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价格波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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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价格是百价之基，其波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始终是党和政府密切关注、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粮食价格形成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影响粮食价格的因素日益增多并复杂化，其波动越来越明显。笔者试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价格波动轨迹出发，分析粮食价格波动的原因，研究粮食价格波动的效应，探索调控粮食价格的对策。

一、粮食价格波动的运行轨迹

反映粮食价格波动的指标，一是其绝对价格水平，即历年单位粮食的实际价格；二是其相对价格水平，即粮食价格指数，主要是粮食收购价格或生产价格指数。纵观*年～2007年粮食绝对价格和相对价格变化，其波动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运行轨迹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第一阶段(*年～*年)粮食价格在波动中上升。*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我国开始进行以价格改革为着力点的经济体制改革。1979年，国务院决定从夏粮上市起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其中计划内收购部分提价20%，超计划收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加价50%。当年中央掌握的六种粮食（小麦、稻谷、大豆、玉米、高粱、谷子）每50公斤加权平均统购价格由10.64元提高到12.86元。由于超购加价粮食比重上升，当年全国粮食收购价格指数上升30.5%。在此后几年中，陆续开放了农村粮食初级市场，允许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实行政府和农民间的议价交易；重新开放粮食集市贸易，以公社为单位，在完成国家征购、超购任务之后，允许社员个人上市出售余粮，价格随行就市。由此粮食价格一改过去长期固定不变的僵局，开始呈现波动态势。

改革开放初期，除极少数集市贸易粮食价格随行就市外，粮食收购价格主要由政府统一制定，其波动主要是由政府调整价格引起的。*年～*年全国三种粮食（稻谷、小麦、玉米）每50公斤平均收购价格为11.03元、12.96元、12.95元、13.64元、13.12元、13.17元和17.35元，分别比上年上升-0.45%、17.50%、-0.08%、5.33%、-3.81%、0.38%和31.74%。虽然各年度之间价格有涨有跌，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年与*年相比，全国三种粮食平均收购价格上升57.3%。从粮食的相对价格来看，*年～*年全国粮食收购价格指数分别上升0.7%、30.5%、7.9%、9.7%、3.8%、10.3%和12%，平均每年递升10.4%。除1979年由于政府调整粮食价格力度较大，粮食收购价格指数上升30.5%外，其余年份粮食收购价格指数的上升幅度在10%左右。

第二阶段(*年～*年)粮食价格波动幅度增大。*年政府推出了具有明显市场化取向的粮食购销体改革，将实行了30多年的粮食统购制改为合同定购制。合同定购的粮食品种为小麦、稻谷、玉米和集中产区的大豆，定购价格实行“倒三七”比例价，定购以外的粮食允许农民自由出售，价格随行就市；当市场粮食价格低于原统购价时，国家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尽管当年粮食收购价格指数上升1.8%，但合同定购价比统购价下降10%以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粮食生产，为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埋下了隐患。同时，由于合同收购与市场收购相结合的“双轨制”正式确立，即粮食商品总量中的一部分收购数量、方式和价格由政府确定，另一部分收购数量、渠道和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使市场调节的成分增多，粮食价格波动幅度增大。

*年～*年粮食价格波动呈现“∧”形特征，*年～*年粮食收购价格逐年上升，全国三种粮食每50公斤平均收购价格为17.71元、19.42元、20.69元、24.31元和28.98元，分别比上年上升2.1%、9.7%、6.5%、17.5%和19.2%；粮食收购价格指数分别上升1.8%、9.9%、8.0%、14.6%和26.9%；小麦、稻谷、玉米、大豆收购价格分别累计上升51.6%、92.2%、69.1%和71.2%。*年后粮食收购价格连续下降，*年～*年全国三种粮食每50公斤平均收购价格为26.85元、26.12元，分别下降7.1%和2.7%；粮食收购价格指数分别下降6.8%和6.2%，是改革开放后粮食收购价格总水平的首度下降。在这一阶段，粮食价格波动幅度明显增大，波峰*年粮食收购价格指数上升26.9%，波谷*年粮食收购价格下跌6.8%，峰谷落差达33.7%。

第三阶段(*年～*年)粮食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在*年和*年全国出现“卖粮难”和价格连续下降后，政府加快了粮食市场化改革步伐。*年在提高粮食定购价格20%的同时，开展放开粮食价格、放开粮食经营的试点。由于广东等地改革试点顺利，全国各地迅速推广。至*年底，全国95%以上的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完成了从计划定价和市场定价的双轨制到市场形成价格的单轨制转变。但由于改革政策不配套，宏观调控方式和手段存在缺陷，加之各地对放开粮食价格的理解存在偏差，在粮食供求矛盾并不突出的情况下，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

*年～*年全国三种粮食每50公斤平均收购价格为28.43元、35.8元、59.44元、75.11元；粮食收购价格指数分别上升5.3%、16.7%、46.6%和29.0%；*年与*年相比，三种粮食平均收购价格上涨154.8%；粮食收购价格指数累计上升133.5%。面对粮食价格持续大幅度上升，国务院在*年两次发出通知，规定除承担国家粮食收购任务的单位和具备规定资格并经核准的粮食批发企业外，其它单位和个人都不许到农村直接采购粮食。*年10月，成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对粮食收购资金进行封闭式管理。*年建立“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规定省级政府必须对本省粮食的生产、流通和销售负全面责任，并在总结粮食价格波动和宏观调控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采取了以保护价敞开收购粮食为核心的调控措施。经过调控，*年粮食收购价格指数上升幅度由*年的29%回落至5.8%。

第四阶段(*年～*年)粮食价格出现持续下降。*年后，受宏观经济形势和粮食连年丰收出现供大于求等因素的影响，粮食价格持续下降。尽管政府对粮食流通体制实行了“四分开一完善”改革，即实行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财务帐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粮食收储企业实行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但粮食价格仍在波动中走低，维持在相对较低水平运行。*年～*年期间，除*年粮食价格小幅上涨外，其余年份价格持续下降。

*年～*年粮食价格停止了前一阶段的上升转而呈现下降趋势，6年中有5年粮食生产价格是下降的，成为改革开放后粮食生产价格下降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以稻谷、小麦、玉米为例，全国三种粮食每50公斤平均生产价格为65.09元、62.05元、53.04元、48.36元、51.50元和49.24元；*年与*年相比，价格下降24.4%。同期粮食生产价格指数分别下降9.8%、3.3%、12.9%、9.8%、-9.8%和4.2%，累计下降27.9%。这一阶段粮食生产价格下降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面宽，所有粮食品种包括小麦、稻谷、玉米、大豆价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累计下降幅度分别为29.6%、27.1%、23.1%和31.3%。

第五阶段(*年～2007)粮食价格出现恢复性上涨。受*年～*年粮食连年减产、供求关系趋紧等因素的影响，*年10月中旬开始，全国粮食价格普遍上涨，粮食安全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年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和《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将“对农民种粮直接补贴和放开粮食购销市场”为主的新一轮流通体制改革推向全国。同年3月起，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先后发出通知，宣布*年早籼稻、中籼稻、粳稻和晚籼稻的最低收购价分别为每公斤1.40元、1.44元、1.5元和1.44元，当年全国粮食生产价格指数上升28.1%。随着国家各项惠农、利农政策的落实，*年全国粮食喜获丰收，产量大幅增加，国内粮食供求状况随之大为改善，使*年粮食生产价格小幅下降。为了保护农民利益，政府加大了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力度，粮食价格出现恢复性上涨。

*年～2007年粮食价格波动的特点是震荡上行、恢复性上涨。除*年全国粮食生产价格指数小幅下降0.8%外，*年和*年粮食生产价格指数分别上升2.3%、28.1%。*年粮食生产价格指数上升2.1%，当年全国每50公斤稻谷、小麦、玉米平均生产价格分别为78.51元、70.64元、58.47元，三种粮食加权平均生产价格为71.98元。2007年全国粮食生产价格指数上升10.3%，其中谷物、豆类、薯类生产价格同比分别上涨9%、22.6%和9%；在主要粮食品种中，小麦价格上涨5.5%、稻谷价格上涨5.4%、玉米价格上涨15%、大豆价格上涨24.2%。尽管这一阶段粮食价格震荡上行，但它更多地属于恢复性上涨，2007年全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粮食每50公斤生产价格为76.01元，仅略高于*年75.11元的水平。

二、粮食价格波动的原因分析

在开放的市场条件下，引起粮食价格波动的原因十分复杂，每次粮食价格波动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粮食价格形成的内在机理出发，观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价格运行轨迹，笔者认为，粮食价格波动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原因之一：市场供求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价格波动是供求矛盾运动的结果，由供求总量失衡、结构失衡等原因所引起。粮食供给量的变动主要取决于粮食产量、粮食储备量、净进口量等因素。通常而言，粮食价格会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减而出现反向变化。*年～2007年我国出现“上期粮食产量增加——当期粮食价格下降，上期粮食产量减少——当期粮食价格上升”现象，形成“粮食产量增加——粮食价格下降——粮食产量减少——粮食价格上升——粮食产量再增加”的循环运动轨迹。

改革开放初期，在政府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刺激下，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年全国粮食丰收，产量达40731万吨，粮食供给状况大为改观，出现了第一次粮食“过剩”[1]，由此*年部分粮食价格呈下降之势，当年全国平均每50公斤小麦收购价格为21.37元[2]，比上年21.90元下降2.4%。*年全国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2820万吨，直至*年粮食生产仍未恢复到*年的水平。受其影响，*年～*年粮食收购价格指数分别上升9.9%、8%、14.6%和26.9%。粮食收购价格持续上涨使*年和*年粮食产量分别增长3.5%和9.5%，随即出现*年～*年粮食收购价格下降。*年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1095万吨后，粮食产量连续多年在45000万吨左右徘徊，致使*年～*年粮食收购价格持续上涨，特别是*年粮食收购价格指数上升46.6%。*年全国粮食产量达50454万吨，人均粮食突破400公斤，再次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由此*年～*年粮食收购价格持续低迷。*年开始粮食产量连续4年大幅度下降，*年粮食产量下降到43070万吨，为*年后的最低水平，粮食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年开始粮食价格回升，当年粮食生产价格指数上升2.3%。*年粮食生产价格指数上升28.1%，在刺激粮食生产的同时，粮食进口量明显增加，使粮食供求矛盾逐步缓和。*年全国粮食丰收，进口增加相对较多，粮食消费小幅度增加，致使当年粮食生产价格指数小幅下降。粮食价格波动不仅受其供求总量的影响，还与供求结构有很大的关系。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口粮需求逐渐减少，粮食需求正在由主食型向主副食型并重转变，但粮食供给结构并没能完全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如玉米，由于其深加工产业尤其是燃料乙醇产业的迅速发展，*年使用玉米达2300万吨，占国内玉米产量的17%，导致玉米价格持续攀升。*年10月到2007年6月期间，玉米价格从每吨1324元涨到1617元。

原因之二：生产成本推动。生产成本是制定价格的最低经济界限，“如果商品低于它的成本价格出售，生产成本中已经消耗的组成部分，就不能全部由出售价格得到补偿。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预付资本价值就会消失。”[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生产成本是制定其价格的基本依据，生产成本的上升或下降，会推动价格相应上升或下降，从而引起粮食价格波动。一般而言，粮食价格会随着生产成本的升降出现同向变化。从*年～2007年粮食生产成本与其价格波动的关系来看，呈现“粮食生产成本上升——成本收益率下降——粮食价格上升；粮食生产成本下降——成本收益率提高——粮食价格下降”现象。2007年与*年相比，全国三种粮食生产成本上升389.62%，平均生产价格上升589.12%。

粮食生产成本变化是其价格波动的先兆，生产成本上升往往会迫使政府提高粮食价格。*年全国三种粮食每50公斤生产成本为11.46元，成本收益率为-3.73%，农民种粮食不但没有收益，反而亏本。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1979年大幅度地提高了粮食收购价格，当年小麦、稻谷、玉米、大豆收购价格分别上升31.1%、30.2%、30%和24%。*年～*年期间，除*年粮食生产成本下降8.3%外，其它年份粮食生产成本持续上升。*年与1983年相比，全国三种粮食平均生产成本上升485.3%，粮食生产成本的刚性上升，使同期三种粮食平均生产价格上升448.9%。*年～*年粮食生产成本下降9.5%，同期粮食生产价格下降20.9%。*年～2007年粮食生产成本再度上升，粮食价格也随之在波动中上升。

原因之三：自然灾害因素。粮食生产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有机统一，生产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因素，即人们通常所说的“靠天吃饭”。在粮食生产过程中，风调雨顺时产量增加，遭受自然灾害时产量减少甚至绝收，因而自然灾害是导致粮食价格波动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减产幅度比较大的年份，主要是因为遭受自然灾害。自然灾害不仅使当年粮食减产，而且对灾后几年的粮食生产都会造成影响。如果抗灾救灾措施不力，或连续受灾，几年难以恢复，进而影响粮食生产，引起粮食价格波动。我国是个自然灾害多发国家，自然灾害对粮食价格波动的传导路径是：自然灾害增加——粮食减产——粮食价格上涨。

我国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相对较高，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是粮食价格波动的诱因。1980年全国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受灾面积44526千公顷，成灾面积29777千公顷，当年粮食产量比1979年减少1156万吨，减幅为3.48%。受其影响，当年粮食收购价格指数上升7.9%。*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54506千公顷，成灾面积32516千公顷，特别是粮食主产区遭受洪涝灾害使当年粮食减产2636万吨，成为粮食生产价格指数上升2.3%的重要原因。*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37106千公顷，比上年下降31.9%，其中旱灾面积17253千公顷，比上年减少7599千公顷；涝灾面积7314千公顷，比上年减少11894千公顷。全年因干旱和洪涝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975亿元，比上年减少50.0%。受全年全国性的气候较为有利、经济环境对农业生产刺激明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更明确、更直接、更有力的农业政策措施等影响，粮食生产出现了重要转机，当年粮食产量增长9%，以致出现了*年粮食生产价格指数小幅下降0.8%。

原因之四：国际市场传导。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化，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与互动日益加强，国际市场粮食供求关系变化与价格走势不但影响到我国粮食的进出口，而且对国内粮食价格波动产生重要的影响，国内粮食价格日益受到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的影响，两者的联动效应逐步增强。*年以来，国内粮食价格波动与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波动基本保持一致（见表9）。

*年～*年期间，国内粮食价格随着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升降而升降，两者在趋势上是一致的，仅是升降幅度上的差别。*年与*年相比，国际市场小麦、玉米、大米价格分别下降26.4%、38.8%、43.9%，同期国内小麦、玉米、大米价格分别下降34%、18.4%、24.2%。*年世界经济增长强劲，各国对粮食的消费需求增加，但粮食产量下降。据美国农业部报告显示：*年美国各州大豆的产量同比下降10%，创*年后的最低产量。由于美国大豆连续减产，国际期货市场上大豆价格暴涨，大豆现货价格也随风而上。受其影响，国内市场大豆价格大幅度上升。当年我国大豆生产价格指数上升20.6%，大大高于其它粮食品种的价格涨幅。*年我国粮食净进口2484万吨，占当年国内粮食产量的5.3%。受世界粮食市场价格上涨的影响，当年我国粮食生产价格指数上升28.1%，其中小麦、稻谷、玉米、大豆生产价格分别上升31.2%、36.3%、16.9%和20.2%。据国际粮农组织统计，*年世界谷物产量达20.42亿吨，比上年增产8.4%，创历史新高。*年世界谷物需求量为20.04亿吨，总产量高于需求量，世界谷物库存量增加到4.41亿吨。国际市场上除稻米价格仍然维持高价位外，玉米和小麦价格降到*年的水平。受此影响，当年我国稻谷生产价格指数微升1.6%，小麦、玉米、大豆的生产价格指数分别下降3.6%、2%和4.3%。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年进口量达2827万吨，分别占国内大豆消费的64%、世界进口总量的44%。国内大豆市场与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价格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芝加哥价格每上涨10%，带动国内价格上涨0.5%。与*年同期相比，2007年4月美国大豆价格同比上涨23.7%，导致同期我国国内大豆价格同比上涨19.7%。

三、粮食价格波动的经济效应

粮食价格波动会产生一系列的经济、政治、社会效应，如影响农民收入、政策决策和社会稳定等。其经济效应是指粮食价格波动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广泛而全面的，其中最直接的经济效应，主要是对粮食生产、农民收入和市场价格总水平的影响。

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粮食价格波动与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一般规律是当年粮食价格上涨，会刺激下一年度的粮食生产；而当年粮食价格下跌，会影响下一年度的粮食生产。当粮食价格发生波动时，农民对其反应的途径是调整土地、资本和劳动投入。在我国，劳动投入一般不构成限制性因素。因此，粮食价格波动会通过其对土地和资本投入的约束影响粮食生产。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粮食价格波动的影响，农民投入粮食生产的耕地随之增减。

改革开放初期，在粮食收购价格上涨的刺激下，粮食播种面积保持在11000千公顷以上，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年出现“卖粮难”，粮食收购价格随之下降，受其影响，*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4039千公顷。此后随着粮食收购价格上升，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年～*年粮食收购价格下降，粮食播种面积随之减少，到*年粮食播种面积仅109544千公顷，比*年减少3922千公顷。*年～*年粮食收购价格持续上升，粮食播种面积也相应增加。*年后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粮食收购价格持续低迷，生产效益下降甚至种地赔本，农民生产积极性降低，粮食播种面积减至*年的99410千公顷。*年三季度开始粮食生产价格大幅上涨，*年粮食播种面积增加2196千公顷，其中稻谷增加1871千公顷，玉米增加1378千公顷，大豆面积增加276千公顷。近年来，粮食生产价格上升使种粮效益提高，有力推动了粮食播种面积增长和弃耕现象的减少。在资本投入方面，农民对粮食价格波动反应的短期行为很强，粮食生产价格上升，农民增加投入；反之，则减少投入。如1979年粮食收购价格上升，当年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13.9%，而粮食收购价格下降的*年，其增长率仅为7.2%。粮食收购价格上涨的*年～*年，农民用于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户均生产用固定资产原值由832元增加到1126元，增长35.3%，而在粮食收购价格下降的*年其增长率仅为11.7%。*年～*年粮食收购价格上升，化肥施用量明显增加，而在粮食生产价格下降的*年～*年化肥施用量的增速明显减缓。

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一般而言，在投入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农民的粮食收入是由粮食生产价格和产量所决定的。粮食价格波动关乎种粮农民的利益，即粮食生产价格上升，农民收入增加；粮食生产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减少。改革开放以来，粮食生产价格在波动中不断上升，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使1979年～*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递增17.7%。*年～*年粮食收购价格在波动中上升，但升幅相对平缓，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11.2%。*年～*年粮食收购价格下降，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递增8.5%，增幅进一步放慢。*年～*年粮食收购价格累计上升27.7%，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95倍。*年～*年粮食生产价格指数累计下降20.1%，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率降至4.3%。*年粮食生产价格上升28.1%，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936.4元，增长12%。其中来自粮食的纯收入621元，比上年增加172元。在粮食纯收入中，粮食生产价格上升使农民增收165元，粮食生产价格上升对当年农业纯收入增加的贡献率为93.8%。改革开放以来，粮食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粮食收入主要受市场价格制约，与价格的变化同步变化，产量对收入的直接促进作用很小。在生产量增加幅度较大的年份，市场价格大大降低，结果产量高的年份，农民的粮食收入反而降低。

对市场价格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价格上涨（见表12）与粮食价格波动密切相关，粮食价格波动与市场价格总水平的关联度增强。根据我国现行统计方法，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中，以粮食为代表的食品价格在其中所占权重为33.6%。显然，粮食价格波动对CPI具有直接影响，粮食价格会上涨,往往会造成通货膨胀，粮食价格长期高位运行会促使通货膨胀加剧，进而对国民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每次粮食价格波动都会对市场价格总水平产生较大的影响。在粮食价格波动的第一阶段，受1979年～1980年粮食收购价格指数分别上升30.5%和7.9%的影响，1980年、1981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上升7.5%、2.5%。在粮食价格波动的第二阶段，*年～*年粮食收购价格指数分别上升1.8%、9.9%、8%、14.6%和26.9%，推动*年～*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上升18.8%、18.0%；*年～*年粮食收购价格指数分别下降6.8%和6.2%，带动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迅速走低。在粮食价格波动的第三阶段，*年粮食收购价格指数上升46.6%，当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24.1%。在粮食价格波动的第四阶段，粮食收购价格指数持续下降，致使*年～*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降，并于*年、*年和*年出现负增长。在粮食价格波动的第五阶段，粮食生产价格震荡上行，使居民消费价格在波动中螺旋上升，*年～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上升1.2%、3.9%、1.8%、1.5%和4.8%。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家庭用在吃方面的支出相对减少，从总体上看粮食价格上涨对多数家庭生活影响不大，但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较大，受其影响部分低收入家庭生活质量下降。

四、粮食价格的调控对策

粮食是具有战略性的特殊商品，它覆盖面广、影响力大、敏感性强。确保粮食价格基本稳定，避免其大幅度波动，是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证。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在粮食市场形成价格基础上，实行不同程度的调控，以纠正市场的过度偏离，保持市场价格稳定。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形成粮食价格的基础上，对粮食价格进行宏观调控很有必要。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对策之一：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指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在一定经济技术条件下，由各生产要素综合投入所形成的、可稳定达到一定产量的粮食产出能力。从长远看，调控粮食价格波动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力，防止出现粮食供给的大起大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要加强耕地资源保护，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改革开放以来粮食价格波动的历史告诉我们，粮食价格波动与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耕地资源保护，稳定粮食播种面积，是粮食生产发展和稳定粮食价格的基本保证。因此，要继续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正确处理建设用地和保护耕地的关系，加强对基本粮田的保护和建设，努力提高耕地质量；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正确处理农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粮食生产的关系，综合考虑自然和经济要素，科学选择复种的作物种类和品种，提高耕地的复种指数；正确处理农民增收与发展粮食生产的关系，提倡种养结合，提高耕地资源利用率，优化粮食品种，实现种粮增效，粮农增收。

要增加粮食生产投入，夯实粮食生产基础。生产投入是发展粮食生产，确保粮食安全和粮食价格稳定的基础。各级政府应严格按《农业法》规定，增加对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改善粮食生产条件，全面提高粮田的抗灾能力和生产能力；加大对粮食生产优势区域、重点商品粮基地和种粮大户的扶持力度，巩固、完善和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建立与粮食生产、粮食价格和CPI上涨程度直接挂钩的农民种粮直接补贴机制；建立多元化的粮食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制度，引导金融资本、工商资本、民营资本和民间资本等投向粮食生产，鼓励农民增加粮食生产投入。

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增强粮食生产发展后劲。发展粮食生产，保持粮食价格基本稳定必须坚持科技兴农战略，依靠科技进步，增强粮食生产发展后劲。改革耕作栽培技术，为规避粮食生产自然灾害创造条件；探索和发展旱作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作物抗旱性能；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技术，增强粮食生产的抗旱能力；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改进排涝技术和措施；加快种子培育更新步伐，培育抗灾、抗病能力强的优良品种；建立健全农业灾害监测预报网络，及时预报灾情，科学防灾抗灾；加快粮食品种的升级换代，大力推广优质品种，不断提高粮食品质。

对策之二：完善粮食价格服务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粮食价格信息不透明、不公开、不流动，不仅导致粮食价格信号难以正确引导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行为，而且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从而加剧粮食价格的波动。如农民因价格信息不灵往往“卖跌不卖涨”，经营者因价格信息缺失往往对粮食市场进行逆向操作，政府因价格信息不准往往对价格进行逆向调节。因此，必须从建立粮食价格监测体系、价格预警机制、信息制度等方面，完善粮食价格服务体系。

建立粮食价格监测体系。在粮食价格由市场调节的情况下，通过建立价格监测体系及时掌握市场粮食价格动态，是发挥价格引导生产、调节消费作用的基础。首先要建立粮食价格监测网络，选择一定数量且有代表性的粮食市场作为监测点，建立粮食价格信息报告制度或调查制度，随时监控粮食价格和市场供求的变化，提高信息的真实性和及时性；其次要加强价格信息分析，在充分应用现代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基础上，研制一套科学实用且能自动汇总、自动报警、便于查询的预警软件，实现科学监控，准确报警。

建立粮食价格预警机制。这是政府防止粮食价格过度波动，促进粮食价格合理形成的基础。市场粮食价格预警体系应以城乡重点集贸市场和初级粮食批发市场的价格为基础，以主要区域性粮食批发市场的价格信息为核心，以期货交易市场价格为先导，通过价格监测体系构建市场粮食价格预警预报的信息载体，为政府粮食宏观调控及时提供可靠依据。在建立粮食价格预警机制过程，应建立粮食价格安全带制度，以此作为粮食价格预警的依据。粮食价格安全带，即政府根据粮食生产成本、中长期供求趋势以及其他政策性因素而确定的粮食价格最低和最高警戒线，在其间形成一个“价格安全带”。粮食价格在“价格安全带”内合理变化时，价格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政府不干预价格的变动；当市场粮价跌破或突破最低和最高警戒线时，政府才干预粮食价格。

建立粮食价格信息制度。由国家和地方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和粮食主管部门定期公布粮食价格行情与市场供求信息，通过粮食价格和供求信息，正确引导和稳定全社会对粮食价格的预期，以便市场主体及时把握粮食价格动态，正确进行生产、经营、政策决策，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指导粮食商品正常流通，避免价格大涨大落。尤其要把粮食价格信息服务纳入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范围，通过定期向农户市场粮食价格信息，指导农户生产和经营。

对策之三：建立粮食价格调控体系。粮食价格由市场形成决不意味着可以撒手不管、放任自流，因为市场缺陷会使市场形成的价格产生难以自身解决的矛盾，如市场形成价格所带来的经济结果与宏观经济发展目标相矛盾，或与社会发展和生态平衡目标相矛盾。要避免粮食价格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必须建立粮食价格调控体系，对粮食价格波动进行必要的调控。

明确粮食价格调控目标。粮食价格调控目标是调控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从我国粮食生产和消费的国情出发，粮食价格调控的目标是维持合理稳定的粮食价格水平，减少粮食价格的过度波动，促进国内粮食供求平衡，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在这一目标下，发挥市场形成价格的作用，对市场需要的优质粮食品种实行优质优价，对市场上销不出去的劣质粮食品种通过降价使其淘汰并退出种植，以引导粮食生产结构调整；保护种粮农民利益，确保粮食持续稳定供给，当市场粮价过低时，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抑制粮食价格下滑，保证农民取得合理的收入，避免因农民种粮积极性受到打击而导致粮食供给过度波动；保持市场粮价稳定，维护消费者利益，粮食价格波动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其他商品价格，从而影响消费者利益，甚至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当市场粮价过高时，政府要采取必要手段，如通过抛售储备粮等办法平抑市场粮价，使粮食价格回到合理的水平。

遵循粮食价格调控原则。政府在调控粮食价格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以市场价格变动的趋势为基础，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引导生产，调节供求，控制粮食价格大涨大落，保护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在正常情况下，让粮食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和市场竞争形成，提高粮食价格的市场化程度，发挥粮食价格对粮食需求总量的预示、对粮食需求变化的导向以及对调整粮食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尽管粮食价格调控的对象是粮食价格，但它的影响不仅仅是粮食价格走势，还会扩散到其他相关商品。因此，调控粮食价格不能只考虑被调控粮食的绝对价格水平，还要考虑相对价格水平，保持粮食与其他商品之间价格的合理性。要把握粮食价格调控时机，提高调控的预见性和前瞻性，努力消除粮食价格波动的消极滞后影响，随时注重对粮食价格波动的削峰填谷。要把总量调控与结构调控有机结合起来，保持粮食供求总量与结构的平衡。

完善粮食价格调控手段。通过科学、合理的调控手段，增强粮食价格调控的有效性，熨平粮食价格波动峰谷。通过储备粮吞吐与价格呈相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即市场价格低时进行收购，价格高时抛售，控制和影响价格波动，拉动市场粮食价格回到“价格安全带”。根据国内粮食市场供求状况，利用进出口来调节国内粮食余缺，引导国内市场粮食价格走势，并努力减轻国际市场粮食价格波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为了有利于在非常时期直接有效地调控粮食市场，应建立粮食价格调控基金，对按政府规定低于市场价格抛售粮食的经营业主给予必要的补贴。政府可以利用期货市场的功能，委托相关企业进入国际国内期货市场，有计划地购入或抛售一定时期一定量的粮食期货，以左右国际国内粮食市场粮价走向，保持国内粮食价格基本稳定的预期。

对策之四：强化粮食市场价格监管。粮食价格波动与其市场是否规范、有序密不可分，强化粮食市场价格的监管是国内粮食市场价格稳定的保证。应从健全法制、改善管理入手，强化强化粮食市场价格监管。

要健全规范各类市场主体资格和市场主体行为的法规，对各种非正常的市场行为进行法律界定，并加大执法力度，保护公平竞争，反对不正当竞争，严厉查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防止粮食收储企业和个人利用粮食价格波动压级压价或抬级抬价，扰乱粮食收购市场，造成市场粮食价格的过度波动，以维护正常的粮食流通秩序。同时，要切实加强化肥、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监管，防止因农资价格上涨侵蚀支农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为农民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创造条件。

要转变政府粮食管理管理方式，把精力放在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上，防止政府行为的错位，注重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粮食供求平衡，研究和把握粮食流通的周期性规律。粮食、价格、工商部门应在加强对粮食市场、价格监督管理，防止人为操纵市场，哄抬粮价的同时，引导粮食生产、经营者正确判断形势，克服惜售心理，避免逆向调节而人为地放大市场效应，造成市场粮食价格波动。

尽管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尚未形成。历史经验表明，每当粮食供应趋紧，价格趋于上升时，地方保护主义出于自身狭隘的利益搞地方封锁，会加剧粮食区域间供求失衡的矛盾。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反对人为封锁地方市场，防止粮食供求矛盾突出时地方分割盛行的再次出现，促进产销区粮食购销的衔接和有序流通，保障市场机制正常运行。

五、结束语

粮食价格波动是对粮食供求规律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反应，犹如一只无形的手，调节着生产者、经营者及消费者的利益。正确认识我国粮食价格波动规律，分析粮食价格波动原因，研究粮食价格波动效应，探索调控粮食价格波动对策，对减轻粮食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粮食生产发展和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可为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粮食的供求关系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于科学理解市场化条件下粮食安全问题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