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三化”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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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次论坛所讨论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实质问题。

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逐步实现现代化，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和农民问题，是中国现

代化的最困难之点。解决这个问题，在围绕“农”字做文章的同时，也要注重在“农”字以外做文章，“功夫在农外”。“三农”问题，过去主要是农业生产的问题，现在则要从“三化”－－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找出路。要通过“三化”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用先进技术改造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通过城市化实现大量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轨道。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状况，是迄今为止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各类国家的普遍规律。我们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单位资本吸纳的劳动力相对减少，化运动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长期供不应求。当时采取的对应之策，是严格实行统购统销和城乡分割。结果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1957—1978年，21年间城市化率仅提高2．5个百分点。如果按照这个进度，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算起，中国基本实现城市化要400多年时间，我们显然不能再在这样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政策逐步放宽，城市化速度加快。1985—2000年，城镇人口增加2．1亿，城市增加339个。1978—2000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由70％降到50％，城市化率达到36％（1978年是18％，统计口径有不可比因素）。2002年提高到39％。因为起点低，现在我国城市化率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也明显低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这说明，在城市化方面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我国专家和世界银行专家所做的研究，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在20世纪最后20年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中，劳动力流动的贡献在16％左右，也就是1．5个百分点。大量农民工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增强了我国工业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也推动了城市建设的大规模开展，现在一些城市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已经离不开农民工。今后二、三十年，我国还会保持劳动力便宜的优势。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积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十六大所提出的奋斗目标，是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加快城镇化进程。根据我们的预测，2000—2020年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15．9％降到10％左右，第二产业由50．9％降到30—40％，第三产业由33．2％上升到50—60％；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由50％降到35—30％，每年下降0．75到1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达到55％左右，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大体上相当于过去十多年的进度，经过努力是可以达到的。

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情况是必须考虑的。

一是，我国人口多，又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双重转折时期，就业压力大，给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带来的特殊困难。这种情况决定了，实现城市化将是一个比较长的渐进的社会转型过程。按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计算，2035年前后才能达到70％。在这个长过程中，城市化会表现出多样化的过渡形态，；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形式会多种多样，很多人不会很快同土地彻底脱离，就业困难时还会回到农村。土地是农民生计和农村稳定的基础，必须始终给予高度注意。要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慎重态度。部分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统筹规划，节约使用，保护农民的权益。有研究报告称，在土地转让费总额中，征地费用所占比重很低，一些地方不到5％。在不少地方，50％以上的农民上访同土地使用权转让有关，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是县、乡收入的重要来源，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是农民收入增长不快、城乡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一些地方建设各种“形象工程”的财源。廉价征地使农民遭受的损失，一部分变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一部分进了开发商的腰包，造成一些人的暴富；不少腐败和犯罪案件同土地转让和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有关。需要有新的立法和政策，既保证国家建设用地，又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一些地方农民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参与开发，取得很好的效果。这样做，从短期看，原始积累会少一些；但从长远看，工业化进程并不会放慢，相反，因为农村社会稳定，农民收入增加，农村市场扩大，会保证工业化更迅速、更稳妥地进行。这也是工业化的两种思路问题。除土地费用之外，还有农村教育经费，国家财税体制，以及行政体制改革问题。总的来说，要强调统筹城乡发展，在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上，适当向农民和农村倾斜。这也是保证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一个带根本性问题。

二是，地区发展不平衡对城市化的影响。中国自古以来地区发展不平衡，新中国成立以来和改革开放以来不平衡，今后发展仍将具有不平衡的特点。城市化的进程也将是不平衡的。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经济发达地区进展快些，经济落后地区进展会慢一些，不可能齐头并进。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以及其他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小城镇星罗棋布，成为当地经济的中心，甚至成为全国性的某种商品的集散地；在没有经济基础的地方就不要不讲经济效益，人为地造镇。讲城市化和城镇化，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指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不必回避“城市化”的提法，因为“城镇化”的“镇”，实际上是作为经济中心的小型“城市”；“城市化”的“城市”，也可以包涵现在所说的作为经济中心的“小城镇”。用“城镇化”的提法，是要注意发挥

小城镇的作用，防止一些国家人口拥入大城市所产生的“城市病”，这样的问题是必须引起注意的。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对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作用，要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实际社会经济效果来权衡，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要重视小城镇在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但现阶段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渠道还是大中小城市。因为城市人口规模大，第三产业容易发展起来，有聚集效应，成本低，这些优势是小城镇所不具备的。随着科技进步、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变化，现在城市形态也在变化，比如卫星城、城市带、城市群、大都市圈等等，这都是城市化的具体形态。

三是管理和教育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些混乱和社会的不稳定状态，需要积极引导，加强管理和教育，使之有秩序地进行。除了改进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外，城市建设规划要考虑进城务工农民的居住条件，比如经济租屋的建造和经营管理问题。要通过培训帮助进城务工农民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进城务工农民的第二代已经成长起来，子女教育是个大问题。现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有民工子女的非正规学校，事实上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但往往处于无人管的状态。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影响今后城市劳动力的素质和城市化进程，甚至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城市由于出生率下降，中小学校设施都有闲置的，也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方便。

过去害怕和限制农民进入城市有当时的背景，主要是农产品供应不足，城市又没有提供就业机会。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政策和管理方法。在推进城市化方面，也有解放思想的问题。城乡分割是历史包袱，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得好，可以成为促进发展的契机。城市化的推进将会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增加中国经济的活力，加快现代化的步伐。这也是一个历史机遇。

我国现在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已经降到15％，但城市化水平仍然滞后于工业化，大体相当于英国1850年（37％），北美1910年（41％），日本1950年（38％）。韩国20世纪50年代初是5％，30多年时间就达到80％以上，说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化进程会加快。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正是城市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对城市化的前景可以做乐观的预期。

最后我想强调，加快城市化进程，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农村发展问题关注。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即使城市化能够顺利推进，能够缓解农村发展面临的困难，2020年农村至少还会有5亿以上的人口，2030年至少还会有4亿以上的人口，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2020年之前，这个问题更为突出。

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有大量的理论问题、实际问题和政策问题需要研究。现在已经进行的研究，总的说还是初步的，需要继续深入，希望我们这次论坛在这方面有所推进。我这里只是说些个人很零星的想法。在座各位都是研究有素的专家，希望能听到大家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