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问题是个球？《南平寓言》倡导求解中国农民问题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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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问题是个“球”？2004年11月中旬，《南风窗》主笔章敬平继《权变》、《拐点》之后，再推新著《南平寓言：中国农民问题是个“球”》。出品人宣称，这本必将引起政界、知识界和新闻界瞩目的新书，提供了一种求解中国农民问题的新思维，是继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后又一部“三农”题材的力作。

“皮球论”的版权属于一个南平农民。五年前，时任中共南平市委书记的福建省副省长李川，下乡跟那个农民谈心。农民指责官员对待农民问题，就像皮球丢进井里，漂浮着，沉不到水底。

拥有十个县区200余万人口的南平市，地处福建北部内陆山区，是中原文明入闽的主要通道，也是著名的红色老区。著名的武夷山就在南平境内，但被青山绿水遮蔽的贫穷，却超出了人们的想象。1970年代未期，南平曾经作为“农业大市”辉煌过，经济总量一度居福建前茅。1990年代中后期，南平却因为鲜明的农业特征跌落为福建的落后地市，“三农问题”成执政党最为头疼的问题。

1999年后，为让“皮球”完全沉入水底，南平大规模地下派了近万名干部到乡村一线，从科技特派员到下派村支书，再到金融助理、流通助理、龙头企业助理，五支中共“特使”，像皮球底下五块缀物，硬生生将“皮球”沉到了水底。这就是所谓的南平实验。此举，不仅国务院领导曾经做过批示，各地考察学习“南平实验”的官员也是络绎不绝。怀疑，认可，观摩，推广，南平实验在政界、学界引起了广泛而持续的关注。

执政党主导的南平实验，在作者笔下变成了一则三农场域的南平寓言。迥异于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层出不穷的乡村实验，南平实验是官方操持的中观层面的新乡村实验，是自己对自己的实验。作者认为，南平经验是过渡时代的过渡办法，它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完美，但它对中国欠发达地区的乡村，确有着不可估量的参考价值。三度调研南平实验的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说，就中国复杂严峻的“三农”形势而言，南平实验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从目前的情况看，南平实验是有效的，至少对中国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有借鉴意义。

过去两年里，李昌平以“向总理说实话”的名义，向天下人道尽了中国三农问题的危机。陈桂棣夫妇以一部《中国农民问题调查》，尽显中国农村奔腾的地火。2004年一号文件的出笼，以及农民政治的种种迹象，无不显示执政者已洞悉农民的苦难。此时，再写一本描摹农村苦难的书，不管煽情得多么成功，均属多余。且不论资政价值是否式微，仅就中国农民问题的未来而言，一味地痛陈和惊呼，会不会让公众最终失去解决问题的信心？作者认为，在“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新世纪的最大问题”业已在中国权势阶层达成共识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和具知识分子气质的传媒，应该将当下的视野，由为农民讨说法，转变到为农民想办法。

秉承这样的认知，作者决意写一本以南平经验为主题的书。就逻辑而言，在农民问题已经赢得广泛尊重的当下，探讨如何破解农民问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他知道，写具经验性质的官方实验，对写作者来说，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今日中国，揭露黑暗和罪恶，很容易赢得“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美誉。宣扬官方经验则不然，由于经不起检验的“经验”泛滥成灾，写经验者，在经验主义者眼中，多是“没有骨气的文人”。

作者打算冒险一搏。但他没有停留在曼彻斯特式的故事叙述上，而是将南平实验演绎成一则需要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集体检讨的寓言。他希望中国农民问题，不再是一只漂浮在水面上的“皮球”。

作者在南平考察期间，见识了一拨拨取经团。这让他既兴奋，又担忧。在农民政治浮出水面的当下，作者担心，对南平实验的复制，会不会成为一场应时的运动和政治谋略？他认为，南平实验的核心，不仅在于方法，还在于态度，除了条文式的规则，还有一棵诚实地面对农民的心。如果官员们心灵的皮球，不能沉到乡村社会的“水底”，任何经验的创造和效仿，都只是镜花水月的打捞。这就是作者将南平实验理解为寓言的首要之义，也是他将中国农民问题比喻成一个“球”的秘密所在。他对“球”的理解，是一种源头的追溯，又是一种方法的描述，更是一种价值观念的隐喻。

古代，寓言是臣子们写给皇帝看的。作者说，他的南平寓言写给三类人：致力于改善乡村社会的体制内官员们；居庙堂之高的御用大学士；欲为农民代言的新闻记者。他想对这三类人说：土地私有化并不能拯救农民于贫苦，“盆景农业”不是中国农业的当下选择，民主制度也不能马上消弭三农问题于无形。考察南平所折射的中国“乡情”，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会发现高瞻远瞩的“消灭农民论”者，多么像那个听说灾民饥荒就说“给他们肉吃”的皇帝，而明知非农化有害的县域经济执行者，又是怎样的一种冷酷。发生在武夷山周遭的一切，不仅颠覆了诸多作者曾经信以为真的真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人们关于中国农村的事实判断。中国77%的农民处于小农经济生活形态，是中国农村最为普遍的乡情，是无法与西方理论照搬的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现实生产力，是我们考虑一切事情的前提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