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在顾问聘任仪式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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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今天似乎又找回了在科技部工作时的状态，那时经常搞这种务虚的讨论，每次感觉都象是一种“精神大餐”。到地方工作后，接触到大量具体事务，像陀螺一样从早转到晚从未停歇，时间长了就感觉心里发虚、脑子发空。因此，我认为经常举办今天这样的座谈会大有益处，尽管时间很短，但收获很大。首先，我要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与会的市政府特别顾问，也是我非常尊敬的领导、专家和企业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为什么要做聘任市政府特别顾问这件事情？我以为这是改革发展的需要，也是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需要。应该说，我们能够走上领导岗位的同志都是有智慧的人、有能力的人，可是在这个信息海量奔涌的社会里，在这样一个时刻都在变化的时代，即便我们穷尽个人智慧，也还有很多问题是我们不能充分认识、不能准确把握的。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机制或者一种平台，更多地利用、借助外脑，达到信息交互、思想碰撞，帮助我们提升境界、深化认识、完善决策，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是明智之举。

是一方神奇的土地，神奇在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神奇在丰富的自然资源，神奇在人民群众的仁义、宽厚、包容与友善。我来到这里与大家一同奋斗，感觉非常幸运、幸福。围绕今后的发展，各位特别顾问都讲了很好的意见，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的重大问题，希望与会的各级各部门领导同志认真领会吸纳。下面，我结合对几位特别顾问讲话的理解，就未来发展需要做好的几篇大文章谈些认识和想法。

一是结构调整的文章。刚才几位顾问都提到这个问题，这对来说的确是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了。是资源型城市，煤炭开采还有10年的黄金期，而今年上半年53%的地方税收来自煤电，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出资源依赖的经济发展模式。早在2007年，市委、市政府就高瞻远瞩地提出加快推进经济战略转型，这篇文章究竟应当怎么做？我想特别应该把握两点。首先，结构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世界上一些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的经验表明，一座城市完成转型通常需要20年、30年甚至更长时间，目前还没有短时间内完成转型的先例，特别是在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转型更不可能。所以，我们在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过程中，必须要有长期的心理准备，必须对经济规律有深刻的把握，如果不愿意或不能够承受转型之后带来的阵痛，这都是不现实的。其次，要加快推动产业升级。具体来说就是坚持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高技术化两条腿走路。所谓传统产业高技术化，就是促使传统产业向产业链高端延伸，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尤为重要。今天我们谈某一个产业的发展，不是谈你生产什么，而是谈怎么生产，这是更为关键的。比如电视机曾经被认为是中国从引进到消化吸收最成功的一个产业，从最早引进生产线，再具体到引进显像管的生产线，几乎把彩电95%的价值链都转移到了中国，单从这个产业本身来说是非常成功的，但问题在于任何产业都是有生命周期的，当面板电视诞生后，传统显像管电视机就以摧枯拉朽之势一夜之间陷入没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创新能力，我们不能参与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中去，或者我们没有机会参与其中，所以当这个产业出现转型时我们只能束手无策，只能看着大量投资变成废铁。所以不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还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最核心的部分都在于创新，如果我们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只是扮演一个“拧螺丝钉”的角色，即便产品都在你这里生产，也不能说在高新技术领域争取了主动、拥有了优势、拥有了核心竞争力，在这样一个层面上我们要有新的理解、新的认识。

二是深化改革的文章。改革对于一个区域、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改革的过程却是步履维艰、阻力重重。因为只要改革就涉及到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再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蛋糕做小，都希望改革能让自己得利。但如果大家都是这种思维，我们的改革就无法推进。有人讲改革是自下而上的，也有人讲应当自上而下，但我认为，改革要来自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觉，我们都要参与改革，也不要排斥成为被改革者。比如政府改革，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工作对象都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我们的思维模式、管理工具究竟发生了多大变化呢？我不敢说没有变化，但是这种变化与我们面临的环境相去甚远。以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为例，我们常说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那么怎样确保我们的决策是科学的、民主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个应该成为我们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在这方面显然做得还不够。

三是对外开放的文章。发展的实践证明，凡是发达地区、成功企业，必定是走在对外开放前列的。比如兖州的太阳纸业、华勤集团，以及兖矿集团、如意集团，这些企业都是对外开放的先导者，其发展理念、资源聚集方式乃至营销市场都是开放式的。反之，一些做的不够好的地方、企业，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开放度不够是一个重要症结。目前我们利用自身的资源不够，利用外部资源更少，利用资本市场吸纳优质要素的能力就更显不足。刚才几位顾问谈到了资本运作问题，使我们看到了自身资源与外部资本对接带来的机会与产生的效益。我们的高新区同样如此，他们做创业资本已经有了良好开端，原来很多企业想拿一、二百万元贷款都很难，但是有了创业资本以后，只要它认可你的技术和团队，就可以几千万、甚至上亿地往里投。此前在只有英菲尼迪1家创投公司，现在已经确立的有3家，今年可能有5-8家落地。如果我们能有5家创投公司，那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对50家企业进行创业投资，更重要的是它能够通过创业投资对这个企业进行辅导、引导，这对一个企业的发展壮大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再比如人才问题，我们强调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又做了多少工作呢？我们可以花很多钱、花很大成本去招商引资，但是当看到一个优秀人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表现出同样的兴趣、同样的决断力呢？徐冠华部长在科技部工作的时候多次强调：“不惜一切代价吸引优秀人才，不论国籍、不论肤色。”现在国家层面上已经迈出了很大的步伐，那就是实施“千人计划”。我们把眼光放到国外，人才兴国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新加坡有什么资源呢？在“弹丸之地”建成了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国民素质，靠的就是人才。日本也是个资源短缺的国家，但却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国家，因此才有了二战后的经济腾飞。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创造了这样一种经验和模式，形成了一种规律，我们为什么不能去更多的吸收、更多的借鉴呢？所以要发展，关键是不能封闭自己，不能在自己相对充裕的资源环境里自得其乐，在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对接和人才引进上，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

四是县域发展的文章。现在的发展还面临两大问题，或者是两个值得关注的课题，即城市建设问题和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急需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城市组群建设。我认为，这是迟早要做的一篇大文章，而且是越早越好，关键是怎样迈出第一步。多年前就提出要建设组群结构城市，而不是追求一城独大。刘太格先生对此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是冥冥之中上天赐予的一种机缘。我也多次谈到城市的魅力不在于它的规模，而在于它的功能。如果我们能够借助现有基础，对公共服务、基础建设、产业布局，包括商业综合体开发等方面进行完整规划和布局，在自身的城市发展或者城市化进程中，就会创造一个自己的模式，而这种模式会带给我们广阔的发展空间，也能够真正把的县域经济带动起来。与此同时，要加快城镇化进程，特别是搞好镇村规划建设。现在我们的城镇化已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有人还争论为什么要让农民上楼、让农民进城，我曾开玩笑说，不要提这个问题，让你再回到农村你愿不愿意？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但很多公共服务、公共产品都不能让大多数农民共享、受益，这明显是个悖论，因此，我们仍然要在镇村建设上尤其是农民住宅及社区建设上加大支持与服务的力度。二是推进均衡发展。12个县市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十分突出，全省140个县市区，我们列在100位之后的有5个，列在倒数后10位的2个。尽管现在的地方财政收入在全省列第5位，经济总量列第6位，但是有5个县市区在全省是垫底的，财力最好的县和最差的县收入相差10倍之多，而且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看，差距还在不断拉大。这个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很难想象最终会带来什么结果。三是发展特色产业。特色就是竞争力，现在谈县域经济发展，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式，你招商我也招商，你搞高新技术产业我也搞，大家千人一面。这样一种格局，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来说，到底有多大的合理性，值得我们深思和质疑。我前段时间去泗水给县领导讲，希望你们能耐得住寂寞，不要盲目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泗水是泗河的源头，自然资源在鲁西南地区有自己的优势。这样一个地方，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它的功能定位究竟应当是什么？确实值得深入思考。如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去搞招商引资，结果造成生态恶化，这个代价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我认为从某种角度讲，泗水的GDP增长慢并不一定是一个坏事情，更多的是看你到底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延伸到产业层面同样也是如此，如果大家不是追求创新，不是依托独特禀赋，而是“一窝蜂”搞同质化建设，最后形成的局面就是大量的产能过剩，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经济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即中国买什么什么贵，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所以我认为，特色发展对于县域经济来说极为重要。

五是保障民生的文章。这些年我们在医疗、养老、教育、生态这些方面投入逐年加大，成效也越来越明显。农村医疗保险成为全国的先进典型，“先看病后交费”举措引起媒体关注，中央电视台做了报道，新华社也在热议这个话题。养老方面实现了60岁以上农村老人全覆盖，今年已经有95万人领取了养老金。教育经费占到全部财政支出的22%，这个指标在全省是靠前的，而且我们还在不断加大投入力度。水、大气环境质量逐步改善，尤其是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微山湖水质从劣五类变成现在的地表三类水，尽管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我认为也是值得的。但是也要承认在民生问题上我们还有很多欠账，最近我就媒体报道的几个事件做出批示，责成有关县市区研究解决这些具体问题，也许有些问题不是制度性的、不是普遍的，但哪怕是个案，也要认真解决。比如，有个老太太养着一个痴呆儿子，养了四十多年，在一个家徒四壁的环境下勉强维持生计，政府可以做点什么呢？再比如，有个学生通过自学考上了大学，但没钱交学费，我们同样要伸出援手。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说明我们在公共服务方面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在保障改善民生上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最后我要说，今天几位顾问的讲话时间虽然很短，但我和的同志们都深受启发，我们会很好地进行领会和消化，也希望这种专家咨询机制能够成为一种常态、能够制度化，最终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智力支持。再次感谢各位领导、各位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