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乡村运动的方向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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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上而下由官方来推动，还是自下而上由农民自己来进行？就在中国新乡村运动呈现明显的方向之争的时候，《南风窗》主笔章敬平的新著《南平寓言》尝试着给出了一个已被验证的答案。出版此书的浙江人民出版社宣称，或可在政界学界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的《南平寓言》，以“中国农民问题是个球”为隐喻，倡导了一种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新思维。这本继《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三农领域的另一力作，在中国新乡村运动的方向之争上，既反对简单的自上而下，又不同意纯粹的自下而上。

近年，中国最显赫的经济智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号召中国进行一场“新乡村运动”，以改变乡村的落后情境。主张“新乡村运动”的人们很多，只是在路径和方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一般而言，处江湖之远的“在野派”学者主张“自下而上”。居庙堂之高的官方学者倡导“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论”是国际上颇具影响的“通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等西方经济学家们都有过充分的论证。农民的问题是穷，但穷的问题又是什么？部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基本认识是，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问题，农民没有民主，没有国民待遇。应该给农民以民主，让他们用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市场经济的规则发家致富。

“自上而下论”是官员阶层广泛流行的“共识”。他们认为，民主，国民待遇这些制度要素不能在一夜间还给农民。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最为底下的农民阶层享受最高层次的民主，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自上而下是执政党历史上屡试不爽的办法，从1960年代初叶体制下放、搞“队为基础”以后必然进行的“四清”，到1980年代大包干推行以后随即进行的“清财”，都证明这种观点的实用和有效。正如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所说，由于我国仍然具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因此，只要党中央重视，让下去的干部带着资金、技术等农村稀缺资源，即可收立竿见影之功。

章敬平在考察执政党主导的南平实验后，于《南平寓言》中倡导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南平经验”。三度考察过南平实验的温铁军认为，自上而下论的缺陷在于，与我国当前仍然维持“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和“党管农村”的政治传统，确有本质上难以协调的问题，且时间太长，对于迫在眉睫的、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也可能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虞。“自上而下论”的缺陷在于，可能起作用于一时，难以维持长远。而南平实验恰恰在于创造性地把这两个不同办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自上而下地派干部为手段，以帮助农民自下而上地建立基层民主制度为目标。此外，下派干部把资金、技术等在农村属于高度稀缺的要素带下去，能够启动农村过剩资源加快向资本转化，同时以执政党的制度建设保证农民分享资本化的收益。

《南平寓言》的可爱之处，在于它没有像温铁军等学者的论说那样晦涩，也不是像西学背景深厚的人们论述的那么浪漫，希望把历史写得像小说一样生动的章敬平，经由跌宕起伏的故事冲突和人物命运，将中国新乡村运动的方向诠释得简单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