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战略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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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并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十六大报告对三农问题给与了特别的关注。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几年来，中央逐年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特别是农业税的减免，使中国农民进入了一个无税时代。但是，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的落后面貌远没有根本改变。根据有关资料，我国至今仍有占63％的人口在农村，有占近5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5％。从进出口来看，2004年农产品进出口额为514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11548亿美元的比重为4.5%，而其净出口额为-46亿美元，对农村GDP的贡献率为负数。经济的落后导致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问题普遍存在。

60年代，曾经提出过“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并把发展的次序规定为“农轻重”，也就是说，要把农业的发展放在第一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是从农村开始的，但农村的改革基本上是停留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二十多年来没有大的进展。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实现规模化的经营，作用极其有限。所以农村的发展也不可能有大的突破。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际上是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城市。无论是国家的财政投入，还是社会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因此，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有扩大之势。统计资料表明，1978年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农村改革开始后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点1．82：1，随后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扩大，到1990年城乡收入比为2．2：1，1995年为2．71：1，2004年，则达到3.2：1的历史最高水平。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大大高于大多数国家不到1．5：1的水平。

因此，发展农村，迅速改变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落后面貌，已经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成了一个必须尽快迅速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如果不能迅速扭转这种情况，不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将受到影响，而且有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这一著名论断至今仍然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三农问题。没有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崛起，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崛起。

二

解决三农问题涉及许多方面,如体制的改革问题、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问题、农村的城镇化问题等等。但是，最关键的是钱的问题。没有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而农村由于贫穷落后，缺乏自身发展的能力，所以必须从外部注入大的资金。单靠一般的政策性倾斜，或国家逐年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很难从根本上迅速改变三农面貌。要把发展的战略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必须在财政支出、社会投资和银行信贷三个方面下手，三管齐下。就是说，应该将政府的财政支出、社会投资和银行信贷资金的大头转向农村和农业。

以2004年为例，在国家空前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总支出共2626亿元，而当年中央财政总支出18274.39亿元，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不到总支出的15%。2004年全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70072亿元，其中农村11452亿元，城镇58620亿元，农村投资不到城市投资的1/5。银行信贷资金农村得到的更是少得可怜，2005年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余额为19.9万亿元，农业贷款余额仅为10299亿元，仅为5%多一点。

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加以改变。应该使用于发展农村和农业的国家财政、社会投资、银行信贷的规模起码与农村人口所占比重相适应，即分别达到63%或者以上，则中国农业和农村应该得到的份额将分别达到11386亿、44145亿和12.5万亿或者以上。这对中国农村来说，简直都是天文数字。如果这样，中国农村和农业将会在三、五年内发生巨大变化，不用十年就有可能根本改变其落后面貌。

除中央财政外，地方财政也应做相应的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用于农村地区，主要应该用于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主要是“五通”，即路通、电通、水通、汽通、网通。争取用几年的时间，使农村乡、镇以上地区做到高速路或准高速路连接，电、水、汽基础设施完备，通讯网络覆盖，以便为吸引大量投资做好准备。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除一般基础教育以外，还应大规模地开展对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为使他们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创造条件。农村教育有一个师资问题。所以解决农村教育问题，首先应从培训农村教师开始，建议规定有条件的大专院校都要承担定向为农村培训教师的任务，财政上可以由国家给予全额或部分补贴。另外，国家应该鼓励和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城里的退休教师去农村从教或办学。第三个方面，就是用于农村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村的社会保障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使农民享受和城里职工同等的待遇。

社会投资应转向以农村地区为主。国家应该像当年建设经济特区那样，制定优惠政策（如三年免税）鼓励投资商到农村地区投资，特别是鼓励大中型项目到农村地区去建设，以项目建设带动农村的城镇化建设。一个大项目，就可以带动一个城市的崛起。以200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63%，即44145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可以在农村地区建设亿元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44000多个。根据民政部公布的200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截至2003年底，全国乡镇总数38290个，其中镇20226个，乡18064个，平均每年每个乡和镇都可以获得一个以上的亿元投资项目。有人担心农村投资的效益问题。实际是，农村地价便宜、劳动力便宜。只要能够实现“五通”，投资成本可以大大低于城市，而随着农村的发展和农村购买力的提高，农村地区市场的发展，可以肯定，在农村地区的投资效益会大大高于现有城市。

信贷和金融方面也应该做相应调整，不仅使银行信贷的规模与财政和社会投资的规模相适应，而且应该多方面为农村发展开辟财源。中国现在的金融政策，不利于钱往农村流动，反而使农村的钱流入了城市。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形成钱往农村流动的金融体制。例如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实行农村项目优先的原则，以及利率方面的优惠政策。同时，可以允许地方政府发行专门用于农村交通和其它公共设施建设的债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关键是要加强监管，防止贪污挪用等腐败现象的发生。在严格管理和监督的条件下，还可考虑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允许农村多渠道进行集资，利率可以自由浮动。在农村市场利率高于城市的情况下，城里人也会愿意把钱投入农村。此外，也可以考虑发行三农彩票，设立国家三农发展基金等。公务员之家

上述三个方面如果一时做不到,那么也应该争取三到五年内做到。

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经过了五十多年的发展，现在是应该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的时候了。

三

有人担心把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和农业，会影响城市和工业发展。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不但不会影响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反而会进一步促进城市和工业的繁荣。在长期严重落后的农村和农业环境中，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农村和农业的崛起，所改变的只是人口和经济的布局。现在的情况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大批农民盲目流入城市，使原有的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的规模迅速扩大，已经给城市带来了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公用设施的不足以及由于人口、大专院校、科研机构过于密集而带来的各种问题，包括一旦发生战争并且遭受袭击，必然造成重大损失。所以，笔者认为，中国现有大中城市的规模应该加以控制，使现有大中城市的发展由规模扩张型转向提高城市生存环境的质量方面。所以，把发展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不仅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缓解大中城市的压力，改变大中城市人口过于密集、我国经济和大专院校、科研机构布局过于集中的需要。60-70年代，中国曾经用了十几年的时间进行三线建设。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国家在中西部13个省和自治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建起了1100多个星罗棋布的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其中包括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10条铁路干线，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农村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三线建设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战备需要。现在的形势虽然没有必要像当年那样把战备作为首要任务，但是我们也不能完全丧失警惕。三线建设中虽然存在一些问题，对三线建设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它在边远落后的地方，甚至一些深山和不毛之地建起了一批新兴城市，对于改变中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起了重大作用。现在，国家的实力已远非当年可比。如果能够以当年搞三线建设那样的决心和气魄搞三农建设，则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脱困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