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实现执法理念的四个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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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应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切实转变思想观念，努力提高执法水平。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检察机关应转变以下四种执法理念:

一、从执法“治民”向执法“为民”理念转变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往往认为执法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法律是“刀把子”、是专政的工具。在司法实践中，执法“治民”观有诸多表现：

1.执法就是专政。在执法过程中总是以另类的眼光看人，轻易地把当事人当作专政对象，进而采取一些粗暴、野蛮的手段，如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对当事人态度蛮横，有的在讯问嫌疑人时体罚虐待，有的在调查取证时无视无罪的证据，只搜集有罪的证据，等等。

2.执法就是管人。部分检察人员思想观念上还带着以人治为主要特征的专制思想，心理上存在治人者的强烈欲望。在接待群众来访和办理案件过程中，总是习惯以管人者自居，对待群众特别是对生活在底层的弱势群体态度蛮横，甚至刁难、辱骂，蔑视公民的基本权利。

3.执法就是执权。一些检察人员把执法过程简单地视为行使公权的过程。为了显示他们拥有的特权，在当事人诘问或作出被视为有碍自己面子的行为时，把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恃权枉法，仗势欺人，耍特权，抖威风，不惜践踏法律，践踏公民基木权利。

古人曾言：“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而法令之行，在于执法者，如果执法者的理念存在问题，法令怎能正确施行呢？笔者认为要树立“为民”执法理念，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执法态度上要有亲和性。在执法时展示给民众的应是亲近、和蔼、保护，而不是展示权力、炫耀武力、张扬暴力。原创：在执法过程中要努力贴近群众，切实改变官僚衙门作风，强调尊重人权、服务社会。

2.执法程序上要有便利性。在法治社会，最宝贵的法治资源是人民对于法律的信仰和认同。检察机关要让民众知法守法，就必须要在执法过程中给公民以必要的便利。如在查办职务犯罪时让嫌疑人及时获取律师的帮助，及时告知其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传唤证人时尽可能地照顾到证人的时间和地点。在行使法律监督权时也要从方便群众的角度出发，避免神秘化和高高在上。

3.执法方式上要有通俗性。应避免法律专业知识成为与老百姓沟通的障碍，在接待控告申诉时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交流；在法制宣传时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老百姓听懂、读懂、看懂；在进行职务犯罪预防时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形成群防群治态势，使我们的执法活动怀亲民之心，办便民之事，行利民之举，展示公正、文明的检察官形象，取信于民。

二、从“惩治犯罪”向“维护正义”理念转变

随着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国家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片面的“惩治犯罪”执法观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但在司法实践中，仅追求“惩治犯罪”功能、忽视“维护正义”的现象时有发生。

1.惟数量论。有的检察院在执法活动中存在着“数量第一”的错误倾向，表现为：一是查办职务犯罪追求“立案”数，将立案数作为衡量工作业绩的主要标准，导致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质量严重下降，撤案率、不起诉率高和起诉率、有罪判决率低等情况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的形象；二是在行使刑事法律监督权时，过于追求“立案监督”数。在行使审判监督权时，对人民法院的判决只要与检察机关认定有出入，便动辄行使“抗诉权”，造成抗诉案件改判率低的局面。

2.惟重刑论。主要表现在，一是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用尽一切办法也要将小案做成大案，对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戴着有色眼镜来审视；二是在批准逮捕时，不合理运用逮捕的三个条件，将逮捕作为“惩罚”手段而不是防范措施。对于报请延长羁押期限的案件，考虑较多的是为了侦查部门调查取证的需要，而极少考虑嫌疑人权利是否得到保障；三是在审查起诉过程中，往往有拔高的趋势，定性时首先考虑的是重罪，出庭公诉时对案卷中明显存在罪轻、无罪证据不予举证等等。

3.惟功利论。执法中的功利性主要表现为过多地强调执法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一是对社会关注的重大案件、群体性事件、上级督办案件、领导批示的案件，有的检察院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基于社会治安形势的压力，基于被害人亲属对抗情绪等综合因素，以捕代侦，惩治的目的占据第一位；二是利益驱动现象始终存在，办人情案、金钱案、关系案，特别是当地方财政的财力不足以支付检察院正常开支时，抓经济效益，以罚代刑就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等等。

笔者认为，只有在惩治犯罪、保护社会让位于维护正义、保障人权作为执法的第一选择时才符合依法治国的本质，才能真正实现“法治”。要达到这一理想追求，检察机关在执法中就应当树立以下几种意识：

1.人权保障意识。首先，我们必须在执法中体现人文关怀精神，对嫌疑人的人格尊严、名誉权予以必要的重视和尊重。实践证明，我们在审讯嫌疑人时放下架子，尊重其人格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在尊重其人格、保护其隐私、维护其名誉前提下获取的口供往往更加真实，更加不易翻供。其次，要充分保障嫌疑人的辩护权，一方面，对嫌疑人自行辩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简单地视为“抗拒”、“狡辩”、“不老实”，另一方面对嫌疑人的律师要给予充分必要的辩护条件，不要轻易限制会见的次数，不要人为地设置障碍，对辩护人提供的合法申请应当尽可能满足，树立“我让你充分行使辩护权还能给你定罪，说明你真正是有罪”的逆向思维。第三，要切实保障嫌疑人的健康权，要坚决杜绝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现象，也要加强安全防范，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

2.依法行使权力意识。执法者行使权力，要严格依法进行。在执法过程中，一是要让执法更加规范，减少随意性，各业务部门要严格按照规范方案进行操作，初查时要有初查方案，侦查时要有侦查预案，制定详细的计划；二是要让执法更加严谨，对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严格控制，防止滥用权力；三是要让执法更加理性，不因领导的好恶来办案，不因人事变动影响办案进度，不因领导压力放弃原则，敢于和善于办案，坚持真理，不被金钱、权力、人情所左右。

三、从有罪推定理念向无罪推定理念转变

有罪推定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认识过程，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主观主义的思维方式，是从理性直接到感性的认识方法，这种认识是与真理的发现背道而驰，因而是不可能正确的。而无罪推定的思维方式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在没有调查取证之前我们不能将嫌疑人视为有罪之人。在执法过程中有罪推定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为：

1.认为犯罪嫌疑人等于有罪之人。如在侦查阶段只要有人举报，只要一立案侦查，对方就肯定是有罪的；再比如我们在审讯时习惯上总是一开头就问：你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潜台词就是：你没有问题我们怎么会找你，这就是有罪推定思维下的一种潜意识；在审查逮捕阶段，对某些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的案件，总认为反正是有罪之人，捕了总不错。这些表现恰恰是“有罪推定”在作祟。

2.认为嫌疑人的辩解等于抗拒。一是剥夺嫌疑人的自我辩解的权利，将自我辩解视为逃避罪责。二是滥用诉讼程序，诸如刑讯逼供、诱供、指供，一旦嫌疑人“拒不交代”就上措施，名曰加大审讯力度，实则危害被追诉者的人权，以至造成冤假错案。三是疑罪从轻，对于某些社会影响较大，被害人情绪激烈，上层领导关注的案件，明知证据不足但为了所谓的社会稳定，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不是作无罪判决而是作轻罪判决，美其名曰“好歹保了一条命。”

3.认为嫌疑人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就等于有罪。一是侦查部门总会产生“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没有犯罪”的诘问，这种问话在审讯笔录中常常可以看到，侦查人员认为证明嫌疑人无罪的责任者是嫌疑人而不是侦查者，事实上这严重违反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分配规则；二是在侦查过程中，只收集有罪、罪重的证据，不主动收集无罪、罪轻的证据；三是在公诉过程中向法庭提供有罪证据，对案卷中明显存在无罪、罪轻的证据不举证，或不移送；这些都与“无罪推定”原则格格不人。

4.认为证据不足不等于无罪。在有罪推定的思维定式中，追求的是“实体真实”而不是“法律真实”，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是空中楼阁式的实体正义，而不是证据规则指引下的“法律正义”。因此，执法者常常认为某人据推断就是有罪，只是证据不能形成锁链，宁可错判、轻判，而不可错放。甚至认为，你确实有罪，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关押你，判你刑总是不会错的。表现在执法时就是有的案件久拖不决、严重超期嚣押，等等。

从“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理念的转变，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更是一种认识方法的转变，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除刑事诉讼法作必要的修改，确立有限制性的沉默权外，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还要在认识上有所转变。

1.正确认识探索“反对自我归罪”的规则。在我国刑诉法修改之前，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侦查案件时，可以尝试使用这一规则，一是在审讯中除嫌疑人自愿交代，不得使用任何方式、任何暗示，逼迫其供述有罪，原创：我们的重点在于怎样使其自愿交代而不翻供；二是对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获得的口供应当坚决排除；三是对嫌疑人自愿供述的，检察机关可以在公诉出庭时使用量刑建议，请求法院兑现“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

2.正确认识“证据裁判主义”证明方法。证据裁判主义是“无罪推定”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这种证据方法指导下，一是必须坚持控方举证，任何证明被追诉者有罪或无罪的责任均应由控方承担。如果控方举证不能，则承担败诉后果，这一后果不能由被追诉者承担；二是任何事实的认定都要用证据加以证实，坚决杜绝推测、猜想、假设、想当然等方法证明；三是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一律不准使用“疑罪从轻”、“疑罪高挂”的方法处理，而应有罪起诉、无罪放人。

3.正确认识口供的价值。口供的价值在于印证其他证据的真实性而不是相反，要将主要精力放在搜集口供之外的证据上。在初查阶段不得接触犯罪嫌疑人，一切围绕其他证据进行；在侦查阶段要将口供作为其他证据的补强证据而不是原始证据；在审查逮捕阶段主要不是审查口供，而是审查有无逮捕的必要性；在审查起诉阶段要有对每份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进行怀疑的勇气，而不是重点审查构成何罪。

四、从重实体轻程序向实体与程序并重的理念转变

程序公正不但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标准，也是人权保护的有效途径；既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权威的根本基础。只有程序公正才能保证实体正义，只有程序正义才能真正构建和谐社会，才能使民众对法律、对法治充满信心。为此，笔者设想树立实体与程序并重的理念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承认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程序既不是虚无主义的表现，也不是绝对的工具主义价值体现。程序具有独立的价值，自身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即具有程序内容合理性原则以及不明确即无效原则。同时程序的参与者地位应得到尊重，即嫌疑人的自主意志、人格尊严和道德信仰应受到保护。在承认程序公正具有独立价值的前提下，规范我们的执法行为，彻底摈弃刑事程序碍手碍脚、妨碍惩罚犯罪的实体价值等观念，真正认识到它既有其内在的独立于实体正义存在的价值，同时也是实现刑罚效益的保证。

2.克服执法行为“随意、懒惰、无原则”现象。要使程序与实体并重必须克服本文上述的各种程序工具论的现象：一是执法时做到有计划、有规律、有预见；二是严格执行“一案三卡”制度，将执法人员的行为进一步规范，防止权力的滥用；三是查办职务犯罪讯问时，必须同步录音录像，这既是固定口供的较好方法，也是对侦查人员的有效保护；四是对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建立惩诫制度，一方面对非法证据坚决予以排除，另一方面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纪律处分，形成一定的保障机制。

3.改造程序结构中非正义性功能。虽然我们呼吁实体与程序并重，但现行程序法中非正义条文也为数不少，笔者建议刑诉法修改时应重点研究下列问题：一是侦查阶段赋予辩护人完全的辩护权；二是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三是对人身、财产权的限制应引入监督机制；四是研究符合中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五是建立特定证人拒绝作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