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民主法治 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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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表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具有高度民主和法治水平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民主与法治是先决条件和重要保障。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民主法治只是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手段，它需要不断地完善，使法治社会良性运作，达到人类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和谐社会才是我们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较之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西方的“理想国”更具有着“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美好特点，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

在新世纪，我国经济在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区域发展不平衡、低水平的小康社会、农民增收缓慢、就业和社会保障任务重、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加等旧有矛盾更加突出；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能源、交通和部分原材料供求关系紧张，违法违规占用耕地，社会劳动保障事业发展滞后，城乡低收入居民生活困难，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等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了我们必然的选择。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发扬民主

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多元社会事实上是利益多样化的社会，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也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社会利益分配或迟或早会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个人之间出现分化，不同的利益群体开始逐渐形成，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往往是不可避免的。不同的利益群体一经形成，它们不仅有经济上的要求，而且必然会产生出相应的政治要求和其他社会要求。它们需要有合法的正常渠道来表达其利益要求，并要求国家的政治决策充分体现其利益需要。因此，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应当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提供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得处于不同利益群体中的个人有机会申诉其愿望和要求；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协调各种利益矛盾，使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和睦相处。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里，民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它能为公民的利益诉求提供充足的利益表达渠道，尤其是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是否能为公民提供足够可信任的解决机制是社会民主的基本责任，也是检验这个社会是和谐还是对抗的一道标尺。

在对抗社会里，缺少各种有效的问题解决机制，社会矛盾无法通过有效机制得到舒缓和排解，从而增加了社会发展的正常成本，甚至累积成危及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在和谐社会中，民主的发展可以使不同程度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通过设置合理的各项制度渠道得到充分的表达，从而保障社会的平稳发展。这里的利益诉求，可以表现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也可以表现为对重要信息的掌握，最终都可归结为公民的法定基本权利的兑现。民主的实质就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为重，同时尊重弱势群体，通过运用各种具体的方法和手段，建立多种渠道和沟通机制，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以制度化手段维护社会公正。

二、法治为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和谐社会是法制健全、依法行政的社会。法治是社会的主要调控机制和制约机制，法律条文是社会生活的惟一准则，整个社会生活都被纳入法治的轨道。任何个人、组织和机构都在法治范围内活动，没有任何权力可以超越和游离于法治之外。法制真正体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意志，立法民主化，司法程序化，整个社会建立了完善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法治机制。

法治社会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保障人与人、人与社会、公民与政府、人与自然等多重和谐关系的建立。合适并且有效的法治社会的框架，必然是建立在民众与民众、民众与政府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在这种宪政体制中，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并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做出制度性安排。这就是要加大司法过程的透明度，给予公民更多的程序权利，同时以制度安排保障这些权利的实现。

三、树立和谐的民主法治理念

中国有着几千年专制与人治统治的历史，民主法治观念比较淡漠，政治传统和法律文化一向崇尚权力、漠视权利，推崇礼治、轻视法治，把法律视为统治人民的工具。目前，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同时也还存在着大量问题。首要的是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法制观念还不强，一些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淡薄，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还大量存在等等。解决这些问题，要树立和谐的民主法治理念，突出做好几点：

第一、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重视民主法治作用，同时应重视道德、教育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社会控制手段功能的充分发挥。对于法律局限性以及单纯依靠法治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此有着自己的独到理解。强秦因法制完备而致兴盛，也因法律过于残苛而致败亡的教训，给了后世历代统治集团以深刻的思想启迪。汉代以后，经过儒法之争，主张“礼法”并举的儒家文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应当说并不是偶然现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重视“法治”的同时特别注重“德治”，强调“德法并举”、“出礼入刑”，诸种社会控制手段综合运用的做法早为实践证明为高明理智之举，它对于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内部稳定起到了巨大作用。历史与现实均已证明，这是在东方国家具有普适性的治国之道，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对人性与法治本质的深刻领悟，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家们经过世代传承所积累的治理多民族大国的成熟经验和高超技巧。

事实上，法律与道德以及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与相互促进的关系，法律只有与包括道德在内的各种社会调整手段有机结合，形成彼此协调互动的运行机制，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内在功能。因为人类社会毕竟是由每个活生生的个体所组成的有机集合体，人类在需要物质生活维系生存的同时，更需要精神生活维系社会有机体的存在。尽管法律与道德在内容上是相互包容涵盖的，但再完善的法律都并不能自动提升社会的精神风尚与人们的道德水平。所以，要保证法律得以良性运作，我们就要在提高公众法律意识的同时，着力提高公众的道德素质。因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公众整体素质与文明状况往往并不仅仅取决于该民族、该社会的法律意识情况，而恰恰在于整个社会的道德素养水平。所以，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就应当要将社会公众法律意识和道德素质的同步提高作为基本标尺，在重视法治的同时，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反映社会进步的价值观念，提升社会公众的道德水准，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社会道德环境和良好社会风气氛围；必须将法治与道德等社会控制手段紧密结合在一起，将法律和道德所内蕴的价值理念转化为社会公众内心牢固的思想信念，使之自觉以此来反省、判断和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缩小乃至消除法治理想与法律运作效果之间的落差，实现法律效益的最大化。

第二、要以保障人权、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集中制为原则。法治的基本含义是：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宪政的首要原则，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这一宪政原则的根本政治制度保证；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必然延伸，因而必然构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宗旨和政治责任；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内涵人民的立法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等要件，而这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须臾不可分离；民主集中制更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中枢来建构和展开。因此，保障人权、社会主义法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然要求。

第三，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方向，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而不照搬西方民主法治的模式。西方法治使社会井然有序，但也已经给西方社会带来了“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轻老溺幼的社会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等不良影响，这些社会病态决非现代社会民主法治所要追求的目标，我们要以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方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法治体系。

人治状态下的“和谐”需要明君，而法治状态下的“和谐”需要有制度的保障。只有加强和完善民主法治，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发展才有根本的保障，从而达到“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