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管理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探讨

导语：如何管理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探讨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如何管理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探讨

内容提要：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是在中国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一种非农化和城市化的权宜现象，对农村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从劳动力外流影响的正负效应出发，以横村镇农村劳动力外流为例，分析了外流的原因，并对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发展作了一定的对策分析。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外流根本原因政府职能

一、概述

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任在最不何一个欠发达国家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农业在国民产品和劳动中占有很大比重。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发达的国家，70％～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对于城市来说更为低下，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农民收入有一定的提高，但90年代以后，农民相对城市居民收入不断下滑。由于人口的增加和收入的下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流向了城市。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加快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农民工的数量不断增多，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以浙江省为例，十五期间，我省GDP以年均12.8%的速度增长，农民工对我省GDP的贡献率达到21.35%，农民工对浙江的经济腾飞和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时也存在很多社会问题，矛盾不断趋于激化。对流入地来税，由于外来农民尚未融入当地社会，而处于边缘地位和失控状态。因而他们常常得不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他们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于是，当流动中无固定寓所的农民其愿望与现实发生矛盾之时，他们就很容易走向不利于社会稳定、甚至是反社会的道路，通过极端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其直接后果就是给当地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构成严重的冲击和威胁，触发了各类刑事案件的发生。对流出地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转移出去的往往是农业中的主要生产者，特别是有一定文化或一技之长的青壮年劳力，剩下的大多为老弱病残，或者是文化较低、观念落后的年轻人，直接后果引发了农村精英阶层缺失，阻碍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此同时，由于村组年轻、能干的农民大量，这给农村的民外流，村级组织面临管理者后继乏人的新情况，村组干部老龄化、农村党员老年化已成为普遍现象。

以上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从横村镇经济发展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存在此种现象，但也有其独特性。

据有关资料统计，横村镇农民在横村镇或在铜庐县打工的占72%，在杭州及其他市打工的占20%，在外省打工的只占8%，具体见图1：

与之对应是2006年全镇财政总收入54亿，农业2亿，仅占1.08％，农业收入减少，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力外流，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农业劳动力外流的原因

（一）根本原因。

纵观各地，多来的外流和转移是农民寻求利益最大化的表现，正是因为农业比较利益低下，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无利可图，才导致了农业劳动力大量外流和转移。改革开放20多年社会发展足可证明一切。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了促进农业发展，中国政府大幅度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使农民收入在短期内显著增加。提价措施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起，迅速地促进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但为了不使城市居民生活状况恶化，政府对粮食的销售价格保持不变，粮食购销差额由政府财政补贴。由于政府不堪重负，于1993年取消。取消之后，粮食价格由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这样，粮食价格下降，农业的贸易条件恶化。农民的主要收入来自农产品的销售，而农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价格的下降必然导致销售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农民购买的化肥、农具和各类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这样，不管是用哪类商品衡量，农民的实际收入都是下降的。与之相反的是，城市的工业部门在原材料的需求和工业品的供给都处于有利地位。城市与农村的贸易好比行业间贸易，而城市与城市或城市内部则是行业内贸易。显然，创造城市就业和收入主要得益于行业内贸易。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特别是90年代之后的信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兴起，城市居民收入提高很快，城市的行业间贸易剧增，而国家工作的重点又不在农村，这一期间农民的相对收入急剧下降。

（二）改革开放使劳动力大规模外流成为可能。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其中包括劳动力的有效配置。80年代初，中国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方面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又给农民自由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力，使农村潜在剩余劳动显化，加重劳动力剩余程度；80年代中期，国家放松政策，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自筹资金到集镇就业落户；粮食生产的发展，使粮食市场逐步放。这些强化了农村劳动力外流需求，使农村劳动力在就业、生存上的限制逐渐减少。另外，城镇中对住房、医疗、教育等福利和保障体制的改革，又使人们生活中的商品货币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对农民在城镇中就业和居住的实际制约，也逐步减除。从而使农村劳动力外流在政策上得到保证，能够较为自由地向外流动。

（三）观念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人员流动已是司空见惯的事，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已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不管外出打工实际情况如何，看到他人外出打工，自己也要想办法出外“掏金”。结果导致谁家子女不外出打工挣钱，会被左邻右宿歧视，认为没出息。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股外出打工潮，并把外出打工当成一种时尚和发家致富惟一出路。

（四）自然条件问题。

横村镇属山区农业，八山一水一分田，自然条件较差，社会化、商品化、专业化程度还比较低，交通又相对不便，农业人均年收入低下，无法满足不断发展的物质生活需求，更难以改变农村的贫困现状，所以只好选择外出打工挣钱“脱贫致富”。

三、采取的措施

从我镇实际出发，因镇制宜，推进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具体如下：

（一）发展高技术农业产业链

吸引外来投资和本地游散资金，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使农业变成一种生态型、科技型产业，对农副产品进行深加工，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另一方面应加强科技的推广力度，具体来说，一是加大对农民技术培训，据横村镇农业办的统计数据表明，仅2006年我镇利用成校和外出聘请专家对我镇农民进行一竹三笋、高山蔬菜等农业技术已达六百多人次。二是广泛吸引农业科技人才引进，帮助和指导好农民。三是对农业科技推广所需资金给予进一步的倾斜，提高农业的“造血”机能，增加农民收入,降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

（二）以多种经营方式，发展特色农业

发展壮大农村特色产业，构建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是加快新农村建设、推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人们追求环境的品位发生质的转变，回归自然，享受纯自然气息成为人们追求的生活方式。发展旅游观光农业，如农家乐，生态游等，既体现现代农业高效、外向、生态的本质内涵，又很好地展示现代农业，传播农业文化，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同时也转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给农民致富提供了新的门路。我镇的阳山畈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全村总人口900多，但种植桃花却达2600多亩，每年桃花盛开时，举办桃花节，吸引八方来客，来观光赏玩，等到桃子成熟时，邀请游客来采摘，开办农家乐，给游客提供吃、住。这一方面给游客提供了配套设施，另一方面给农民提供了增收的另一种渠道。

（三）发挥政府职能，加强对农业引导作用

一是加强对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我国农业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不强，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状况仍未从根本上改变。因此农业基础设施亟待加强建设和完善。同时当前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又面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难得的机遇，国家财政中将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农业水利、生态和农村道路等方面。就横村镇来说，2006年出台了《关于加快横村镇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政策》，对农村饮水、文化娱乐场所和村庄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了补偿政策。二是引导好农业产业化经营，减轻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压力。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延长农业产业链，把农产品的产、供、销联结起来，把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从而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就业渠道局限于农业生产部门的局面，形成农村劳动力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等多部门就业的新局面。三是政府要从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农村的经济基础差，发展经济困难重重。要想从根本上让农民富起来，可依托农村优势资源，对一些有潜力的特色农业进行补助。根据横村镇《关于加快横村镇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政策》指示精神，我镇已对竹子产业，刚架大棚，高山蔬菜等出台了不同程度的补助政策，还对创建品牌的农产品和各类基地进行了补助，补助力度总体在2000元以上，最高达到8000元，极大鼓舞了农民发展农业的积极性。

四、结论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与时俱进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目标，即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城乡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然而，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一定素质的建设主力军，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正是本文的根本目的。通过以上种种措施，必将减少农村劳动力外流，同时也有利于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中国农村研究报告（200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2]《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其影响》陈土根

[3]张金马，《政策科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王建民胡琪，《中国流动人口》，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陶文达等，《发展经济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田雪原，《大国之难――当代中国人口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

[7]朱国斌（译），查尔斯?E?林德布洛姆，《政策制定过程》，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8]张国庆，《现代公共政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