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峰会开幕式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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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中午好。很高兴参加财新峰会。今天，我主要谈两个问题。

一是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记者们说我前不久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年会上讲过研究中国汇率问题有“中医”和“西医”之分，他们希望验证一下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怎么样。我发现，记者们的理解力很强。首先，我确实在那里说过，西医治病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基础，所以认为某一味药有效，而且服后很快见效。中医则是开一副药，可能一副药里有10味药，是一个稍微慢的疗法。可能很多人马上理解成究竟是要快速治疗，还是要渐进治疗的问题。我觉得这个理解首先肯定是最直接的，也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后面还有两个含义。我想借这个机会略加解释。

1.中药通常是一副药里要有好几味药，分别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时配合起来达到总的疗效。就缓解中国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特别是贸易不平衡来说，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减少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内需和发展服务业。这些举措都类似中药，是好几味药。汇率也是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味药。

扩大内需，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味药。内需扩大后，出口和内销的比例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进口也会扩大，相应地国际收支顺差会减少。同时，劳动工资会向上调整，能源资源价格会进一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在环境成本方面，中国过去定价比较低，而随着环境成本的真实化，某些制造行业将会感受到社会经济综合成本的上升。在价格机制方面，包括对出口退税政策的把握问题。总的来说，这些一揽子政策有点类似中药配方的综合治疗。我们希望这个综合治疗是有效果的，同时也反映了我们不单独强调某一味药特别有效或者单独就能起到足够作用的看法。这或许反映出，在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上可能有所不同。

2.中药治疗方法中包含一种做法，就是动态调整和试错。所谓动态调整，就是指中医会根据病人的情况变化来调整药味。有一些药会取消，有些新的药会加进来；同时，各药味剂量也会作调整，有些剂量会加大一些，有些剂量会减少一些。总体来说，是根据病人的反馈进行调整，反馈也就是观察病人身体状况的改进情况。可见，这是一种动态调整，建立在反馈基础上的动态调整。中医可能不像西医那样有完整的、逻辑性很强的理论，有些方面要凭经验。而经验是建立在试验和统计的基础上，在某些方面有可能做得不一定非常准确，但其逻辑是可以进行调整，没有用的药或者副作用大的药会被取消，或者被减量，这就是试错。我想这也是一种从实践中学习的方法，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调整。例如，我们在调整国际收支平衡的过程中，曾较多地倚重出口退税的调整。但是，后来发现出口退税的调整可能也有不少副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平等竞争的原则不一致。之后，使用这种措施的力度和范围就发生了动态调整，这反映了不断演进和进步的过程。

总之，我采用中医的比喻有三层含义：一是不选择激进的休克疗法，而是选择渐进疗法；二是不指望一个单项措施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三是在反馈的基础上进行动态调整和允许试错。

二是关于美联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以及对中国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是现在大家热议的题目。我想既然有那么多专家在谈，我个人尽量不要说太多，也不发表评论，比如哪个说法对，哪个说法不一定对。应该说，美联储的QE2已经酝酿一段时间了，人民银行与美联储在多种场合进行了多次沟通，国际清算银行每两个月举行一次的例会就是其中一个渠道。多数情况下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会亲自出席，有时也会由美联储理事参加，他们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做了相当多的阐述。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觉得很多说法实际上是可以理解的。从美联储的职能定位来说，它要对美国经济负责，要为创造美国的就业和保持美国国内的低通货膨胀率负责。因此，在美国经济复苏比较脆弱、失业率比较高、通胀率很低，同时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已经接近零的情况下，美联储采用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大家议论中都谈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美元是一种国际货币，是全球主要的储备货币。美元不仅行使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有相当多的商品特别是大宗商品的定价和交易都使用美元，资本流动、直接投资、金融市场交易也大量使用美元。因此，美元对全球产生影响。如果说QE2政策对于美国本土是一种优化的选择，或者说是一种较优的政策选择，但是从全球的角度看，可能不一定是优化的选择，也许会产生某些副作用。这一点正说明了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有意见的话，可能最后还要归结到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存在问题，是否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像美元这样的国际货币，如果它的国际角色和国内角色发生冲突，应该如何解释和分析。

说到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是否会面临更多的热钱流入，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我想答案其实不少人都已经谈到了。我只想补充两点。一是中国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还是对资本项目实行管理的体制，资本项目下不正常的资本流入要么进不来，要么必须绕道而行。在绕道而行的时候，我们毕竟可以采取一些管理措施，尽可能地防止这种行为发生。二是很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在总量上实行对冲。也就是说，如果短期的投机性资金要进来的话，我们希望把它放在一个池子里，并通过对冲不让它泛滥到中国的实体经济中去。等到它需要撤退的时候，我们再把它从池子里放出去让它走。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对冲掉资本异常流动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冲击。

当然，这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即资金进来后又出去，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找到套戥的机会，英文称arbitrage，比如利率的差别、货币汇率的变动。这样的话，它们就有可能获得投机性收益。让这些资金流进来赚钱，大家心里都会很不平衡。对于这个问题，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总量控制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套戥机会，总会有人去做套戥的行为，而且几乎是防不胜防的。这让我回忆起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一些情况。那时候，中国各地之间、城市之间的很多商品价格并不一致，所以出现了“倒爷”，这些人被批评为“二道贩子”，搞长途贩运，搞投机倒把，赚取差价。这表明，如果商品领域中存在套戥机会，几乎很难防止有人不这样做。尽管大家在感情上可能很憎恨这种行为，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经济机会，也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逻辑，必然会有这种行为。如果要制止它的话，需要考虑是不是有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总不能为了控制“二道贩子”，火车就不开了。那样的话，整个国民经济付出的代价要比治理“二道贩子”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因此，必须要对代价进行衡量。

全球金融市场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比如前几年我们讨论比较多的套利交易（CarryTrade）。当时进行套利交易的货币主要是日元，因为当时日元的利率很低，有很多套利交易的标的是澳大利亚元和新西兰元。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做呢？如果能够抓住其中的大头，或者说是政府的政策存在什么问题，那么自然有办法加以解决。但是，后来人们发现，实际上是大量的日本家庭主妇在做这件事情，而要想制止家庭主妇做套利交易，难度非常大。因此，对中国来说，首先，最重要的是在宏观经济上注意保持基本平衡，注意防范各类风险，该对冲的要对冲掉。其次，尽量防止投机性行为，减少通过套戥机会来发财的渠道。但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套戥的机会。

因此，如果要综合分析QE2政策对全球的影响，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经济学家们已经提出了很多研究视角，我在这里补充几个角度。可能讲得不一定对，下一个阶段还会花很大精力研究这个问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如果讲错了，请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