倒下了。所以人才需要我们给予保护。

齐桓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但会用人才，而且还会保护人才。他坚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只要考察好了，就给人才创造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抵制和排除来自各方面流言蜚语的攻击。他任命管仲为国相后，有一天，竖貂和易牙两个奸佞小人在桓公面前说管仲的坏话。他们两人说：“听说君出令，臣奉令。今天您张口管仲，闭口管仲，百姓怀疑齐国只有管仲，没有您呀！”齐桓公听了马上警觉起来，意识到他们两人在说管仲的坏话，挑拨他与管仲的君臣关系。立刻严肃地说：“我与管仲，就象上身与股肱的关系，有股肱才有其身，有管仲才有其君。你等小人懂得什么！”他们两人吓得赶紧退了出去。他们知道齐桓公这么信任管仲，是无法撼动管仲地位的，从此再也不敢说管仲的坏话了。正是由于有齐桓公的信任和保护，管仲才得以顺利地实施自己的治国之策，使齐国强大起来。假如齐桓公听信了两个小人的谗言，把管仲撤职或者杀了，齐桓公还能当上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吗？

历史上帝王用人不疑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如：魏文侯不疑乐羊破中山的故事。两军交战，父子对阵，难免不让人担心有私。这时出现一些流言蜚语也是正常的。魏文侯能够透过流言蜚语的迷雾，不移信任之志，让人才大胆施展才华，这是难能可贵的。“燕昭王信任乐毅”、“秦穆公用人专一”、“秦武王与甘茂订立息壤之盟”、“唐太宗不疑房玄龄”等故事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当然，用人不疑不等于放任不管，而是一旦发现存心不良的害群之马，只要及时剪除就是了。

十一、严格考核，加强官吏队伍的管理

古代有作为的帝王对官吏的考核是非常严格的，他们建立了一整套的考核管理制度，对不称职的官吏轻则罢官，重则杀头。建立官吏考核制度最早的恐怕要算帝舜了。帝舜每三年对官吏考核一次，三次考核的结果决定官吏的升降和处罚，没有政绩或者出现失误和犯错误的就要受到免职或更加严厉的惩罚。在帝舜的严格管理下，各级官吏工作努力，争先恐后地建功立业。应该说帝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官吏考核和能上能下管理机制的人。

在官吏考核上最严厉的要属战国时期的齐威王了，齐威王考核官吏注重实绩。有一次齐威王问身边的大臣，太守中谁干的最好，谁干的最差。许多大臣说东阿太守干得最好，即墨太守干得最差。齐威王没有完全相信大臣们的话，而是派人去两地考察。通过考察，情况正好相反。东阿田野荒芜，人民饥寒，民不聊生。而即墨田野开辟，人民富足，官清吏廉，社会稳定祥和。为了惩罚不干实事，弄虚作假，行贿受贿的官吏，齐威王把东阿太守和身边拿了好处替东阿太守说话的大臣给烹了。同时对即墨太守进行了奖励，加封他万户。齐威王的做法虽然过于严厉了点，但对于那些贪官污吏如果不严厉惩处，就不能刹住贪污腐化、弄虚作假之风。

武则天对官吏的管理办法是：一方面大量安排官吏；另一方面对官吏严格考核，经过一段试用，对不称职的罢免，有的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甚至被处死。当然，武则天对官吏的严格管理，不仅是为了建立一支好的官吏队伍，还有为了巩固她自己统治的需要。

古代帝王在官吏队伍考核管理上做得比较好的，应该算清朝顺治皇帝了。顺治皇帝亲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肃吏治，严惩贪官。他总结了明朝灭亡的教训，提出了“要想治理好国家，首先要治理好官吏队伍，建立一支廉洁勤政的官吏队伍”的观点。顺治八年十二月，有一次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就向吏部下了四道圣旨，斥责各级官吏剥削民财，贪污成风，而吏部、总督、巡抚对下面的贪官污吏不闻不问，姑息养奸。他命令吏部、总督、巡抚对下面严加甄别，有德有才的继续留职，不识文字，能力平庸，不勤不廉的立即罢免，有罪的还要治罪，同时还派出权力极大的监察御史巡查各地。顺治九年出台了审计制度，即从中央部院一级的官吏开始，每六年对各级官吏进行一次审计稽查。顺治十一年，又实行“大计天下”，对各级官吏普遍进行一次甄别，并规定以后每三年举行一次。这年大计天下，各级官吏不能胜任而被革职和降级使用的960多人。为了督察官吏，提高各级官吏的办事效率，顺治皇帝亲自主持建章建制工作，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和奖罚条例，如：“违限处分例”、“议覆本章时限”等条例。对工作中推诿扯皮、久拖不办、超过规定时限的严惩不贷。顺治皇帝严格管理官吏队伍的做法，为清朝以后几代皇帝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在严格官吏管理制度上，明朝思宗做的就过分了，使事物走向了反面。当时，明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内有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外有清朝的不断入侵。思宗很想有所作为，但他存在着急躁情绪，急于求成，总想尽快平息内忧外患的局面。因此，责怪各级官吏不能尽职尽责，动辄就以严刑惩处。凡有错误重一点的被杀，轻一点的被流放，朝中有一半官员成为犯人了。思宗在位十七年，被杀的总督7人，巡抚11人。十七年中宰相换了10多人，兵部尚书换过74人，刑部尚书换过17人，内阁大学士换过50多人，思宗实行严刑峻法的结果，使官员畏罪饰非，不肯尽职。因为一个官员干事越多，出的错就可能越多，出错就要受到严惩，甚至可能丢掉自己的性命，谁还敢干事呢？最后，适得其反，官不能干事，将不能带兵，兵不能杀敌，大概这也是明朝灭亡的一条重要原因吧？思宗用过于苛刻的办法管理官吏队伍的教训是深刻的，这是历史上一个教训。

十二、讲究奖惩艺术，充分调动人才的积极性

对属下进行奖励和惩罚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和艺术。用的好可以大大调动属下的积极性，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用的不好也会挫伤属下的积极性，影响事业的发展。

奖惩最重要的是公平。有一次李渊因为打了胜仗，召开庆功会进行表彰军功。在评议军功时，有人提出部队里有主人有奴隶应该有所区别。李渊说：“两军交战，刀枪弓箭不分贫富贵贱，为什么我们评议军功要分贫富贵贱呢？评议军功必须一视同仁，不分主奴，论功行赏。”命令一下，全军上下无不欢腾雀跃。军中地位高贵的人说，我们作战一定要勇敢，不然的话，照样不能受奖升职；地位低下的人说，我们只要好好干，英勇杀敌，一样可以受奖封官。从此，全军将士团结一心，勇敢作战，所向披靡，经过几年的奋战，终于推翻了隋朝，扫平了群雄，建立了唐朝。

同时奖惩分明也非常重要。有功则奖，有过则罚。诸葛亮深喑奖惩之道。街亭一战，马谡不听诸葛亮的告诫，失去了街亭，使诸葛亮伐魏的整个战役归于失败。战后，诸葛亮经过调查，明确了责任，杀了马谡，提拔了马谡的副将王平。

奖惩反用也是一门艺术。曹操重赏错谏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一次，曹操就北征乌桓之事征求文武大臣的意见，有些人给他泼了一瓢冷水，说乌桓地处塞北，劳师远行，如果荆州刘表趁机袭击许昌，有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忧。说得曹操没了主意，后来郭嘉支持他的意见，才坚定了北伐乌桓的决心，并取得了胜利。凯旋之日，曹操在庆功宴上不但没有责罚那些谏阻出征乌桓的人，反而重重奖赏了他们。曹操和颜悦色的说：“这次出兵虽然一举成功，但不能以常规去看待。为了军中的粮食供应，被迫杀了许多战马，纯属是侥幸取胜啊！诸位谏阻北征，确是万全之策，是为国家考虑的，理应受到奖赏。今后诸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希望继续直言，不必多虑。”众文武大臣看到这种场景，心悦诚服，感动万分，对曹操的博大胸怀，超人气度更加敬佩。醉翁之意不在酒，这里曹操奖励错谏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防止阻塞今后的言路。

有时还可以把奖惩艺术作为一种暂时利用的手段。重耳流亡在外多年，后来在秦国的帮助下，返回晋国继承了王位，开始政局不稳，人心惶惶。那些没有跟随重耳逃难和过去跟重耳作对的大臣，更是胆战心惊，不知国君要怎么处置他们。一些大臣做好了造反的准备，一场内乱即将发生，形势非常危急。这天，有人报告说头须求见。晋文公破口大骂说：“让他滚蛋，不然我就剥他的皮，抽他的筋！”原来这个头须就是在他最危难的时候卷走东西的那个人。每当提起头须，晋文公都恨得咬牙切齿。头须对晋文公说：“如今国内旧臣，人心慌慌，不知大王要怎么处置他们，日久恐怕要生内乱。我从前卷走了您的财物，您对我恨之入骨，这是人人皆知的事。现在大王如果还能任我为御手，为您赶车，以出访为名，四处一转，让大家都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您都能重新任用，他们就会体察出您的宽宏大量，不计前嫌，自然也就安心归顺您了。这就可以免除一场大乱。”晋文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照着做了，果然那些旧臣见到晋文公连头须这样没良心的人都能得到宽恕，我们自然更能得到谅解了，也就消除了顾虑，避免一场内乱的发生。

在奖惩上，也有由于奖惩不当给事业造成很大损失的反面教训。汉文帝赏太轻，罚太重，一些能干的大臣不是被杀就是入狱，没有人敢干事。因为干事越多，出错越多。魏尚只不过是上交首级的数字比上报的数字少了6颗，就被逮捕下狱。

春秋时期。楚国赏赐太滥，刑罚苛刻。赏赐太滥，有功无功、好人坏人都可以得到赏赐，那样就会伤了好人心，谁还愿意卖命呢？刑罚苛刻，就会伤及好人，况且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谁没个毛病呢？刑罚苛刻，弄得人人自危，弄不好就要掉脑袋，谁还敢呆在楚国呢？而晋国国君礼贤下士，宽厚待人，因此，楚国的好多人才跑到晋国去了。楚才晋用的教训是深刻的。

十三、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官吏队伍管理的规范性

我国古代还非常重视官吏选拔任用和监督管理的制度建设。一些明智的帝王深知，建立一支好的官吏队伍，仅靠明君贤相的个人作用是不够的，明君贤相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还是制度。因此，历史上一些有作为的帝王非常注重官吏管理的制度建设。汉武帝称帝以后，深感旧的选官制度弊病之大，大胆对旧的选官制度进行了改革。从选拔、考察、奖惩等方面入手，建立一套全新的官吏管理制度，对推进汉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西汉末年的著名丞相薛宣，以知人善任而著称，在任丞相期间，有意识地实行了官吏交流制度。晋武帝针对机构重叠、官吏队伍臃肿、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以精简职能为中心，对机构和官吏队伍进行了精简，其作法对我们今天机构改革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梁武帝萧衍是我国南朝历史上在位最久的一位皇帝。他称帝后，首先对当时的官吏选拔的“九品中正制”进行了改革，建立了不拘一格、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制度，致使南朝出现了自魏晋以来从未有过的兴旺局面。至于官吏管理工作的试用制、回避制、荐人失察追究制等，我国历史上都有比较成熟的制度。

历史上也有不重视官吏管理的制度建设而差点造成国破家亡的教训。唐朝李隆基早期的用人还是任人唯贤的，选拔任用了一批忠臣贤相，但到了后期，因为宠爱杨贵妃走到任人唯亲的道路上去了。追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建立一个好的用人制度。因为帝王的思想认识是可以变化的，可以变好，也可变坏，因此，制度建设是搞好官吏管理的根本保证。

以上是我在研究古代用人思想与艺术方面的一点体会，提出来供大家参考。学习历史，是为了从历史上汲取营养，做好我们现在的事情。学习古代用人的思想与艺术，是为了借鉴古代用人的经验教训，做好我们今天的人才资源开发工作，以应对入世后的人才挑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