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农民伸出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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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闻安徽固镇县小张庄的村委会副主任张桂金在贪污劣迹行将败露之时，竟纠集家族势力将清查财务帐目的四个村民代表杀死！又一宗乡村恶势力的血债！笔者愤怒之余，不由深深思考。

农民，我说的是普通农民，没有权势的农民，他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但我们却无力保护他们。我们有保护农民权利的政策，但政策在一些乡村干部那里不灵，他拍着胸脯说：我就是政策！另一方面，中央高层在关注农民。朱镕基总理在一次会议上大声喝道：干部不要凶！两种声音在较量。这是一种世纪性较量，我们只能在大的历史跨度下认识这种较量。

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认为，一个社会集团的力量大小，并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而组织程度的高低又与集团成员的经济状况有关。组织的力量是强大的，与政权相接合的组织力量尤为强大。按照理论家的说法，分散的人群与组织之间在信息资源上严重不对称，因而在动员物质资源乃至暴力资源方面便严重不对等，于是，分散的人群就有可能成为有组织力量奴役的对象。中国普通农民尽管人数多，但他们太穷，太分散，没有足以抵御压制的组织资源。而乡村干部却是严密组织起来的力量，他们合法地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者。如果这个者（哪怕是其中的少数人）把国家政权的意志（具体说是中央政府这个最高委托者的意志）放到一边，并凭借政权的组织资源、暴力资源来为自己的独立利益服务，那是多么地可怕！

理论所解说的已经是严峻的现实。在体制下，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农村的精英分子（以乡村干部为主体）没有从普通农民中分化出来。但伴随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向多元化、分散化方向发展，这种分化便出现了。而我什］的体制决定了在这种分化的同时，不能产生出制约乡村精英的有效力量，于是，乡村精英便转化成了乡村权势阶层中的少数人，但已经足以对普通农民构成巨大威胁。

乡村权势阶层中的恶势力，上可以拉关系、找靠山，下可以培养打手、网络黑爪牙，把自己控制的那一方地盘变成一个黑社会。像张桂金那样借助家族势力称王称霸，不只是落后地区农村的特殊现象。一切农村的恶势力有共同特征，那就是把自己组织起来，来对付分散、弱小的普通农民。

我们毕竟处于文明时代，怎能容忍恶势力猖狂！我们有一个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的中央政府，而以笔者所见，中央政府为保护农民权利真可谓殚精竭虑！落实农村减负政策、推行乡村民主自治制度，中央政府每一招都向普通农民伸出了援助之手。但是，制约乡村权势阶层需要治标治本双管齐下。以民主选举而论，一些乡村干部让自己的妻子儿女端着票箱找农民投票。能选出农民想选的人吗？更有乡政府公然蔑视农民的选举权，通过任命村干部强奸民意。张桂金副主任不就是乡政府任命的吗？对一切违反中央政策和国家法规的村干部坚决予以制裁，当然是需要的，而且也会有一定的效果，但这只是治标的办法。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需要让农民富裕起来，让农民拥有组织自己的能力，并给农民的组织以合法地位，使农民有力量抗衡乡村权势阶层。为此，我们寄希望于国家对农业投资力度的加大，寄希望于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有序的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