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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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国外的经验表明，只有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农业规模化、产业化才有实现的可能，农民才能富裕起来。我国近年来的实践也表明，农民收入中占大头的和增长部分主要靠非农产业，中国的大多数农村地区，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收入已成为农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

一、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

(一)城乡劳动力的供给压力逐年增大。

继上个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90年代国企工人下岗浪潮后，第三次就业高峰已经到来。据中国社科院和国家信息中心预测显示，“十一五”期间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在500万到550万之间。如果农村每年的城市化水平提高1%，就要转移1000万劳动力，加上往年失业的人口，“十一五”期间可能有四、五千万劳动力需要就业。因此，“十一五”的头两年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最快的两年，也是就业压力最大的两年。据统计，我国农村劳动力约5.2亿人，按照现在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计算，农业本身约需2亿劳动力，估计已有2亿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城市和乡镇企业，那么至少还有1.2亿人需要转移。再加上高校毕业生、下岗待业工人、部队退伍军人等就业安置，这几方面的压力同时存在，并且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

(二)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随着我国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快速成长，这部分的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据测算，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增加就业岗位240万个，而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专业技能的要求高，对劳动力数量的要求却较少的客观现状，使得GDP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有所下降。这是就业压力加大的重要原因。

(三)农村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偏低，难以适应用工单位的需求。

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低、劳动技能缺，决定了其进入城市主要是在建筑、运输、保洁、搬运等行业从事苦、脏、险、累等工种的体力劳动，在当今主要是拼技能而不是拼体力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者一般处于劣势地位，可供选择的就业领域相对狭窄。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及其就业适应能力差是阻碍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根本原因。

(四)县域经济吸纳富余劳动力的能力减弱。

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一直是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体，尤其乡镇企业更是功不可没，累计吸收了约1.5亿农业劳动力。一般来说，农民都不愿意背井离乡，往往都偏向选择就近就业，同时乡镇企业大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较多合适的就业岗位。但近年来，县域经济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有所减弱，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只能向大中城市转移，但城市下岗职工的增加，使城市中一部分技术含量低的苦、脏、累的原本由流动农民承担的工作转由城市下岗人员逐步替代，留给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机会相对减少。

(五)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充分，就业信息不畅，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往往带有自发性和盲目性。

目前从全国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情况来看，经由地方政府和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有组织转移的劳动力比较少，转移往往以自发性为主，靠自己找门路外出务工。由于劳动力需求的用工单位与需要谋求职业的农民相互脱节，农民进城务工信息的搜集、整理、的覆盖面窄，时效性差，中间环节多，缺乏系统性、广泛性、权威性，使他们经常处于盲目流动、盲目应聘中，往往徒劳往返，蒙受损失。

二、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对策

(一)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

统筹城乡就业，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管理体制，建立城乡统一、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机制，为城乡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服务。各地要以改革户籍制度为突破口，逐步改革相应的教育制度、劳动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各级政府要把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做为一项战略任务，将其纳入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加强社会保障和组织管理，切实保护外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政府应完善相应的政策法规和保障制度，对外出就业劳动力在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工资制度、合同关系和人身安全等方面做出基本的规定，并建立相应的执法、仲裁机构，加大劳动保障的监察执法力度，落实最低工资制度，严厉查处拖欠克扣工资、随意延长工时、使用童工和劳动环境恶劣等问题，坚决制止和纠正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行为，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宽松的务工环境。

(二)强化教育培训，提高素质，增强农村劳动力择业竞争力。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只有针对劳动力不同的文化水平，分层次、分对象、分渠道地进行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能力，才能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当前，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的就业培训，推动农村劳动力由“体力型”逐步向“技能型”转变。支持用人单位建立稳定的劳务培训基地，发展订单式培训，支持鼓励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鉴定、获取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如福安市积极争取中华职教总社“百县百万农民培训”项目，努力抓好就业培训中心的进一步完善，同时通过资质认定，发动社会力量联合办学，确定一批培训质量高、就业效果好的教育培训机构作为定点机构，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培训机构和民办培训机构共同发展的培训体制。要大力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通过设立助学金、发放助学贷款等方式，帮助家庭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三)大力发展中小企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加速工业化，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由之路，是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我国农村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形式之一就是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应把发展中小企业摆在重要的战略地位，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落实和完善中小企业优惠政策，实施分类指导和扶持，逐步提高其规模、效益和水平。使中小企业成为安排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渠道。经济不发达地区，应重点发展资本投入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农副产品加工业和传统手工艺品产业。我国的农业资源十分丰富，发展潜力很大，农副产品加工业应作为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尤其要注重发展具有地方特色、工艺技术性强、附加值高、市场独占性强、机械化程度低、适合个体私营经济开发的土特产品。农村富余劳动力压力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产业结构不合理。农村第三产业不仅总量小，而且专业化、社会化水平低。这不仅限制了农村第一、二产业的发展，而且不利于增加就业岗位。农村工业化、社会化以及城市化发展进程，必然要求信息、交通、金融、保险、咨询、科技等服务行业配套发展，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然促进餐饮、商业、文化娱乐、旅游等行业的繁荣。因此，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促进农村第三产业发展，对于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具有重要作用。

(四)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实现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

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依据。城镇和乡村具有天然的联系，农民有地缘亲近感，语言、饮食、生活方式及风俗习惯相同，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离乡引起的心灵震荡。在城镇创办产业和筹措资金相对容易，交易成本也较低，因此在吸引农民就业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加快小城镇建设，是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根本途径。我国小城镇分布广、数量大、增长活跃，但整体城镇化水平却极低，经济发展缓慢，其根本原因是城镇企业缺乏长远规划，产业布局没有很好地与城镇建设相结合，集聚程度低，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明显较弱。各地应依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小城镇规模和数量，依据资源或市场定向，确定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并加强对农村工业小区的规划指导，引导分散的农村非农产业集中发展，促使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城镇集中，充分发挥集聚经济和城市经济的优势，把城镇建设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就业的首选之地。

(五)大力发展服务业。

大力发展服务业，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一是在本地发展。把发展小城镇服务业作为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重要载体。要把加快发展服务业与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健全小城镇居住服务、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功能，加快发展农产品运输、仓储、贸易、信息和技术推广等生产性服务。鼓励各种所有制经济兴办面向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二是外出发展。周宁模式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福建周宁人纷纷走出山门，在大中城市建基立业后，亲带亲、邻带邻、村带村，吸收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队伍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原来是以农民为主体(90%是农民)，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一个由农民、工人、公务员、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一个新生的周宁商业群体。他们从传统的铸造行业起家，拓展到活性炭、建材、房地产、茶叶等几十个领域。全县人口20万，外出经商务工6万多人，在上海就有5万人，创办大小企业4000多家，2006年，在外企业完成销售额达800亿元。

(六)建立统一、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

各地区各部门应把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作为重要任务，建立健全县乡公共就业服务网络，加强就业信息的传输，为农民转移就业提供服务；为了更详细地了解农村劳动力信息，服务农民进城务工，可以开展对农村劳动力的联合普查，建立农村劳动力基本情况、就业情况进行登记建档，将村干部聘请为信息员，负责用工信息的和求职信息的收集上报。向农民工开放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提供免费的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加强输出地和输入地协作，开展有组织的就业、创业培训和劳务输出；鼓励发展各类就业服务组织，加强就业服务市场监管；依法规范职业中介、劳务派遣和企业招用工行为；严厉打击以职业介绍或以招工为名坑害农民工的违法犯罪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