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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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建设

摘要：和谐是一个古老而又经久不衰的跨学科概念，具有美学本源、哲学基础、社会科学基础和实践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在和谐社会的全部内涵和基本特征中具有统揽全局、支撑全局的作用。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机制。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围绕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与世界的和谐这四个方面发挥法律的引导和维护作用。和谐社会的法制保障包括立法保障、执法保障、司法保障和守法保障四个方面。

关键词：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

一、和谐与和谐社会

（一）如何理解和谐

“和谐”是一个非常古老而又经久不衰的概念，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也是当前最流行、最时髦的概念。“和谐”和“创新”两个概念是2005年互联网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这就意味着人们普遍关注和谐和创新。

第一，作为美学范畴的“和谐”。在美学意义上，西方思想家早就将和谐视为至美、最美。古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曾将“数”视为万物的本源，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规律都是由数决定的，都必须服从数的和谐，即服从数的关系。他认为，事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可以表现某种恰当的数的比例关系，并认为，音乐、几何、雕塑、宇宙天体中都有和谐的范例，它们都可以通过具体的数字、比例来体现，这个数字比例就是黄金分割率0.618:1。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尼柯马赫提出“美是和谐的比例”。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也认为和谐是最美的东西，他甚至讲过法律体系因其内部高度和谐而赛过荷马史诗的美。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也认为宇宙是一个由数学和逻辑原则所统率的和谐的整体。

人们常把音乐中不同音符之间的合成与流动看作和谐。当音节之间的音程具有同样的关系（数的关系）时就产生和谐之美。交响乐就是由不同乐器奏出的不同声音的合成与流动；从而对听众带来感官上的“悦耳”和心理上的愉悦和美。如果只有一种声音、一种调子，那么带给听众的只能是单调、乏味和审美上的疲劳。《吕氏春秋》中讲到“正六律，和无声，达八音，养耳道也”，也表明音乐之美在于音律的和谐。

第二，作为哲学范畴的“和谐”。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把“和谐”作为哲学的根本范畴，并且认为，和谐是以差别和对立的存在为前提的，是“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和谐与不和谐是一对矛盾体，和谐是矛盾的同一性，是一种平衡协调、对立合一的状态。“和”、“和谐”也是中国哲学的根本范畴。早在2000多年前的《易经》中“太和”的观念就已经被提出，太和意味着最佳的整体和谐状态。西周末年，周幽王的太史伯阳父（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著名论断。继史伯之后，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认为和谐不仅是客观规律，而且是做人的原则。孔子之后，从“和”的范畴演化出的“中庸”、“中和”、“中节”、“中正”、“和合”等概念，均包含和谐精神。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认为：“和谐涵括四个方面：一相异，即非绝对同一；二不相毁灭，即不相否定；三相成而相济，即相互维持；四相互之间有一种均衡。”[1]也有一些哲学家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提出，和谐就是系统中各个部分、各种要素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第三，作为社会科学范畴的“和谐”。在社会科学领域，和谐通常指：（1）社会理念：和谐几乎承载和容纳了所有人对人类美好生活所寄托的愿望。华夏先民主张的“小康社会”，洪秀全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大同社会”，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三民主义”，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魏特林等人的“乌托邦”，都是以和谐为表征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更是以财富泉水般涌现、社会公平正义和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表征的和谐社会。（2）高级的、文明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先秦思想家那里已经有“和美”、“和和美美”的生活理念，和谐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应如孔子所言的“礼之用，和为贵”，“合群济众”，和衷共济，和平共处，善解能容，矛盾和解，和睦等；应如墨子所言的“兼相爱”、“爱无差等”；也应如孟子所言的“天时、地利、人和”。吕鸿、郭道晖等我国当代学者运用语义分析方法注释和谐的社会意义，吕鸿先生指出：谷物称禾，禾在口边，丰衣足食，天地人和；“谐”字左边是“言”右边是“皆”，含人人有发言权之意。[2]郭道晖先生引用我国一位现代作家的分析认为：“和”即“禾”与“口”，意味着人人有饭吃；“谐”即“言”加“皆”，意味着人人有言论自由。[3]（P306）这种解读尽管有些勉强，但它形象地表达了和谐生活方式的观念：“共同富裕，共商国是”。文明的生活方式应当是高度和谐的，和谐的社会应该是人人享有幸福和自由的社会。（3）结构性社会平衡。人们对结构性社会平衡的要求反映在美国法学家福勒的下述主张中：“社会设计中的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便是如何把握支持性结构与适应性流变之间的平衡”，“我们所关心的不仅仅是个人是否自由或安全抑或是否感到自由或安全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中的各种（通常默默展开的）过程之间如何达致和谐与平衡的问题。”[4]（P35-36）

上述几个方面的意义是互通的，既包括和谐的美学本源、哲学基础、社会理念，也包括和谐的实践意义。它们统合起来，为我们理解和谐概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

历史上，各国思想家的和谐理念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往往带有空想主义的浓重色彩，缺乏实践经验的支撑，而且，在存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旧制度下，这些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为理论基础，吸收历史上的和谐理念，总结建国以来在促进社会和谐的艰辛探索中积累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了富有21世纪时代特点的“和谐”理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并进行了不断深化的阐述，进而合乎逻辑地得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的结论。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和谐理念和和谐社会命题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和谐”理念的正式提出是在党的十六大召开期间。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强调，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是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还强调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之后，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内容，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2005年2月19日，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全面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特征、重要原则和主要任务，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至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一个内涵清晰并感召人民的科学命题。同志提出的和谐社会命题超越了前人关于和谐的认识，包容了政治、法律、经济、道德、生态等广泛领域，构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发展的目标。此后，党中央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行了一系列决策部署。2006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进一步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进一步部署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工作任务，这一任务包括六个方面：坚持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巩固社会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完善社会管理，坚持社会安定有序；激发社会活力，增进社会团结和睦；加强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领导。在六中全会上，总书记进一步阐述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而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更加丰富和成熟。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命题的凝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形成和成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决定的作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再次表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已经从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我们党也在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同志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多次重要讲话以及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揭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本质属性和基本特征，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怎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指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用民主法治表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和谐理念及其对和谐社会的描述，表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先进政治基础和文明制度环境的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基在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立法为公、监督为民，作为人民政府的国务院和各级人民政府行政为公、执法为民、科学理政、民主理政，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和检察院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工作主题，民主司法、公正司法。总之，一切国家机关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当然，公平正义的社会也表现为全体人民树立有理性精神支撑的平等观、公平观、正义观，富有正义感和公平心，并以公正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对待他人和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的社会。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人与人之间诚实守信是形成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人与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形成稳定合作关系的基础，唯有在诚信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才能真诚相待、坦然相处，友爱互助，才能建立起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正是依赖彼此之间的诚实信用，人们才对经济交易、契约行为、未来规划等有合理的预期和信心，才能摆脱社会关系中的偶然性、任意性因素的困扰而无后顾之忧地进行交往活动，才能不断增进友爱、促进合作。没有诚信，人们相互算计和欺诈，我骗你，你骗他，他骗我，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乱成一团。诚信也是友爱的道德基础，没有诚信，就不会有亲情，友谊就会破裂，每个人都会独立无援。诚信也是社会认同的心理基础、情感基础和文化基础。“认同”这个概念表示个体对某种价值、文化、制度的认知、认可、趋同、赞同和接受。一个组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互相认同、彼此理解、宽容和信任，才能保持恒久的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活力的社会。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全社会的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创业活动蓬勃开展。充满活力意味着人们享有广泛的自由，诸如：人身自由，不因性别、出身、血缘、籍贯、财产、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而受到管制和歧视；思想自由，让想象力和兴趣热情奔放，生产出各种各样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言论自由，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负责任地以语言、文字、图画及其他方法自由地发表和传播自己的意见，并且拥有听取他人意见的平等权和相对于政府的知情权；创造自由，让聪明才智在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生产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物尽其用”；契约自由，基于血缘、亲情、宗教、伦理、权力等而形成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即身份关系）退居到次要地位或者被彻底粉碎，每个人都成为独立的个人和平等的权利主体，每个人都可以依据自己的利益和判断与他人自由地交往和交易。充满活力也意味着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作为劳动结晶的资本，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现。充满活力也意味着全社会的积极因素被充分调动起来，盲动因素得到正确引导，消极因素尽可能被化解。有了上述广泛的自由和活力，我们的社会就不仅会成为和谐社会，而且会成为创新的、富有竞争力的社会，成为财富持续增长的社会，成为人民幸福安康的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安定有序的社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安定包括政治安定、社会安定、人心安定，包括财产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有了这些安定，人民群众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达到和谐。有序即秩序良好。不是任何一种秩序都能够称得上和谐。历史上，统治阶级及其代言人把封建等级制看作不可侵犯的秩序，韩非宣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董仲舒更是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宣布为封建社会秩序的核心内容。这样的秩序是蔑视人性、维护特权、禁止社会流动的秩序，与我们所主张的和谐南辕北辙。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秩序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而不同”的秩序，是一种使自由而平等的竞争和人道主义的生活成为可能的秩序，是摆脱了单纯偶然性、任意性、不可预测性的秩序，是各种社会分歧、矛盾和冲突能够在道德精神和法律理性的基础上得以和平解决或缓和的秩序。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来自于自然，不仅集万物精华于一身，而且与万物一体，人的生存价值就在于融合自然存在、开发自然潜能。然而，人类经常忘记这一点，总是以人定胜天的姿态对待大自然，无情地搅乱自然秩序，打破自然平衡，破坏生态环境，结果导致物种大量灭绝，环境急剧恶化，资源日渐枯竭，人口迅速膨胀，地球的供养能力直逼临界，最终可能导致整个生态系统崩溃，从而加速地球的毁灭进程。人与自然失调必然影响到人类社会，资源和生态危机不仅导致大量自然灾害，而且有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冲突甚至战争。所以，和谐社会必然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前提。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并把人与自然和谐作为社会和谐的基本内容，就是要求人类善待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正确理解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建立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良性循环关系，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优化型社会，确保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把和谐社会建立在稳定和平衡的生态环境之中。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上述科学内涵和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在上述内涵和基本特征中，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民主法治。民主法治在和谐社会的全部内涵和基本特征中具有统揽全局、支撑全局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其中的某一方面、某一部分。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是互为表征的，和谐社会必然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当然是和谐社会；只有在一个崇信民主，奉行法治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其他要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实现；和谐社会的其它要素特征都包含着对法治的需求和依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许多问题最终都归结于法治问题，需要通过法治来解决。法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必须依靠法律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依靠法律来引导社会和谐的发展，依靠法律来保障和谐社会的实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等方面必须坚持民主法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法律意识，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法制化、规范化，逐步形成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进而实现和完成：到二0二0年，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完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总之，可以说“民主是和谐之源，法治是和谐保障”。[5]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律机制

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机制。正如2005年9月5日同志在会见出席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的部分代表时所说的，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共处，都需要法治加以规范和维护。因此，必须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主要是由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与世界的和谐构成的。我们应当围绕这四个方面的和谐而发挥法律的引导和维护作用。

（一）引导和维护人与人和谐的法律机制

人是社会的细胞，人与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基。没有人与人的和谐，就不可能存在作为人之集合的社会的和谐。

这里所说的人是作为自然个体和社会个体的人，故这里讲的人与人的和谐就是个体与个体的和谐，诸如，父子之间、母女之间、夫妻之间、师生之间、上下级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契约当事人之间等各种人际之间的和谐。历史表明，社会公平正义是个体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而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因此必须加强引导和维护人与人和谐的法律机制的建设。

引导和维护人与人和谐的法律机制很多。诸如：

第一，明确个体身分及其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机制。通过涵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法律规范明晰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及其界限，引导全体公民在法定范围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防范侵权行为发生。这是实行法治的第一要务，也是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制度基础。民法通则、婚姻法、亲属法、继承法、教育法、教师法、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等法律法规，都明确地规定了作为具有不同身分的个体的权利和义务，为每个人行使与身分（社会角色）相联系的权利、履行与身分（社会角色）相联系的义务做出了明确的指引。如果每个个体都能够做到正确行使权利，忠实履行义务，则能够达到和睦相处，社会和谐的状态就能够实现。

第二，确保人与人之间诚实信用的法律机制。诚实信用是任何一个社会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是为人处事最为基本的准则，被称为“金科玉律”。在世界各国的文化传统中，诚信都是美德，甚至是美德之首。儒家将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德”，孔子说：“民无信不立”，孟子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墨子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东汉思想家王充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宋代大儒程颐说：“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鲁迅则更为明快地说：“诚信为人之本。”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说：“没有诚实何来尊严。”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的富兰克林说：“失足，你可能马上复站立；失信，你也许永难挽回。”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说：“诚实是智慧之书的第一章。”英国哲学家休谟更把信用视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外历史上都有很多因诚信而受到社会敬重的道德楷模，他们编织着诚实信用的美好故事；中外历史上也都有一些背信弃义的政治骗子和见利忘义的商业骗子，他们被世世代代的人们所嘲笑、唾骂，并引以为戒。

诚信也是一个法律范畴。在世界各国的法律中，诚信原则都是最基本原则，往往被称为“帝王条款”。合同法更是确保诚信、维护诚信、恢复诚信的法律。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和市场文化负面影响的冲击，我国社会面临着诚信缺失的严重困扰。诚信缺失集中表现为违约、偷税漏税、贷款不还、假冒伪劣、制贩假证件等等。诚信缺失不仅严重损害他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导致社会道德失范，人与人之间缺少基本信任和合理预期，社会混乱和不安定，甚至为黑社会的形成推波助澜。面对严重的诚信缺失和信用危机，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要求公民道德教育要“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政府、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六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范，培育文明道德风尚，还提出要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全社会诚实守信意识。

鉴于诚信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因此解决诚信缺失和信用危机需要综合治理，除了道德教育、舆论监督之外，更主要的是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依靠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和监督重建诚信社会。当前，要以完善信贷、纳税、产品质量、履行合同、执行法律裁决等方面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失信惩治制度，把法律上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作为保证社会成员信用的长效机制，进而形成“促进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第三，化解矛盾和纠纷的法律机制。建构和谐社会必须注重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和纠纷，而法律正是化解矛盾和纠纷的第一机制。因此，必须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深刻地认识到法律具有定分止争的作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代表人物管仲就明确说过，社会之需要法，在于“兴功惧暴”、“定分止争”、“令人知事”。（《管子·七臣七主》）荀子极其深刻地指出：“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无分者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荀子·富国篇》）这些深刻的思想对我们运用法律机制化解社会矛盾是极富启发意义的。为了使法律真正起到定分止争、化解矛盾的社会作用，除了加强立法，从立法上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之外，必须在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司法在化解矛盾和纠纷方面的主导作用，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往往诉诸司法途径解决各种矛盾，特别是在其他方法都不能解决冲突的情况下，一般最终都要选择司法途径。近几年来，我国每年平均有600多万起纠纷是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的，司法机关为及时消解矛盾、减少冲突、稳定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化解社会矛盾依赖公正的司法和权威。大量事实表明，只有司法公正，才能规范、有效地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相反，司法不公，不仅不能化解矛盾，还会加剧矛盾，增添矛盾。近年来，群众上访事件逐渐上升，而这其中许多涉法上访案件都是因为司法不公造成的。司法统计数据表明，2004年，涉诉上访和来信数量突破400万件/次。在这400万件/次来信来访中，90%以上关涉民事案件，而且绝大多数是已经生效的判决。影响司法不公的因素很多，除外部因素之外，主要是由于判决不公、执行不力、甚至不作为造成的。当前，应当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法院不作为。法院不作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经济的、人事的、政治的，但不管什么原因，如果该立案的不立案，该裁决的不裁决，该执行的不执行，就是剥夺了人民群众的诉讼权利、就是将权利救济机制化为乌有，就会加剧社会矛盾。法院不作为使当事人和群体丧失了和平解决问题的途径，从而导致他们不得不寻找替代的办法，而替代的办法往往与暴力、恐吓相连，甚至借助于黑社会势力，对社会危害很大。

（二）引导和维护人与社会和谐的法律机制

人与社会的和谐包括公民与国家的和谐，个体与集体的和谐，居民与社区的和谐，群体（阶层）与群体（阶层）的和谐等。

1．公民与国家的和谐。公民与国家都是政治范畴，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属于社会的政治关系。运用法律在权利与权力之间形成理性平衡，特别需是要建立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关系。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或者是由人民让渡，或者是由人民代表大会授予。应当扩大公民有序地参与政治程序和正式生活的机会和渠道，以便行驶管理国家事务和公共事务的权利，或表达利益诉求，或宣泄某种不满情绪，或维护自身利益；把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建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进一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用法律语言表述，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权利为本，以人权为本。尊重和保障权利和人权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只有充分尊重和保护公民权利和人权，使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主人和主体地位，切实感受到自己是人，有做人的权利，才能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才能满腔热情、扎扎实实的去学习、工作和创造，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当前，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个现实问题是社会弱者的权利保护。在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社会弱者以及由他们构成的弱势群体，例如，国企下岗职工、城镇农民工、失业或待业者、残疾人以及其他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治上、心理上处于弱势地位或不利状态的人。如何对待和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发展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需解决的紧迫问题。弱势群体的利益本质上属于人权范畴。尊重和保障人权首先想到的应该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人权。当我们把弱势群体的利益上升到人权的高度时，就会倍加关注和重视他们的处境，增强改善他们处境的法律意识和宪法责任。在宪法面前，对弱势群体的人权关注和保护，不仅是我们应有的道德关怀和福利救济，更是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组织肩负的宪法责任，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尽的社会责任。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我们现在还不重视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到头来就要承担巨大的社会风险，甚至要用更大的代价去平息动乱和反社会的暴乱。汉代的董仲舒鉴于秦朝贫富严重失衡、最终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要“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均调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这是很有见地的思想，值得我们借鉴。

当前，维护公民与国家的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合理地协调公民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些地方和政府部门的财政税收用于广大人民群众最为需要的教育、社保、卫生等方面的比例明显偏低，很多困难群众的低保、社保、养老保险没有保障，社会保险的覆盖率不到15%。据统计，1979年到2004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增长了10倍，平均发展速度达到9.4%,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然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并没有与经济增长同步，一些穷人仍然居住在贫民窟中甚至根本无房可居，不少人有病看不起，子女上不起学，这使得很多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经济发展的目的产生怀疑。一些地方政府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将土地、厂房、商标、道路经营权转让给商人，使他们一夜之间成为暴发户，成为拥有百万、千万甚至亿万资产的富翁，而与此同时，很多群众则因为政府与商人勾结在一起运作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国企出让而在一夜之间失去了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土地、厂房、工作单位和劳动岗位，成为生活困难群体。这造成了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甚至出现对立情绪，酿成社会不稳定。所以，必须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建立公共财政优先投入教育、医疗、社保、国家和社会安全的法律机制，建立维护各阶层公平正义的法律机制。

引导和维护公民与国家的和谐，要求建立健全权利救济制度，使忽视权利、稀释权利、侵害权利的一切行为均能得到救济。要加强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是帮助弱势群体获得权利救济的方式之一。正如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所要求的，要通过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让经济确有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确保有理有据的当事人赢得官司，让打赢官司且具备条件执行的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维护国家法律权威，维护全社会的公平正义。

2．个体与集体的和谐。在自然和社会中，每个人既是个体，具有个体性；同时又是作为集体的成员而存在，因此具有集体性。我国哲学家高清海先生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本性的基本原理，把人的集体性称之为人的类本性。他认为：“人，按其本性来说，就是一种类存在物。人的类本性表明，人只能存在于同他人内在统一的一体性关系中，也只能存在于同外部世界即人的对象性存在的内在统一性关系之中；而且这种一体性关系不但构成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对象，并且还是人的自为活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6]（P117）“类集体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格’的联合体。……在这里人人都是人格化的人，也都是人的人格化身，每个人都是小我和大我的统一体，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人的分别，而只有个性的不同，也就是说他们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个性上是充分自由的。所谓类本位、类主体，不过是指这时的每个人都已自觉为人，把个人存在纳入他人本质，也把他人存在纳入自己的本质，各人都以人为自我主体的人的自为存在状态。”[6]（P132）这种哲学观点阐明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也为正确处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既然集体是由个体构成的，那么，每个个体相对于集体而言具有优先性，集体应当为个体提供足够的独立而自由的活动空间，保障个体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然而，由于个体归根到底只是集体的一部分，是作为类存在的，他（她）的利益是集体利益的一部分，因此他（她）的独立、自由和利益总是要受到集体的共同规则的制约。不顾集体所固有的规则，个体就不能生活于集体之中，而不能生活于集体之中，也就等于丧失了独立和自由，最终也会失去个体的利益。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7]（P84）

进入21世纪后，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调节个人独立和自由与集体统一和整合、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尤为重要。专制主义试图扼杀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以此保持社会的统制和政权的巩固；极端个人主义则片面强调个人独立和自由，甚至走上无政府主义的道路。历史证明，这两种“调节”方法都是失败的，而要在二者之间找出折衷主义的方法也是不可能的。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在集体主义（社群主义）哲学观和社会观的指导下，从实现个体与集体和谐的价值目标和工作目标出发，从法律上合理划分个体与集体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权利和义务机制来调整个体与集体的利益，寻找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最佳契合。在当代中国社会，集体是个人工作、学习的单位，诸如工厂、公司、学校、机关、乡村、个人所在的团体、政党以及其他组织。各集体应当根据法律的一般规定，制定本单位的章程，科学界定个体与集体的身分，公正合理地调整利益关系。一般来说，集体应当提高凝聚力、亲和力，个体则要提高对集体的认同感和贡献率。在集体内部，要平等地对待和尊重所有的个体，实现集体正义，集体正义是个体认同集体、与集体融为一体、实现个体与集体和谐的前提。

3．居民与社区的和谐。社区是居民生活的场所，人们“八小时”之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社区度过的。因而，社区和谐对于所有居民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构建和谐社区，使居民相安无事，友爱互助，人身财产安全，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而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是和谐社区的关键因素。如果老百姓缺乏安全感，那就没有和谐可言。所以，必须依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遏制犯罪的高发态势。在打击犯罪的同时，更要注重预防、疏导、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努力减少社会对立，防范矛盾激化，要切实做好维护稳定的工作，及时排查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防止这两类事件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和破坏。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促进流动人口同当地居民和睦相处，努力减少流动人口对社区生活秩序的冲击。要加强社区建设，发挥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居民依法自治的积极作用，促使社区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4．群体与群体、阶层与阶层的和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从单一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存在和共同发展，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开始出现；同时，随着社会治理模式和管理方式的多样化以及社会自治领域和事务的扩大，各种各样全国性的、地方性、行业性的非政府组织纷纷出现。可以说，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利益多样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时代。如果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公正调整和解决，就会在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造成对立，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

面对利益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首先要建立正确、及时反映各方利益的法律机制，让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都能有平等的机会和渠道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利益表达方面，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已经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现在弱势群体尽管人数很多，但没有发言权，他们没有代言人，其自身利益受到强势阶层侵害时，往往束手无策。长此下去，在他们心中就会沉淀“仇富”、“厌世”、“恨世”等消极思想，进而对执政党和政府产生离心倾向，少数激进分子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段来寻求利益表达，形成社会动乱源。目前，“三农”、农民工、流动人口、城市拆迁户等社会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很大程度上和这些群体没有一个真正能为自己说话、争取自身利益的“代言人”，进而造成他们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缺失话语权有关。由于弱势群体的资源有限，合法渠道不通，不得不采取施压型群体行动（例如静坐、集体上访、非法举行集会游行、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来宣泄利益诉求。这样的利益诉求方式必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为此，我们主张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为基本制度，建立健全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的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为各个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提供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和政策博弈的制度性平台，使多元社会的各种利益诉求能够通过公正、规范、有效的渠道输入公共决策过程中，供决策者整合和选择，从而制定出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公共政策。这样的机制很多，例如民意调查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对话协商谈判制度、公民投票表决制度，工会、妇联、共青团、消协、企业家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制度，等等。在利益表达和民主协商过程中，政府要尽可能保持“政府中立”。“政府中立”意味着：（1）政府必须代表全体公众的利益，并且通过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使社会的利益格局达于均衡；（2）在各种利益的矛盾和冲突面前，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不偏不倚地处理矛盾和冲突；（3）认真听取社会各方面、各利益集团的意见和诉求，当某一利益群体没有代言人的时候为其指定代言人。最终，还是要“通过在民主基础上制定的法律法规，确定利益主体、界定利益范围、指导利益分配、协调利益关系，并对社会困难群众给予救助，就能维护社会公正，避免社会利益之争的激化，使各个阶层实现共赢共荣，共享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5]

（三）引导和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的法律机制

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之上，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机制必然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的法律机制。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是相得益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中国古代就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现在讲人与自然和谐比古代社会更有针对性，因为我们面临着环境污染、生态脆弱、能源危机等问题的困扰。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自工业革命以来，无论是先发达国家还是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其经济成果的取得都相伴着资源的巨大消耗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而且这样的情况仍在持续和蔓延。联合国发表的《2000年全球环境展望》（GlobalEnvironmentOutlook-2000）指出：环发会议召开以来，一些国家成功地抑制了污染并使资源退化的速度放慢，然而总体情况是全球环境趋于恶化。在工业化国家，许多污染物，特别是有毒物质、温室气体和废物量的排放仍在增加，这些国家的浪费型生产和消费方式基本上没有改变。在世界许多较穷的区域，持续的贫穷加速了生产性自然资源的退化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在二十一世纪，地球将越来越干旱、燥热、缺水；气候的反复无常只会越来越多。人类消耗地球资源及破坏环境的速度使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由于缺水，土地退化，热带雨林毁坏，物种灭绝，过量捕鱼，大型城市空气污染等现象广泛存在，环境呈现全面危机。报告指出，今后25年世界将出现淡水短缺，中东和亚洲可能会因为水源短缺而引发水的争夺战。欧洲各大城市也有一半正在过度挖掘水源，印度、中国这两大人口大国的地下水位也日益下降。报告还指出，温室效应已经成为地球的一大危机。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资源和环境形势非常严峻。我国人均资源量少，人均土地面积、耕地面积、水资源量、矿产资源量均严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资源质量相差悬殊，低质资源偏大，地区分布不均衡，组合也不理想。多年来，我国资源开发强度高，后备资源不足，加之利用率低，资源浪费严重，更加剧了资源供应的紧缺。[8]（P266）我国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不少地方的老百姓喝不上干净的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了严重污染，相当多的城市空气有害健康，1/3的国土受到酸雨影响，噪音扰民相当严重，生态恶化尚未得到有效遏制，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仍在发展，林地流失依然严重，90%以上的天然草原在退化，10-15%的高等植物物种处于濒危状态，有害外来物种入侵加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危害群众健康和公共安全，影响社会稳定，甚至损害国家形象。[9]（P266）对于人类征服自然、破坏自然会遭到自然报复的问题，恩格斯早就向人们提出过警告，他曾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10]（P383）人与自然失调必然影响到人类社会，资源和生态危机有可能导致冲突甚至战争，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开发资源，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建立健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法律机制。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农业法》、《防沙治沙法》等20多部环境资源保护法。与此同时，国务院制定了近百件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和地方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大量与法律法规相配套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我国还缔结和参加了几十项国际条约、公约、协定。可以说，我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环境保护法》为基本法，以有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比较完备的环境与资源法律体系。然而，在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中还缺少环境权的规定，而环境权是保护自然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最重要的机制，也可以说环境权在环境保护法律机制中应当处于核心地位。环境权意识和环境权概念是在环境污染加剧、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存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以1960年发生在美国的一场关于公民在良好环境中生活的宪法依据是什么的争论为开端，环境权的概念脱颖而出。环境要素被视为共有财产，公民有权利要求享有良好的环境。1970年的《东京宣言》写道：“我们请求，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人传给后代人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11]（P192）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规定：“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12]（P1404）1992年，国际环境与发展会议正式将环境权确认为人的基本权利。环境权的一般定义是享受良好环境并进行支配的权利，具体内容包括：（l)健康、舒适、安全的环境保证；(2)当代人传给子孙后代的是不被污染、受破坏的自然资源要素；(3)当代人负有保护资源和改善环境的庄严义务，包括阻止环境破坏、排除侵害、恢复环境、采取良好措施预防环境破坏，等等。

在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中确立环境权的核心和支点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这将使环境法成为由核心价值构筑和统一起来的规范体系，共同服务于人民的环境利益；第二，这有助于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只有全社会都能认识到环境权是基本人权，老百姓有权利喝上干净水，呼吸清新的空气，有更好的居住环境，环境保护法才能得到广泛认同和支持，其实施才有强大的群众基础；第三，这将增强政府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保护环境，让人民在良好的环境中生活、生存和繁衍，是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义务，作为政府有责任为人民提供与环境权相适应的环保服务；第四，这将为公民或团体提起环境诉讼提供维权动力，为司法机关提供受理环境诉讼、维护环境正义的法律依据。

在明确环境权利的同时，也要明晰环境义务，维护环境正义。环境义务的基本原则是：（1）人类不得干涉生态物的自然生长和生态系统的自然维系；（2）人类对生态物自然生长的干涉以必要为前提，这种必要性是为了保障人的生命利益；（3）人类对生态物的行为必须谨慎，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除非是紧急避险行为；（4）人类对生态物的行为必须支付相应对价；（5）非经正当途径剥夺生态物的生存权利，破坏生态秩序，必须负法律责任。环境义务的基本规则包括：（1）洁净生产，（2）绿色消费，（3）控制人口，（4）统筹规划，（5）有限许可，（6）平衡补偿，（7）综合评价。我们每个人都是环境义务的主体，但是政府更应当承担起环境义务和责任，因为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对环境的影响是有限的，而政府对环境的认识和态度、政府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价格政策、环境信息、环境投入，对于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则具有全局性、长期性作用。

（四）引导和维护中国与世界和谐的法律机制

我们的和谐社会是与和谐世界融为一体的。没有世界和谐，难以有中国的持续和谐。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的矛盾必然转化为国内的社会矛盾。一国内部的和谐有利于世界和谐，世界和谐也会加强和巩固国内和谐。进入21世纪之后，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括公共事务全球化、人权全球化、环境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在内的全球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人类的交往增多，活动空间增大，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大大加强，彼此协调、选择和实现共同利益的机会和余地空前增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双赢、共赢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现代的思维方式往往不追求以弱化或损害对方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冷战式的思维方式代价太大，损害了别人，自己也未必获得成功。相反，在对立面发展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这种双赢的发展模式风险最小，成功的几率最大。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论断展现了“和而不同”、发展与和谐世界的双赢前景。[13]所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同时，要关心并致力于和谐世界的建设，为在平等、维护主权、互相尊重、互利和确保子孙后展前景的条件下实现全面协调发展做出贡献。

进入新世纪之后，和谐成为世界性话题。人类社会在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冷战时期。对战争和冷战的回观和反思，使各国人民和负责任的政治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共建和谐世界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更是以“和谐外交”为主题，致力于世界和谐。世界媒体注意到，中国在对内倡导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也对外发出了共建和谐世界的呼唤。

2005年6月30日至7月3日，主席对俄罗斯联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国家元首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提出“建设发展与和谐的世界”，并对“发展与和谐的世界”这一命题进行了全面的表述。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主席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全面阐述了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2006年4月22日，主席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发表演讲时表示，要倡导开放包容精神，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尊重各国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2006年6月15日到17日，主席连续出席了上合组织和亚信会议两个重要会议，并在这两个会议上，分别提出了把上合组织地区建设成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的主张，以及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亚洲的主张。“和谐地区”、“和谐亚洲”是“和谐世界”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主席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理念的指引下，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也把“法治与国际和谐社会”作为主题。

“和谐世界”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文化传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视野、全球意识和全球战略；强调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尊重各国独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尊重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坚持国与国之间和平、民主、平等的原则，强调以合作共赢为目标，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尽管建设和谐世界会面临一系列困难和挑战，但是和谐世界这一人类文明的愿景是光明的，经过持续的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推进国际社会和谐，建设和谐世界，关键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治理法治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首先指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其次指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以及政治、文化领域的开放包容、尊重文明、宗教、价值观的多样性，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尊重和维护各国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推动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的广泛对话与合作。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民主这种处理公共事务的程序、技术、制度的延伸和张扬，构建和谐世界必然要求通过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强权的方式、和平的方式而不是战争的方式解决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的争端和纠纷。全球治理的法治化指世界范围的公共治理应当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大法和总章程，使《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和平相处等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成为国际社会的行为准则，无论是经济贸易关系，还是政治文化关系，都应当依照充分反映各国共同利益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惯例加以调节；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运用对话、协商等和平手段解决国家与国家、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矛盾、分歧与争端，在对话和协商失效的情况下，应当努力诉求法律程序加以调节和裁决，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胁；要充分发挥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其制定和执行国际法基本准则的核心作用，同时推进联合国改革，建立以联合国为主导的、法治化的全球治理结构和国际事务管理体制。

三、和谐社会的法制保障

在新时期，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加强和谐社会的法制保障。和谐社会的法制保障包括立法保障、执法保障、司法保障和守法保障四个方面。

（一）立法保障

完备的法律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目前，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在我国已初步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但立法的领域、数量、质量等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之间还有较大差距。所以，必须加强立法工作，建立健全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相适应”就是“有利于”，即有利于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法律体系。

为了建立健全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法律体系，首先要将和谐精神注入法律体系之中，即把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法的核心精神。说到法的精神，首先我们不能不想到孟德斯鸠这位为法国、欧洲和整个世界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思想家。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系统研究法的精神的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说：“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程序也有关系。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律。……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所谓‘法的精神’。……我探讨的不是法律，而是法的精神；并且这个精神存在于法律和各种不同事物可能有的种种关系之中”。[14]（P7）从这里，我们可以认为，在孟德斯鸠那里，法的精神就是由政体、自然地理状况、宗教、社会风俗等诸多各种客观和主观条件所决定的民族精神，或者说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并且这种民族精神是多样的、与时俱进的，因而法的精神又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盛赞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本宏篇巨著是“理性和自由的法典”，也就是说在孟德斯鸠那里，理性和自由是法的精神。

除了孟德斯鸠，其他著名法学家也对法的精神做出过深刻研究。19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在其名著《罗马法的精神》一书中指出：罗马法的精神是从罗马法中抽象出来的“不变并且普遍的要素”，就是说法的精神是法律制度当中永恒而普遍的东西。20世纪20-30年代，美国法学家庞德系统研究了普通法在美国的发展历程和普通法的精神的形成和演进，发表了《普通法的精神》一书。庞德认为，普通法的精神就是普通法国家法律制度的价值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英美等普通法国家在维护传统法的价值的同时，适时地注入了代表社会主流意识的法律精神，将个人主义价值与社会理想相兼容。

我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法的精神。在1993年召开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全国研讨上，来自法理学和各个部门法学的50多位学者围绕现代法的精神发表了重要见解。会后，法理学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法的精神的研究论文和著作，从法理学层面阐述了法的精神。有的教授认为法的精神就是自由，并且认为自由是法的永恒精神；有的教授认为法的内容、法的形式和法的精神是构成法的三个基本要素。从正确处理法律与人类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利益与正义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等五种关系的角度看法的精神，现代法的精神就是人本精神，人本精神是最高层次的法的精神。除了法理学者研究法的精神之外，部门法学家也对法的精神这一抽象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思考，并对各个法律部门的精神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宪法精神（宪政精神）、行政法精神、民法精神、商法精神、刑法精神、诉讼法精神、国际法精神等概念或命题，发表了很有启发的观点。

以笔者在《市场经济与现代法的精神》、《和谐精神与法的善治》等文章中的观点，所谓法的精神，就是法的终极价值、元价值、绝对理念，因而可以说法的精神是法律制度的灵魂或中枢神经。它蕴含着或决定着法的价值取向、基本原则，支配着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进行的法律性制度安排，指引和制约着对法律资源因而也包括其他资源的社会性配置。我国传统法的精神是自然经济或计划经济的产物，是与人治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法的精神是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的本质和规律相适应的理性精神和价值原则。法的精神与法的价值息息相关，作为法的价值基础、核心价值、元价值，法的精神对法的价值的作用表现为：凝练法的价值，即从社会生活、历史传统、社会未来发展、哲学和法理中凝练出现代社会的法价值；规范法的价值，即作为法的价值基础的法的精神，从根本上决定着法的各个价值的本质属性；引领法律价值，即法的精神作为先进文化，一方面将使每一种法律价值丰富其内涵，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又协调各个价值，使它们成为内在统一、互为补充、互相支撑的价值体系；反思和追问法的价值，即用法的精神反思、批判现行法的价值以及作为法的价值载体的法律制度，推动法律制度的变革和创新。

走入21世纪以来，在中国社会，和谐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价值理念和标准，成为统摄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正义、效率、秩序等法的价值的元价值，成为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灵魂。将和谐精神导入法律制度和法律实践之中，并且统领、协调和升华各种法律价值，必将使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超越西方传统法治而走向善治。我们要以和谐作为当代中国法的精神，并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进行法律的制定、修改或清理。应树立以人为本和尊重人权的立法理念，克服以物为本、权力本位、忽视人权的立法弊端；对立法重点和利益协调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实现立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应高度重视推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规范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增强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以及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生态维护方面的立法；高度重视关于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立法，特别应加强关于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保障农民利益和农民工权利、促进就业的立法，以及规范动迁拆迁、土地征用、商品房建设和买卖、惩治腐败行为等方面的立法。

在转换法的精神的同时，要进行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法律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律已经发生了两次标志比较明显的改革。第一次改革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以1982年宪法的修订为标志。1978年，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针对“”导致的法制荡然无存、民主化为虚有、人权普遍受到践踏、社会混乱不堪、广大群众民不聊生的局面，果断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与此同时，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全会之后，在一年的时间内，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紧接着就开始修改宪法，制定、修订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1982年，新宪法出台。宪法和这些基本法律以恢复社会秩序、保障人权、民主法律化、制度化为核心。特别是1982年《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有休息的权利等等。这些保障民主和基本人权的规定在今天看来不过是常识性的法律原则，是世界上一切文明的民族普遍承认的法律价值，我们还可能认为这些规定显得不够充分、不够具体，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这已经是了不起的伟大变革，标志着法治春天的曙光。

第二次改革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标志。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经济体制朝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方向改革。1992年，在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的推动下，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方针。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全国人大于1993年、1999年和2004年连续三次修改宪法，修改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全球化趋势不适应的宪法条款。与修改宪法同步，我国中央和地方立法机关普遍加快了市场经济立法、特别是民商事立法的步伐。在短短几年中，我们制定和全面修订了《海商法》、《公司法》、《合同法》、《担保法》、《票据法》、《保险法》、《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专利法》、《著作权法》、《证券法》、《合伙企业法》、《乡镇企业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继承法》等一批市场经济急需的法律，并开始着手制定《物权法》、《中国民法》等基本法律。这些民商法律和经济法律以确认、保护和发展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为立法精神，比较恰当的反映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适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急需，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原则。这些法律的制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比较公平、高效和安全的环境，在规范、引导、保障、推进市场经济方面发挥了、并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

继前两次法律改革之后，中国法律正在发生第三次改革。这次法律改革的背景，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后，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对外进一步扩大开放。这些重大变化、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强有力地推进中国法律改革，使我国的法律体系以及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更加有利于经济改革和社会建设，有利于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其他领域全球化的挑战，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建设，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有利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二）执法保障

执法，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狭义的执法仅指行政执法，即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法律的活动。广义的执法是指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实施法律的活动。这里，我们采用狭义的执法概念，即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是最常规、最普遍的执法形式。据统计，我国80%的法律和法规的执法主体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执法的实质是国家行政机关将体现在法律中的国家意志和人民意志落实到社会生活之中。在全部国家工作中，执法是最大量、最繁重、最经常的工作，是实现国家职能和法律价值的决定性环节。执法有两项基本内容：一是组织实施宪法和法律，这是行政执法活动的中心环节；二是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排除执法过程中的阻力和违反法律、破坏法律秩序的行为。所谓组织实施宪法和法律，就是通过大量的组织工作将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变成人们实际遵守的规则，把权力机关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计划的决定以及其他决定落实到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以至每个公民。所谓采取行政强制，就是对侵犯法定权利、规避法定义务、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给予必要的行政强制，排除执法过程的阻力。执法的内容和方式非常广泛，包括行政监督、行政处理、行政制裁、行政强制、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调解等，执法的种类包括工商行政执法、公安行政执法、税务行政执法、人事行政执法、财政行政执法、土地行政执法、食品卫生行政执法、环境保护行政执法、物价行政执法、城建行政执法、审计行政执法、金融行政执法、教育行政执法、交通行政执法、海关行政执法、司法行政执法、农林渔业行政执法，等等。无论何种执法都必须树立和谐的法治理念，从有利于社会和谐出发，采取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方式进行执法活动，既要严格执法，又要文明执法，促进全社会和谐局面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建立民主、科学、公正、高效的执法程序，保证行政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行使执法权力，要健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复议、行政申诉、行政赔偿制度，使行政机关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要赔偿。

我国行政执法的主体还包括根据法律、法规授权或根据国家行政机关委托授权而具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例如，大学、科研机构、国有大中型企业等。这些组织的执法活动能够有效地落实法律和法规，及时即地化解本单位的矛盾和纠纷，促进和谐校园、和谐工厂、和谐院所的建设。当然，目前授权执法的情况非常混乱，由于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清楚，造成大量越权执法，或者执法不到位。因此，完善这方面的立法是当务之急。

（三）司法保障

司法，即法的适用，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具体适用法律处理各种案件的专门活动。司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具有特殊的职能。司法机关一定要把和谐的理念、进而把善治的理念融入社会主义司法理念之中，并使之统领公正和效率。六中全会决定和党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都明确要求，司法机关要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充分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最大限度地保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让经济确有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确保有理有据的当事人赢得官司，让打赢官司且具备条件执行的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维护国家法律权威；要弘扬司法民主，健全巡回审判，依法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方便群众诉讼；进一步提高司法效率；要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协调，发挥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双重作用，做到既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又要立足于稳定社会，及时化解矛盾，消除纠纷，息讼宁人，努力减少社会对抗。所有这些，都是实现构建和谐社会总目标对司法机关和司法活动的具体要求，是党中央善治理念在法律领域的具体要求，是达到善治与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为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树立司法和谐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司法和谐首先是司法职责要和谐。司法机关内部要在分工明确的基础上，相互配合，通过履行各自的职责，共同促进法律得到正确实施。第二是司法过程各个主体之间要和谐。特别是法官要切实尊重并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及选择。当事人享有自主实施诉讼行为的自由，即诉讼权利的行使与放弃依据当事人的自愿；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有权自主选择有利于自己诉讼利益的诉讼手段，对此法官应予准许；在不违反法律规定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形成的纠纷解决合意应得到法官的确认和支持。第三是司法活动要和谐。司法活动要立足和谐，促进和谐，减少、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冲击。当前，有必要在发挥司法机关主导作用的前提下，正确处理好判决与调解的关系，使社会矛盾与纠纷能够以一种更为和谐的方式得到解决。第四是司法与社会和谐，努力达到司法与舆论和谐，司法与民意和谐，司法与社会发展和谐，通过司法与社会的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四）守法保障

以和谐为目标的法律只有得到全面遵守，构建和谐社会的立法目标才能变为现实。所以，守法也是和谐社会的法律保障。

守法，就是依照法律正确行使法定权利，忠实履行法定义务，做法律所要求之事，不做法律所禁止之事。守法的内容既包括遵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以及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也包括遵守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判决、裁定等执行法律和适用法律的非规范性文件。

守法的主体包括公民个人、法人组织和其他组织以及国家机关。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并非全体社会成员都是守法主体，皇亲国戚、高官贤达往往超越法律之外，至于皇帝则更是凌驾于法律之上。资产阶级建立了民主和法制，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使守法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法定义务。但是，同样是守法，其意义却大不相同，资产阶级成员守法更多地是享有权利，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守法则更多的是尽义务。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灭了资本特权，创造了个人和组织平等守法的根本前提。在中国，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所有的社会主体都是守法主体。

首先，全体公民要守法。公民守法意味着依据法律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在自己的法律行为中体现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实现权利与义务的和谐；公民既要勇于维护自己的权利，又要充分尊重他人的平等权利。不仅公民要守法，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带头守法。

其次，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应严格执行法律，依法立法，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除了行使国家权力时必须依法(依据法律授权和法定程序)办事外，在作为法律调整对象时，例如作为法律调整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当事人时，作为诉讼当事人时，作为执法对象时，也必须认真遵守法律、法规，执行法律裁决。

第三，执政党要依法执政，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法治的根本保障。只有执政党重视立法，尊重法律，认真执行和遵守法律，法律才有极大的权威，全社会才会尊重法律、信仰法律，并自觉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执政党的领导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突出表现为党组织和党员带头执行和遵守法律。依法治国是党提出来的，国家的基本法律和重要法律是党领导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所以，国家宪法和法律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也是党的主张的体现。执行宪法和法律，是按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办事，也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又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办事，依法管理国家，这对实现全党和全国人民意志的统一，对于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中央的权威，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总之，“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15]党除了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之外，还要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要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支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为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和谐和协调提供法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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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年第一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