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领导需要解决的十个三农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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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最大制度创新是建立以户为经营单位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这个制度创新，确实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是，这一以户为单位、分散经营的制度安排，是对规模经营的反动，长远看将制约农业现代化。事实确实如此，从农民收入增长情况看，承包制的制度能量到1983年基本释放完毕。1984到1988年属于徘徊期，1989年之后的18年，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民工队伍的扩大、费改税的调整、农业税的取消、对“三农”投入的加大等等，多表现为“少取多予”。“三农”等待“治本”已经足足等了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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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三农”问题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既要抓住重点和“死穴”，又要全面推进。1979年、1991年、1998年的前三次专题研究“三农”问题的中央全会，会后实际成效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大，特别是1998年之后，1998、1999、2000、2001、2002五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比农民人均年收入分别高出1.5、5.5、4.3、4.3、8.6个百分点，1999年到2003年精神产量也持续四年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被拉得更大，而“三农”工作真正开始好转则是2004年。

明天，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的农民朋友翘首企盼、专题研究“三农”工作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就要召开了。人们希望“三农”工作能够突破制度瓶颈，希望三中全会能够拿出点到“三农”问题“死穴”的政策，从而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使科学发展观在“三农”工作上有更好体现，希望三中全会是一次非常务实高效、研究和解决“三农”难题的会议。因此，这次全会务必直面“三农”问题。

1．能否有勇气和信心给出一个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化问题量化的指标分解方案。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了34.35倍，但是，本来就比农民富裕的城镇居民，其收入却增长了52.02倍，城乡居民人年均收入差距由1977年的2.22倍扩大到2007年的3.33倍。这种结果违反了科学发展的精神，严重制约内需增长，从而给国民经济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解决这个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应有之义，是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发展的迫切需要。没有压力哪来动力，我们应该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自信，为自己设定目标方案，通过若干年努力，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2．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能是解决规模经营的制度突破吗？由于我国还是农业大国，农村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土地还是农民维持生计赖以依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在于此，中央一再强调以承包经营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长期不变。但另一方面，“单干户”使规模经营的效率损失日益增大，所以，中央同时强调在条件允许、群众自愿的前提下，可以搞适度规模经营。这次提出的土地经营权流转，目的就在于促进土地集中、实现规模效益，这其实是对在实践中已有做法的总结、固化。所以，如果把经营权流转作为会议的最重要的制度创新，则名不副实。何况，早在上个世纪已经屡次提出过条件允许的地方可以搞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建议。促成规模经营还有待更大的制度创新！

3．如果土地经营权长期不变，无法回避的是经营权的继承问题，这其中潜藏巨大不公需要配套制度设定。为了保护农民积极性，为了确保农民能够爱惜土地资源，中央一再强调承包经营制度长期不变。但是，这其中潜藏着巨大的不公：土地是死的，拥有土地的人却是流动的。有的“入土为安”消失了，有的打工进城买了城镇户口了，有的上学成为城市新居民了，有的嫁人成为他乡成员了，每年还有新生命到来了、新媳妇进门了，有的家庭消失了、新的家庭诞生了。如果承包权一包五十年、甚至七十年，这个承包权仍然给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原居民还有意义吗？结果必然造成“有地没人，有人却没地”局面，导致这样局面的承包责任制弊端太大。

4．何时、以何种方式尽快解决农民住宅建设中的巨大浪费问题。农民从外出打工和种地中获得的汗水钱，期中绝大部分转移到房产上，或者将老宅住房推倒重建，或者开辟新宅基地新建，以改善居住条件，为孩子娶媳妇创造条件。但是，目前农村住宅高度分散、占用土地太多，且不利于改善生存环境。农民住宅集中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让农民享受城市文明的必由趋势、且已经被提上日程。一方面农村村庄建设布局面临调整，大部分现有住宅将被撤除、异地重建；另一方面，农民继续把辛苦钱投到现有房屋建设上，这是巨大的浪费。对此，中央应该尽快给出明确说法，是否进行集中、何时进行集中、如何集中，让农民心里有底，不要让农民有限的收入再“打水漂”。

5．村庄和农户住宅周边环境恶化问题如何解决？改革开放以前，集体的、公共的事情是有人干的，生产队会统一组织，村庄里面的道路、田头的小路、小沟小渠、村庄周边的绿化是有人负责的，农民虽然很穷，但环境基本是整洁的。现在虽然“村村通”、大的水利设施等由上级财政帮助解决了，但是，由于集体力量的削弱，既没有钱、也没有人去做村子内部公共的、集体的事情，再加上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家乡的居住环境在严重退化，很多地方可用破烂不堪来形容。

6．农民外出打工、常年不归，导致温馨家庭生活缺失，坚持以人为本、在收入增长同时幸福指数如何不降下来。由于种粮收益低和农村劳动力过剩，很多地方农民收入主渠道是外出打工。刚结婚生子的年轻夫妇们走了，而把出生不久的孩子留了下来交老人看护，中老年男性基本上独自出走，而把媳妇、父母留了下来种地和看守，村庄上留下来是基本是妇女、老人、儿童和病人，这是常态状况。这使得孩子缺少健全的家庭培养，老人、病人缺少儿女、亲人的亲情照顾，夫妻缺少基本的家庭生活享受，温馨的家庭生活氛围丧失了。长期通过外出打工的务工形式，虽然提高了农民的财产收入，损失的是家庭的幸福生活，这不是应该被忽视的问题。

7．除了通过电视娱乐消遣，留守农村的农民基本上没有其他文化生活享受，这是真正的常态。最近，无论是报纸还是电视，都在赞扬新农村建设中文化生活是多么丰富多彩，实事求是地讲，媒体宣传的这些只是少数地方存在的个别现象，目的恐怕在于发挥舆论宣传导向作用。改革开放前，农村并不是文化沙漠，记得当时很多县都有自己的剧团，且经常下乡演出，甚至很多生产大队每到农闲时都成立文艺宣传队，举办演出晚会。当时，每个都有电影放印队，到每个大队巡回放映，每个月基本能够巡回一次。现在，不要说村文艺宣传队，就是县剧团大都被解散，而电影更成了大城市人的“专利”。农民业余时间只能由电视来打发、消遣。公务员之家

8．农民工事实享受着“二等”公民待遇，这实质是对农民的一种歧视，背离公平公正的基本道德准则。现在，无论在特大城市的首都北京，还是中小城镇，都泾渭分明地生活着两大群体，一是拥有城市户口的城镇居民，二是农民工队伍。两大群体等级分明，脏活、累活、工资低的活、城镇居民不愿意干的活、被城镇居民认为是低人一等的活，留给了农民工。不仅如此，各个城市多少都有诸如孩子上学要缴赞助费、能买房不能落户口、住同地享受不了同样社会保障等的歧视性制度安排。农民工已经是一个城市正常运行离不开的群体，为城市整洁、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面对歧视性的待遇，他们心寒。这不但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也大大延缓了城市化进程，沉淀了“三农”问题。

9．农民社会保障严重缺失，托底机制不健全导致农村改革举步艰难。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目前主要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及优抚、补贴等。据江苏省泰州市一个调查，在调查的2743人中，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只有98人，占3.5%，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仅26人，占0.94%，两种社会养老保险合计124人，只占4.5%，已享受政府救济、优抚、五保、低保等补贴的共有11人，占调查总人数的0.4%。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面还未达到5%。失地农民、老年农民、伤残农民、大病农民、其他失去劳动能力、失去劳动收入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应该得到保障。只有解除后顾之忧，才能放心大胆到城里闯荡、进行土地产权交易、发展现代农业产业、推动农村改革，这也是消除工农差异、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步骤。

10．村级组织软弱涣散，党和政府的领导力在基层缺失，导致村、组集体事务普遍“撂荒”。随着国家计划体制和体制解体，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垂直治理能力严重削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扁平化的市场运行模式，导致组、村两级组织人力、物力、财力、领导力丧失殆尽。目前，事实上的居民小组的组长仅仅是挂名而已，村级组织保留的大概只有村支书、村长、会计、计划生育主任等岗位，由于农业费税被取消，他们待遇仅靠乡政府统支甚少，收入少，事情少，人员少，可支配的财力没有，“无米下锅”，即使想干事也没有办法干，何况已经失去了干事的动力和条件。基层组织力的丧失，是农村集体公共事务无人问津的主要原因，是农村改革动力不足的直接原因，还将动摇党的建设的根基。

“三农”问题还有很多很多，例如：政府支农补贴如何发放、从而保证避免腐败交易、从而最大限度提高效益；新农村建设需要领头羊，这个具有资金、技术、产业、能力优势的引路人如何培育、如何发挥作用；“三农”发展缺少相应金融支持，对农村金融业发展如何网开一面；等等……。由于全国各地生产力发展状况差异比较大，有的省市、有的省市的有的地方走得快一些，相反其他地方走得慢一些，因此，“三农”面临的问题也不完全相同。这里所列问题以江苏省苏北涟水县为例。江苏对全国来讲是发达省份，苏北、尤其涟水这个老区在江苏属于落后地区，苏北的涟水面临的情况对全国来讲应该具有普遍意义。因而相信，这里所列问题带有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