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支制度改革工作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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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公共财政体系建设方向，必须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合理调整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建立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反映到制度建设上，就是要改进和完善政府间财政收支划分制度。财政收支划分是为了充分发挥各级财政的职能而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等方面所享有的职责和权限所进行的划分。它是国家处理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确定各级财政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的重要制度。目前，我国财政收支划分的重点在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的划分，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提供一些思路和建议。

一、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各国的财政收支划分都必须建立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准确界定之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解决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本质即是在于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但是，实践中出现的甘肃兰州“牛肉面限价令”和贵阳某区政府的西红柿救“柿”事件都表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我国目前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建立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基础之上的市场机制，用价格信号诱导，调节社会生产和消费，协调供求关系以及人们日常的经济活动，成为自动协调经济运行的神奇的“看不见的手”。但是，市场存在天生的缺陷，那就是市场会失灵。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失灵的情况下，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就需要介入。

但是，如何界定政府在介入时的职能，就成为了一个难题。政府的职能可分为收入分配职能、资源配置、稳定和发展经济等三方面。但之三种职能的优先次序在不同的国家会有差异。例如，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已较发达，更重要的是强调稳定的职能，而在我国，财政的收入分配职能应置于首要地位，然后顺次为资源配置，稳定和发展经济职能。

缘于上述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财政，必然是缺陷财政，也即公共财政必须是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前提。而在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财政应该优先发挥收入分配的职能，特别是在再分配领域，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原则，以有效弥补追求效率的市场存在的天然缺陷。其次，稳定经济发展和优化资源配置是公共财政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我国的财政收支划分也必须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

二、充分考虑我国非典型市场经济的国情

考虑我国的财政收支划分，还必须关注我国的经济国情，那就是非典型市场经济。我国作为非典型市场经济国家，具有三大特征：

首先是体制转轨。我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开始市场化改革的，改革采取了渐进策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意味着属于非公有制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职责需要转移出来，也意味着政府体制改革需要逐步进行，转变为只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活动，还意味着既得利益的丧失，而由此引发的多种利益集团的博弈造成了体制转轨难度的增大，因此，非典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需要更多的智慧。

第二是发展中大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国需要更多地依靠内部力量，发展经济。如何培育国内市场，实现内外均衡，需要转变改革以来选择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同样是一个大难题。

第三是文明古国。长期的农业社会现实，决定了我国文化必然植根于农业社会背景。我国农业社会的许多特征依然存在，而农业社会不同于市场经济所依托的商业社会，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均衡点，或者寻找到对应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的社会治理良方，就成为我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难点，也成为我国非典型市场经济的一大特征。

非典型市场经济的国情提醒着我们，市场化的改革并不意味着我们步入的市场经济和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一模一样。因此，在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照搬或移植的做法行不通。我国的财政收支划分也不可能照搬或移植国外的现成经验。例如，在支出责任的划分方面，就必须考虑基层政府面对的“三农”问题的压力，中央政府以及地方上级政府有责任来共同承担此部分责任。再如，我国财政收支划分制度的改进还必须考虑政府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步问题，很难完全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收支划分体制改革方面一步到位。

三、改革财政收支划分制度的建议

根据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理论以及我国非典型市场经济的国情，笔者建议我国的财政收支划分制度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1．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职责。

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职责，应当遵循分职治事与受益范围的原则。分职治事是指在政府事务与民间事务按效率原则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对政府有充足理由承担的事务，在政府内部按照凡是低一级政府能够有效处理的事务一般就不上交上一级政府、凡是地方政府能够有效处理的事务一般就不上交中央政府的原则进行合理划分。受益范围原则是指政府行使政治经济职能和提供公共产品与劳务时，若受益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则应划为中央政府事权，若受益范围仅限于特定区域的居民和企业则应划归某一级地方政府。

根据上述原则，中央政府的事权范围及主导作用应主要包括：（1）制定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战略，对经济发展的速度、方向、结构、生产力布局、gdp分配等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并通过各种手段组织实施；（2）调节经济总量关系，协调宏观经济结构偏差，促进并保持总供求和部门结构的大体均衡，促进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运行；（3）在市场失效的领域，有效承担起跨省际重大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的投资建设、提供全国性公共产品等；（4）调节gdp分配结构和组织社会保障，从全国着眼把收入差距控制在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范围内，协调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5）调控各地区之间的财政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经济社会协调发展；（6）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法律秩序；（7）自觉组织和推动市场化进程，培育和完善市场体系；（8）维护国有财产的所有者权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9）维护全国的生态平衡，搞好环境保护和人口控制等。

在明确了中央事权范围之后，还需要对中央与地方共同参与的事项予以明确，地方上下级政府的事权的划分也需要依据各地的情况进行区分，例如，民族自治地区的事权划分和非自治省份内部的情况应该有所区别。

2．建立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

长期以来，不少人强调以事权定财权，建立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在此理念指导之下，在财政收支划分上强调在赋予地方政府事权职责的同时，应该允许地方享有较大的税收立法权。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应当慎提。毕竟，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力有限，更重要的是，在地方政府财政管理能力有待提高，和地方政府间财政税收不当竞争问题严重的情况下，特别需要强调中央对地方的强力预算控制。否则，完全套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来解决我国的财政分权和收支划分问题，很容易出现更为严重的后果，例如，加剧地方政府的税收恶性竞争和过度投资竞争等现象。

因此，笔者主张，要淡化“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提法，以“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表述代之，强调在合理划分事权的基础上，运用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由中央为地方政府或者地方上级政府为下级政府提供财政资金，解决地方政府的财力不足问题。所以，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并非是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财权，而是应当规范财政转移支付法律制度。

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应当以实现各级财政收支平衡以及各地区基本财政服务水平相当为目标。要建立规范化的转移支付制度，对标准收入、标准支出的测算更科学、准确，最大限度的考虑地区间成本差异因素，建立更加完善的补助制度。通过一般性补助，即税收返还弥补正常情况下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的差额；通过专项拨款补助，对于特别地区和特殊行业等给予财政支持，以保证地区发展平衡和国家产业政策的顺利实施；此外，还应设立临时性的补助，在重大自然灾害或者突发性事件时，用于弥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不足。

3．逐步推进我国财政收支划分的法治化进程。

财政收支划分制度法制化，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动力，是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进一步深化经济发展的制度保证。如何实现法治化？笔者认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应该采取逐步进行的立法策略：首先，通过修改《预算法》，减少预算层级，明确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预算法》的修改已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值得期待。在此次修法过程中，可以考虑改变现有的“一级政府，一级预算”的预算制度，实行中央－省－市县三级预算体制。这样，既可以减少信息沟通所带来的行政成本，同时还可以避免基层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足，入不敷出，预算无法落实的局面。其次，可以借助《税收基本法（税法通则）》的立法契机，将税收权限的划分在该法中予以明确。最后，待时机成熟，制定一部统一的财政收支划分法，明确我国政府间及财政级次划分、财政收支分类、财政支出划分、财政收人划分等方面的内容，使政府间的财政收支划分真正实现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