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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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大会让我做一个演讲，我今天的内容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一般我们做研究的人，都会把企业、把农户作为经济主体看待，而按照常规大家会把政府作为一种行政主体看待，然后这个理论就很清楚，分为两部分，政府作为行政主体应该承担主要的职能是裁判员，经济主体是按照理性“经济人”的特征追求收益最大化，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象中国这样的比较传统典型的东方发展中国家，在追求工业化的过程中，政府不是单纯的行政主体，而既有行政主体的行为特征又有经济主体的行为特征，在发展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以国家来推进工业化这种形势是大多数东方型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方式，为了加快工业化，在客观上也确实起到加快工业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政府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更主要的是经济主体，因此当我们引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用进入和退出分析经济主体行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农业领域中，政府进入是因为他有利可图，可以为工业提供积累，政府退出是因为没有效益，或者效益太低导致政府的进入和退出。我们说，大家可以看看，改革开放一系列的政府的改革政策，很大程度上表现的是政府在不同阶段，对不同产业或者不同经济领域的进入还是退出，比如说，我们说1978年开始农村改革，推进家庭承包，其实是从1982年开始推进的。1982年推进的家庭承包，政府退出了农业，允许农民经营，当然有另外一种理论是认为农户退出了政府所主办的集体经济，当然这两种不同的主体都可以退出，但是当时有退出权的是谁呢？当然是政府有退出权，接着我们看到80年代以来，开始了先是财政体制的改革，政府因为财政的不经济退出了对地方财政的家长式的管理，形成了财政分级承包，到90年代，政府逐渐退出了一般制造业领域，就是搞国退民进，抓大放小，当然政府进入的主要领域是最高收益的领域，比如垄断行业，比如过去我们天空中没有信号可以演变成IT产业的时候，政府是不进入，一旦这个领域成为很大的资源，并且可以产品很大的资源向资本转化的收益的时候，谁率先进入？那就是（政府）。过去人民币并不是用于交换的主要方式，那个时候是按计划分配，所以金融系统，政府的表现并不是很明显，一旦我们完全放开票证，完全放开计划，货币成为一个重要的交换中介的时候，不但成为中介而且是金融资本的时候，在金融领域里当然还是政府扮演主要角色，进入和退出是有选择的，所以说东方发展中国家直接扮演最重要的是经济主体的角色，所以我们讨论进入和退出是适用的。

政府50年代进入是化的方式，以往的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大家都认为集体化公社化是不能够在农业上有效益，不错，在农业上的无效益，恰恰表现在提取工业化原始积累方面的高效率，包括我们大家都理解的林毅夫教授作了一个分析，认为这种体制本身，是因为缺乏激励，因此不可能有效益，这个分析当然对，就微观农业领域说是对的，但是把宏观的体制问题引入，作一个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不对，在农业领域中效益低是显著，是个常识，尤其我们下过乡插队的人都知道，为什么首先是因为政府通过所谓60年代的“三定”方案，把农村收益分配，决定为按照人口来进行分配，当时我们插队的时候叫做人七劳三，体制先决。先按人口分配70％剩下30%，才按照劳动工分分红，这怎么可能有激励？并不是按照劳动所得分配，当然不可能，为什么按照人口分配，是因为政府已经通过三定把农业的剩余，基本上提取走了，提走用于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这又是世界范围内的一般规律。工业化早期原始积累只能从农业提取，只不过是提取原始积累的方式不同罢了，所以在1991年，我有一篇文章，后来在1992年翻译成中文，93年发表了出来了。当时有一句话，我说任何工业化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叫做资本的原始积累，至于这个是由资本家完成还是国家完成，是派生的问题，这个不重复了，大家可以从我今年的一本文集《我们到底要什么》中找。这篇文章是1993年发表，题目叫《国家资本再分配与民间资本再积累》，我们在1997年中共中央十五大把“资本”放在报告中，意见只能使用“资金”的概念，因此在那个时候，93年发表出来，当时很困难，很多刊物的编辑说是好文章，但是不敢发，50年代政府进入是为了资本积累，并不是为了农业为了工业。

接着80年代，政府退出农业，是因为我们7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资本积累，但是因为三定方案的价格自定，所以造成农业的严重不经济，一边是投入品按照国家计划的价格，当然是高价，大量的投入到农业，通过三级体制分配下去，但是产出品价格不能提高，就是成本上升，收益下降，从整体看，70年代中后期三级都出现了低效益。这时候农业严重不足，所以经济政府退出，这是因为成本上升，而低价统购和公共作用造成农业低效率。

政府退出以后，也就解体了，所以从82年大包干以后，我们只在文件上看到集体经济，事实上，大部分地区不再有集体经济，只不过当然现在全国还有两、三千个社队还维持所谓的集体经济，其实主要叫工业化社区，是不是叫集体，并没有本质的含义，一旦形成工业化以后，他的制度组织当然是不一样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简单道理因为市场的失灵或者市场的无效才有企业组织的产生，所以正常情况下，企业和组织是反市场的安排，因为至少失灵。所以产品企业和组织，这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市场经济不对，我们只是说，从制度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说产生企业和组织，是因为市场交易不能解决很多外部性问题，因此要产生企业和组织，这个道理作个引述。

我们说工业化社区是因为把很多外部性的问题，用集体经济的名义，其实是一种组织安排，把内部处理解决，所以还保留一些工业化社区，但是我们说集体早就随着政府退出，而退出农业了，接下来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为什么迟福林院长和海南省江泽林副省长，都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我们现实问题是什么？是组织是有成本的，就像制度是有费用的一样的，组织也是有成本的，谁来支付组织成本？要向提高组织化程度，谁来支付这个成本或者成本从何而来？当然大家都知道，最近我们的乡村自治组织的发展，好象比较热，这个组织成本谁支付的呢？我们至少知道欧盟拿了1亿欧圆，后拿了三亿欧圆，拿得比民政部多，在此之前在80年代后期开始，欧盟拿了3600万美元，前前后后总共有3亿多的欧圆在支撑村民自治组织的建设，但是建设到今天，在那些没有组织费用来源的地方，村民自治组织的发展仍然是值得讨论。

接下来看村级组织费用来源和村级组织费用的收取方式，我们知道刚才江泽林省长在讲到全国的农业份额占GDP份额的时候，去年只剩14％，大家知道50年代的时候农业占85％，那时候工业只有15％，没有别的地方有收益来源，不进入农业进入哪？现在刚刚倒过来，现在农业是15％以下的GDP，人口仍然将近70％，请问有哪一种政府对15％以上的征税去满足65％的人公共服务需求，当然有的人提出不同意见，说不能这么算，县以下还包括工业还有商业，我说不错，但是你看县以下的工商业在哪？（在县城），县城不是农村经济，只能算乡以下，但是虚的东西比较多，乡一下销售总额占27％点几，就是说经济份额占的总比重，就不以农业占分析，会发现28％以下，农业占15％以下，消费占28％以下，对28％的征税能否满足60％多的人公共需求，能否同时建设一个公共组织，能否把我们大家现在约定都接受的放到传统的农村，于是我们在农村组织和制度的费用收取方式上历经改变，无论是税费来回改。实践就意味着不在承认村级组织是自治组织，这是我政府下达到农村基层的正规体系，所以提出征税到8.4％，把村官养起来。这个政策，大家问我们在座的段应碧主任最清楚。（众笑）。我们说这种政策的结果，当然是今天这个局面了，因为事实上养不起，于是乡村公共政策，就是把村官养起来的组织开始形成高负债，1999年3000亿到6000亿，最近调查大概在6000亿到1万亿，乡村公共负债，这短短的五年时间里涨上去一倍。

我们接着讨论乡村自治组织条件，旧中国农业仍然份额低，不可能成为主要收益来源，其实历朝历代，只爱是传统小农必然是农业社会，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根本问题在于我们不适当的以为可以用以为设想出一个上层建筑，照搬到农村就把农村改变成现代化，错了。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旧中国农村主要是社区自治，乡绅自治，什么情况下能实现的情况下能实现，如果出现宏观的变化，会导致良绅退出，会摧毁乡村自治。

现在治理的困难我想这样的问题就是宏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良绅进入，劣绅退出，不是道德风险，旧中国的良绅退出是什么道理，是因为战乱，是因为要打仗，打仗是一个成本无限大的开支，一个兵就是好的良绅，只有劣绅对付，得抓夫，派款，军粮，甚至.......

总之，旧中国的乡村精英良绅被劣绅替代，主要是因为在战乱环境中，是因为内战比较频繁，因为非正规的税费压力太大，接着我们看现代困难的是满足农村自治开支需要的那部分开支太大，就是自上而下下达的很多指令性计划，要求你建学校不给钱，要你建党员活动室不给钱，要给搞的所有事件都是自上而下下达指令，都得收钱，收不上就得借高利贷。

现在有一个04新政，免赋，我们终于在均田20多年后，采取了免税的另外一种政策，（看图片）搞乡村建设，图上就是湖北的农民老百姓在扭秧歌，合作社发展起来，村民自治建设发展起来，我们美国的郭志文先生，就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和大家处得很好。

我们现在进入结论，进一步想发展农村组织，既然政府已经退出，但是并没有完全退出，还占有一些能够产生收益的领域，在农村大家看凡属于有收益的领域，都仍然有政府的顽强的身影。什么领域有收益呢？金融，甚至财政，发彩票，都到农村了，搞彩票是一个无本收益，供销有收益，供销在农村基层不撤，信用社有收益不撤。有收益的地方不撤，现在信用社撤的也就是那些没有收益的地方，但是在有收益的地方，不撤，加工有收益，不撤，食品有收益不撤，原来已经放了，现在放了，加入让农民自保，还是看政府，除了在海南，其他的中西部地方，农村没有组织费用来源，所以形不成合作组织，唯一的办法是让农民产生合作效益，

我的演讲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