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的社区所有，纯农户的收入困境，和农村的逆向淘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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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引言

1.1现行的农地制度经不起推敲

私有财产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杰出贡献,在经过20多年的实践之后,终于获得朝野的一致公认。2004年的春天，修改后的中国宪法确认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民营工商业者从此可以合法雇工，扩大生产，积累财产。这在其他国家是理所当然的权利，中国用庄严的宪法重新确认，自然是值得庆贺的进步。在人们为理性战胜愚昧而高兴的同时，不禁想到处境最为困难的农民。纯农户想要摆脱贫困，发财致富，土地无疑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资料。然而，现行宪法仍然规定农地集体所有，农民不得私有，不得购买,不得出售。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再次被排斥在宪法的视野和保护之外。

中国对土地私有制的这种态度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国政府对农地私有制的排斥,并非基于现代经济理论的科学结论,或对历史经验和各国实践的系统总结,或反复的试验。其实即使撇开现代经济学的结论,历史和各国也已为我们作了大量的实验。人类自从进入文明期后直至今日的漫长岁月中，同样大小的地球,之所以能够支撑越来越多的人口,主要靠的是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制对生产力的保护和促进。土地从远古时期无人所有，到后来的部落共有，到最后的私有，代表了产权的明晰化过程，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进步。难怪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实行农地私有制。如此长的时期，如此多的国家异途同归,选择土地私有制，必定包含全人类反复试验之后的经验教训和智慧结晶。中国有什么理由偏要和各国在产权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和智慧结晶保持距离呢?难道全世界的智慧赶不上中国一国的智慧?

耕者有其田曾是中共土地革命的神圣目标，今天却成为要特别加以回避和排斥的问题,十分令人不解。政府既然明确宣布，中国目前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那麽贫穷，落后的中国农村应该是处于初级阶段中的初级阶段。为此,政府承认超越了社会的发展阶段,同意解散，那末,农民自然应该有从集体中退出的充分自由。不知为何在如此低的经济发展阶段，在公社解散20多年之后,还要用宪法规定农村实行土地的集体所有?

尤其令人费解的是，如果集体经济真的那麽好，农民并非傻瓜，即使农民分了土地，也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探索各种新制度的可能性,包括自愿组成合作社，为何要用宪法的权威限制农村土地只能集体所有?这种做法显然有悖于对市场的尊重，有悖于对经济制度自发演变的尊重,更有悖于对农民自决权利的尊重。

1．2现行土地制度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

1980年代初在维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同时，将土地使用权在全村范围内按人头或劳力平分,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农地制度。公正地说，由于解决了搭便车,吃大锅饭的问题,这种土地制度相对公社制度来说,对解放农业生产力，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林毅夫1992，文贯中1993）。但是,从理论上来说，现行的农地制度只能是一种临时安排。因为在中国的条件下，每个村的土地只会日见减少，每个村的人口总数，及其在各户之间的分布，却会经常变动。这种制度如果真正忠于其公平的目标，就必需根据每个村的人口变动随时调整农户承包的土地面积。然而，土地使用权的经常变动，必然使农民不敢对土地长期投资，导致生产效率的降低（文贯中1995;Prosterman,Hansted和Li1996）。为了减少这种效率损失，政府采取稳定承包期限，允许农民转包和出租等政策。这些政策最后体现在由全国人大于2002年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要求土地承包30年不变。可是，尽管政府三申五令，出于滥权的需要，或新增人口的压力，土地的调整仍然十分普遍(陈锡文2004;Brandtetal2004）。

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首先，既然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由于所有者缺位,土地的分配和管理只能落到村干部的手中。根据寻租理论，村干部既然有机会操纵作为农户命根子的土地的分配,也就等于获得生杀予夺的权力，必然贪心大动。这便是苛捐杂税禁和圈地运动禁而不止的根本原因。其次，既然土地属于集体，有良心的村干部也实在难以拒绝村里新增人口对土地的要求，除非能从法律上，或宪法上规定这些新增人口为村里的贱民，世世代代不得使用村里的土地。如果不能把他们贬为贱民，自然就得从众人那里扣去一些土地，分给新增人口。对新增人口来说，土地凭自己的人头获得，不需化钱，不要白不要。

由此可见，现行的土地制度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要忠于公平的原则，土地必须随人口的变动而时时调整,因而必然牺牲土地使用权的稳定和农业生产的效率；要忠于效率的原则，则必须拒绝土地因人口变动而随时调整的压力,不得不将在土地使用上的所谓公平抛出窗外。很明显，这种土地制度的内在矛盾是不可克服的,也是新的土地承包法想要回避的（文贯中2002）。

1．3现行土地制度下的农民处境

坚持这种土地集体所有制唯一在经济学上站得住的理由,是保障社会公平，避免土地兼并，防止无地贫困农户的大量涌现。这是一个很崇高的理由,包括笔者在内,许多人也愿意给这样的理由一个实现的机会。但是，经过20多年的实验,大量证据表明,这种土地制度既没有能够避免农民相对境遇的每况愈下,也没有避免无地农民的大量产生。这种现状使得当年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经济学理由"越来越勉强。人们不得不问,用意识形态的武断或一厢情愿的期许代替经济学的科学分析,是否明智?当年的带来的普遍贫困,不就是用政治的强权和自封的良好愿望排斥经济学的理性分析所造成的后果吗?难道我们在新的条件下,再犯同样的错误?

对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民的收入状况的最权威描述自然来自中央文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一号文件（2004）第二段开门见山地指出，"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2004年一号文件作出如此严重的判断，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纯农户的收入相对城市居民来说每况愈下，农民的社会权益未见扩大，三农问题成为公开的事实和举国上下议论和忧虑的对象（陈锡文2004）。这一切，都是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之下发生的。由于土地的所有权和分配权掌握在村镇干部手中，农民不得不忍受干部的胡作非为，承担各种苛捐杂税，忍受低劣的公共服务。在一波又一波的''''圈地运动''''中，政府官员和承包商大发其财，本来应该是土地主人的农民，却常常面临任人宰割，流落失所的凄惨命运。事实证明，现行的土地制度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十分瑰丽，却无法兑现，其局限性已经充分暴露。一言以蔽之,现行土地制度既无法保证许诺的公平,又继续存在明显的效率损失。在农民的收入成为大家关心的今天,对这样一种漏洞百出的土地制度的重新检讨,应该早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4本文结构

以下第二节论证现行的农地制度对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公平和分享繁荣的目标而言已经构成制度性的障碍。第三节论证要使农村金融真正为农民服务，对农信社的改革离不开土地的私有化。第四节解释为何对土地私有化所抱的各种疑虑在经济学上并不成立。第五节呼吁利用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大好时机，尽速展开以市场为导向的农地制度的彻底改革，使之尽速和世界大部分国家的土地制度接轨。第六节结束全文。

II.社区所有的农地制度和恶化中的城乡收入分布

2．1农民相对收入的日益恶化

世界银行主编的"东亚奇迹"一书对东亚自1960年代以来取得的经济成就的最主要评价是，这些国家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做到繁荣的分享。这里,高速增长带来繁荣，自然好。但是,如果繁荣不能为绝大部分民众分享，则繁荣的公正性就有疑问，社会稳定就有隐患。1980年代的伊朗和1990年代的印尼便是令人沉痛的例子。

『财经杂志』今年2月份报导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的引人注目的发现。该课题组基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对全国范围的住户收入进行的三次调查，发现"如果仅仅看货币收入差距，或者说名义收入的差距"，中国仅比世界排名最后的津巴布韦的城乡收入差距稍好一点，"但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直到几年前，按官方的可比价格计算，1978－1999年期间，中国农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快于城镇（约翰逊2002）。上述发现说明,官方的资料有严重水份。相对所有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的农民收入来说，或者相对城市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来说,中国的土地制度虽然独一无二,中国的农民收入不但没有避免每况愈下的命运。而且敬陪末座。也就是说，在现行农地制度之下，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户在分享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繁荣方面，已经成为世界上相对境遇最坏的农民群体。这就使人有必要对现行土地制度为何未能使农户，特别是纯农户，更好地分享高速增长带来的繁荣的原因，及该制度对他们的收入增长的长期影响重新进行评估。

2．2如果中国农业只能留住贫农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报告指出，在城乡之间和城镇内部的基尼系数值明显上升的同时，"农村的基尼系数值反而有所下降，从1995年的0.381下降为2002年的0.366"。据该报告分析，造成农村内部基尼系数值下降，也即收入差距下降的三条原因中的首位原因是：农村地区逐步城市化，有钱人往往搬离农村，"剩下的是一些收入较低的农户"。所谓农村中的有钱人，相当一部分是比较有经营能力的人。如果务农的收入不足以留住这些经营能手，不但会使相对来说已经很穷的农村变得更穷，而且会使有关中国农业可能逐渐失去活力的担心最终变为现实。

城市化过程本应通过为农民提供打工机会，吸收他们进城定居，达到减缓城乡收入差距的长远目标。为什麽城市化在中国的制度条件下并不足以减缓农民相对贫困化的加剧。究竟是哪些因素使中国在20多年的时间里，尽管城市化水平由1978的19％提高到2003年的36％，纯农户的收入不但''''增长缓慢，甚至下降''''（一号文件2004）？

有多个因素。一方面，现行的城市户口政策嫌贫爱富。不少城市的移民政策规定获得本市户口的投资底线，购房底线,或教育底线。同时，许多城市在改造贫民窟的名义下急急忙忙地拆除尚可居住的房屋，使移民无从落脚。这些政策实际上是将没有财富的农民排斥于城市化之外。另一方面，农民的权力和责任倒挂也是促使他们中有能力者首先弃农而去。但是，最主要的，是农地不得私有。种地能手除非和村镇干部搞特殊关系，无法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因而无法增加收入。

2．3中国农村的逆向淘汰

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标志是竞争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和组合。为了保证要素自由流动和组合的权利，经济活动的主体必须对至少一种要素拥有所有权和处置权。唯如此，各种要素才能得到平均收入。这是福利经济学的基本道理。在全球化的今天，更要求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结合，各要素才能获得全球的平均收入。然而在现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之下，对土地的获得并不是通过公平竞争，出价最高者得之，而是按人头均分，而且往往随人口的变动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会逐渐演变为一种畸形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市场经济中，农地的使用权越来越分散于农村人口手中而无法集中。在村社干部滥权严重，城市化进展迅速的地区，土地的处置权及其带来的巨额收入则向权力倾斜（周其仁2004），发生了一波又一波的新圈地运动（党国英2003）。只要农地是集体所有的，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乡村干部利用征地的机会牟取不法收入，漠视农民利益和就业机会的例子只会越来越多。农民中能干而正直者既无法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又无法苟同一些乡村干部的不正之风。对他们来说，不但农业变得无利可图，而且农村生活也变得索然无味。最好的办法便是争先离开农村的是非之地，尽快脱离农业，到城市或非农部门另图发展。

富裕农民选择离开农村，使中国农村出现逆向淘汰。这个过程和发达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截然相反。在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由于农地可以私有和买卖，能干的农民能够名正言顺地通过竞争兼并别人的土地，使他们根据种植的要求逐渐扩大经营规模，以获得全国的平均收入。无法做到这点而被淘汰出来的农民，可以选择出租土地，或出售土地，为种地能手打工,或向非农部门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土地的价值和农民自身的价值都获得最高的实现。正是通过种地能手发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才能使土地的耕种规模和经营方式随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发挥出各处土地的比较优势来。由这样的农户支配土地,必然能获得更多的产值。他们对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对现代农业技术的采用，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机会的捕捉,对其他农民必然有示范和带头作用。他们通过竞争和兼并,逐渐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过程，就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加速向市场化,现代化和全球化过渡的过程。然而,在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种地能手既无法自由和土地结合，又无法用集体的土地作银行贷款的抵押，因而不易得到农业贷款。缺少了融资的手段，种地能手自然难以扩大经营规模，也难以致富,中国农业结构的调整也面临更多的困难。

2．4土地的非市场配置引起的农地细另化

上述社科院的报告佐证了另一报告的发现。据美国麻省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教授布瑞纳的研究，中国农户的土地分配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499下降为1995年的0.378。考虑到土地的生产力会因灌溉之利的有无而大有区别，布瑞纳将有灌溉能力的土地转化成无灌溉之利的标准土地单位后重新计算基尼系数，结果发现土地分配的不平均性依然由1988年的0.465下降为1995年的0.365（布瑞纳2003表2）。也就是说，土地在农户间的分布越来越细另化了。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土地日益细另化不难理解,原因自然在于人口繁殖和均分财产的遗产制度(秦暉2003)。可是,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推进期。由于东部城市化明显快于中西部，不但东部的农村人口大量移入城镇,而且中西部农村人口也大量向东部城市转移。在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应该逐渐向种地能手集中。为何这种集中趋势远远抵不上细另化的趋势呢？

原因在于现行的土地制度。这种制度下,农民获得的只是一定时期内土地的使用权，不是所有权。如果因外出打工而向村里交还土地，是得不到任何报酬的。所以绝大多数外出打工者必定会想尽一切方法留住土地，因为不留白不留。可见,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土地细另化的恶性发展是必然的,而且是由非市场因素造成的。事实上,尽管农村人口大量移出,城市化的水平大有提高,然而农村户口却一直在增长之中，由1985年的1亿9千万户增加到2000年的2亿4千万户(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表9-1和2000年表12-1)。可见,在土地通过非市场机制配置的情况下,快速的城市化无法减缓土地细另化这一趋势。

2．5纯农户的困境－－无从扩大经营规模

2004年一号文件指出，纯农户收入问题，特别是纯粮农的收入问题特别严重。原因有多重。首先，粮食生产的周期长，一般一年一到二茬。由于投入的成本高，粮价低，种三茬的农民大多感到得不偿失。其次，粮食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很低。城市居民收入的快速提高对粮食消费及其价格的带动非常有限。只要粮食产量稍微过剩，粮价便大跌。对小农来说，本来粮食的商品率就不高，如果碰到粮价大跌，往往入不抵出。其次，粮农除非能扩大经营规模，单靠耕种几亩地是无法获得平均收入的。相比之下，菜农，花农，药农等所需的土地规模就要小得多。以菜农为例，他们大多靠近城市，因而靠近市场。其次，大多数蔬菜的生长周期较短，往往只需几个星期。所以菜农一年能有十几茬收成。作为健康食品，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的提高，蔬菜的收入弹性也变得较高。如果菜农掌握时令，往往获得较高的收入。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菜农和粮农相比，不需太大的土地规模和较多的资金周转便能获得平均收入。

在市场经济中，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是由价格调节自然形成的。粮农所需的土地经营规模必然较大,如果在现有经营规模上无法得到平均收入，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者退出经营，或者改种其他作物,这样必然造成粮价上涨。退出经营的农户为其他粮农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创造条件;粮价上涨则有助于粮农收入的上升。

然而，在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下，农户土地经营的规模主要由集体已有的土地和该农户在全村人口中所占比重所决定。尽管政府出台了土地承包法，允许土地的转包和出租，然而布瑞纳的研究表明，种地能手通过转包和出租扩大经营规模的速度至少不足以改变土地分布基尼系数的不断下降的总趋势。

这是因为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下，转包和出租带有种种限制和不确定性。例如，转包或出租双方要获得集体同意，交易成本比土地私有制下农户之间的直接交涉高得多。特别对来自外村的接包者来说，手续之复杂令人兴叹，对土地和劳动在全国范围内，更不要说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组合，构成严重的制度障碍。

例如，根据中国现行的土地承包法第48条规定，"发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由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对承包方的资信情况和经营能力进行审查后，再签订承包合同。"如此高的交易成本，往往使协议双方大多限于亲戚之间,而且不得不瞒着集体交易。然而这样一来，又使承包协议的有效性缺乏透明性和法律保障。这些原因使土地流转的速度很慢,远远落后于城市化的进程。

2．6农地私有和股份合作制的相容性问题

中国农地细另化仍在不断发展，农户收入相对城市居民又呈每况愈下的趋势，国内的一些关心农民收入的学者，在不动现行土地制度的前提下，企图找出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例如，最近有机会看到张宇燕，时红秀和李增刚（2004以下简称张文）合写的"中国农村的社区型企业：辽宁省海城市东三道村为例"一文。他们通过对一个案例的考察，"试图对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村集体''''－的性质和功能进行深入思考"。他们"将''''村集体''''看作既是国家行政权力向基层的延伸，又是有着明确产权边界和利益要求的企业"。在他们看来，"与经典企业相比，这种企业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社区性''''特征。在权威和激励、社区成员与企业的关系、企业的目标与行为方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村集体都有着突出的社区"共荣"秉性"。为此，他们称"村集体为''''社区型企业''''。这种企业产生于特定的产权制度、市场条件和农村社区的自然禀赋与人文环境之中，既为辖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又替个人承担市场风险"。他们并且认为，"不同于大规模劳动力的城乡转移和城镇化过程，社区型企业在中国的发展或普遍化，或许为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工业化和市场化途径，并可能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一种选择。"

对此，我想作以下评论。首先，如果各种社区型农业企业真是中国农民自发和自愿进行的组织试验，自然应该支持。但是，历史上，自然村，更不要说包括10个左右自然村的行政村，从来不是一个经济体。只是到了时代，由于政府的强加，它们作为生产大队才成为一个效率低下的经济单位。所以，整个村子加入一个社区企业，而且还能整个''''兼并''''邻近的村子的作法，使人怀疑农民究竟是否有选择不入股的自由。其次，如果这样的企业确实很成功，那麽，在土地私有制下，农民同样会踊跃入股，不然欧美各国不会涌现那麽多股份公司。所以，私有制并不会阻止农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对生产组织的各种形式进行自由的试验。第三，土地私有制的一个很主要的优点是，可以迅速淘汰无效的生产组织形式,因而可以更好地保障农民的利益。如果这种企业真是基于完全的自愿，那麽，当某些农民感到自己所在的企业带给他们的利益不如单干或另组时，他们应该有完全的退出自由，或重组的自由。张文没有对退出机制作比较细致的介绍。我很想请教的是，这种股份合作制的试验是否有失败的例子，是否对此作过调查、分析？万一企业失败了，谁承担后果？如果个别农民首先看出企业的败像而要求退出，他对土地的权益和其他经济利益又是如何得到满意的补偿呢？第四，如果大面积地由政府推广这种组织形式，由于这种企业不但党政不分，政社不分，而且党企不分，政企不分，这会使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有更大的权力指挥农民和控制农民。一旦这种控制掌握在坏人或无能的人手中，或一旦企业经营失败，后果是严重的。小丘庄的教训不应轻忘。第五，张文认为股份合作制能够避免"大规模劳动力的城乡转移和城镇化过程"，为"中国提供了另一种工业化和市场化途径，并可能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一种选择"。对此，我不敢苟同。城市化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其通过积聚效应，大大降低所有企业的生产成本，因而降低现代化的成本。凡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国家，无例外地通过高度的城市化完成的。中国如果选择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独特道路，将大大提高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本。对中国而言，这条道路将是十分不经济的，也会使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人为延长，对农民十分不公。

III.农村金融改革和土地私有化

3．1农村金融改革面对身无抵押的农户究竟能走多远

不但有能力的农民在离开农村，近年来不遗余力推进银行改革的徐滇庆指出，各种金融机构也在弃农而去（长城金融研究通报第238期2004）。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在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将逐步撤离县以下乡镇，原因是它们既未向农业，特别是向农民提供有意义的金融服务，又不堪负担自身积累的巨额不良贷款。现在的方案是，让农村信用社这一现存的唯一农村金融机构，经过一些改革之后承担对农民的金融服务。不清楚的是，在农业银行和其他国有银行失败之后，被徐滇庆正确地形容为"债务更为严重，业务人员素质更差"的农信社（同期长城金融研究通报）为何能得到命运之神更多的眷顾。这里关键是，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因而无论是农业银行还是农信社都无法将农户所使用的土地视为有效的抵押品。

也许有人会说，我在这里"过度强调了贷款审批过程中对抵押品的要求，而这一点似乎和现代金融理论不一致。成功的贷款最主要的是看资金流。只要是产品有市场，能够得到足够的回报就应当给予贷款，而不必拘泥于抵押品。在农村信贷中最关键的是信息对称，而不是农户的抵押品。例如，农户小额贷款基本上是不要求固定资产抵押的。"

对此，我的回答是，经营银行的目的自然不同于经营当铺，目的不在于日后没收借主的财产，所以银行要根据借主对贷款的偿还能力，判断该贷不该贷。往往有人有抵押品，仍贷不到款的。作为银行来说，它在放款时，希望借款人有能力偿付本金和利息，否则银行事后处理抵押品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所以，对银行来说，如果贷款用于消费，就要看借款人的收入流；如果贷款用于生产，就要看产品带来的现金流。即使某人有抵押品，但无固定收入，或者所投资的项目可行性很小，风险很大，银行也不会贷款给此人，而是劝他索性到当铺去，或到风险资本市场去。这也就是为什麽银行不同于当铺，也不同于股市。

我们知道，由于现代经济的复杂性和内在的风险性，即使在工业部门，银行也无法做到信息的完全对称，更不要说在靠天吃饭的农业部门了。有时借款人丧失偿还能力,并不是借款人故意欺骗银行，而是部门内在潜伏的风险所导致。所以，以防万一，银行非得有一个杀手锏不可，这个杀手锏产生的威胁必须是绝对可信的。只有这样，才可以把偿还债务的最终责任放在借款人身上，而不是落在放款人身上，以免银行自身的坏帐积累过多而破产。

在工业部门，这种杀手锏可以是仓单，可以是仓房，也可以是值钱的机器设备。在农业部门，一般纯农户很穷，除了土地，并无什麽值钱的不动产可作贷款抵押。由于土地稀缺，又难以毁坏，土地不但总有人要，而且一般来说总在升值。鉴于土地对农民生存的意义，除非有充分的把握还债，农民不会轻易抵押土地。抵押了，也会千方百计将它赎回来。这样，银行可以避免坏帐的累积，农民也得到金融的及时服务，可称两全其美。这里，由于土地的私有，市场的纪律便得以体现出来。这种市场纪律是市场机制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2多人作保的小额贷款

在最近的留美经济学会和中国社科院合办的有关民营经济的国际研讨会上，曾获得亚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先生的指教，认为农户小额贷款不一定要求固定资产作抵押。据他说，可以用集体联保的办法，防止赖帐。这个办法在孟加拉，斯里兰卡和一些南美国家获得成功，值得中国推广。我的确注意到可以用同村居民多人作保的办法帮助某人得到小额贷款。

但我想顺便指出如下几点。首先，如果贷款很小，例如，几百元，上千元，确实不用动用土地作抵押。万一借款人不能全部还清欠债，共同作保的人也有能力先替他分担部分欠款。毕竟大家同住一村，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正因为这个原因，甚至不用多户联保的贷款也是存在的。例如，民间借贷在许多地方相当活跃，只是利率很高（张和崔2003）。

第二，多人是否愿意为某一特定的个人作保，成了这个人是否能够得到小额贷款的主要指标。例如，如果银行规定要三人作保，而村里竟然找不出三人愿意为他作保，那他自然还是要用自己的土地作保，才能得到贷款。幸好在这些国家里，土地是私有的。所以，万一找不到人作保，还有土地可以抵押，不象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国家。

第三，正由于在这些国家实行土地私有，银行的坏帐才不会累积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例如，万一共同担保人联合起来欺骗银行，使坏帐累积，银行总是可以用没收这些人的土地作为清偿的最后手段。这里，土地私有仍是使农村金融业得以避免过多坏帐的最可信的威胁手段。所以，在没有土地作最后清算手段的中国，用联保连坐的办法，是否能避免农村信用社坏帐的继续积累，我是十分悲观的。

我们要把农村的中小企业的业主和纯农户区分开来。前者不是纯农户。农信社接受他们的厂房或仓单作抵押，自然能使他们获得贷款，农信社自己也不用太担心贷款无法收回的问题。可是，农村的中小业主的收入本来已经高于纯农户，而且具有迁入城市的强烈倾向。我们固然要关心他们的处境，但是当务之急是关心纯农户的收入。正是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才造成严重的"三农"问题。然而，一号文件鉴于农村土地无法作为抵押，因而要求农信社接受这类农户的动产作为贷款的抵押品。如真的实行起来，一旦纯农户无法归还贷款，农信社又如何处理作为抵押品的个人物品呢？在土地私有的国家里，也许用农户联合担保能够帮助农户获得小额贷款，但是在农户没有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无论是农业银行还是农信社，要麽"弃农而去"，要麽重新积累不良贷款。在笔者看来，除非实行农用土地私有，农信社的表现很可能会想徐滇庆教授预言的，"只会比农业银行更烂"（2004）。

认为农业银行或农信社不愿向纯农户贷款的原因是它们的治理机制未得到改革的人，只说对了一半。笔者认为，如果农信社有一天完全按照现代银行的治理体制予以脱胎换骨之后，它们会更加失去将贷款放给没有土地或其他不动产作抵押的纯农户。如果它们有业务选择的自由，它们一定会更快地弃农而去。

有人会说，现代银行不愿意在农村开展业务，全球如此。今后也必将如此。解决农村融资的渠道只能是发展农村合作制金融机构或者开展具有相当政策性含义的农户小额信贷。这种说法恐怕没有区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现代银行不愿意在农村开展业务是事实，但并非全球如此。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机制不发育，银行的服务确是十分不充分的。但是在发达国家，农民获得金融业的良好服务。中国既然要想成为发达国家，就必须解决农村金融的建设问题。不然又为何要进行农村金融改革呢？

当然，土地私有只是使农村现代金融完善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并不是说，有了土地私有制，农村金融就自然发达起来，还需其他条件的配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坚决支持徐滇庆教授多年来的努力，打破国家对金融的垄断，准许民营企业家进入银行业，允许他们组建新的合资或独资银行，平等地和国有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竞争。这种自由进入，自由退出的权利加上严格的监管等，是农村金融得以发达和完善的其他的必要条件。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土地私有这一必要条件，即使具备其他必要条件，真正为纯农户服务的金融机构不可能在商业化的基础上得到大的发展。

3.3土地抵押和无地农民

不少人担心允许土地作抵押，会造成太多的无地农民。由于农户的土地是他们生活的依托，因此也存在着最后执行时的困难。就像在城市中的贫民一样，如果银行接受他们拿住宅做抵押，一旦不能如期归还贷款，银行将面临执行上的困难。徐滇庆教授形象地指出，"你没有办法把贫民赶出贫民窟。"

秦晖指出，由于实行诸子均分遗产制度,尽管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实行土地私有制,但土地私有制并不会导致土地高度兼并和大量无地农民涌现。据他的研究,土地兼并主要由于政治势力的介入,例如封赐,圈地,投献豪门等。这种权贵政治才是引起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秦晖2003）。如果在纯农业社会,在几乎没有非农产业和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土地私有制也不会导致土地的高度民主兼并和社会动乱的话,现在,中国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为非农就业创造大量的机会的时期,更不应该担心这个问题。无地农民可以流入城市打工，也可以留在农村作佃农或长工。从理论上来说，既然现在允许工商业者雇人，当然没有理由反对农民中有多余土地的人雇工耕种，这是使社会发挥种地能手的经营才能的最好途径。

其实，如果认真实行抵押条款，不还债就没收土地，大部分农民不到不得已不会动土地的脑筋。抵押了土地的农民，会千方百计将土地赎回来。真正丧失土地的农民，应该是实在不适应作农民的人。这样的农民离开农业，进入工业或服务业，其实对农业本身的效率，以及对他们自己的长远福利来说，都是一种改进。

之于贫民区的贫民，则又作别论，因为我们谈的已经不是农民，而是城市居民。他们要去社会救济机构而不是银行解决自己的困难。如果他们想抵押自己的住房的话，这种贫民窟的住房也不会值多少钱。况且，住在贫民区的贫民往往反倒是房客，并不拥有房权。所以，银行并不面临由房客造成的坏帐。经常发生的是房东和房客的纠纷，以及房东最终将欠租的房客撵走的事。

IV.对土地私有化的疑虑并无根据

4.1土地私有制下不利于土地的合理配置吗

这种看法认为,"我国传统时代上千年历史的土地买卖并未造成土地配置的优化，反而由于土地分割出售而导致地块"畸零散漫"，"不成片断"。"除了美国、加拿大这类土地资源丰富国家外，大部分市场经济国家、包括我国台湾地区的农地配置都不是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实现的，通过非市场因素实行的土地整理（台湾称农地规划）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秦暉2004)按照这种看法,土地私有和依靠市场机制并不能达到土地配置的合理。

对这种观点,我想提出以下看法以供讨论。第一，在一些市场经济中政府出于对农业的保护,实行一些互相矛盾的政策。例如,日本和欧盟各国的政府给予农民大量补助,旨在帮助小农生存,却十分不利于农场的优胜劣汰和规模的扩大;于是,政府又通过行政手段促进农民调整地块,平整土地,目的在于扩大农场的平均规模。这种做法,且不说中国有多少财力完全照搬,对土地市场的发育,农场平均规模的扩大,也是不利的,所以不应盲目提倡。主张主要依靠土地私有制下的市场机制实现有效率的土地合理配置,并不是不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市场-私有化万能论''''。在主张土地私有制的人中,相信没有人会在主张彻底市场化的同时，反对基于市场失灵的理由,支持政府提供公共财，减少外部负效应，防止自然垄断，尽到提供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等等的责任。

第二，认为土地私有制下出现的土地细另化代表了土地配置的非优化,这种观点是不成立的。土地配置是否达到最优，并不单单取决于土地集中的规模，而是取决于土地能否和资本以及劳动自由结合，以避免土地的抛荒，或劳动，资本的闲置。如果土地集中的结果，使大量农村劳动无法和土地自由结合，这种要素的配置无论是对土地，还是对劳动而言，都不是最优的。记得1980年代初解散时，由于大田作业的废除，大型拖拉机和农机具的停止使用，使一些反对包产到户的人指责说，责任制代表了生产力和现代农业的大倒退。但是，在责任制下，土地虽然细另化了，无论是农业生产总量，还是农业生产率都获得极大的提高。所以，由公社的大农场退回到传统的小农生产实际上代表了土地配置的极大的优化和生产力的飞跃。

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中，亦即确认土地私有制，并允许所有要素自由流转的经济中，是不会发生土地排斥劳动这种配置的，倒是在土地集体所有的中国，在1990年生过土地排斥劳动的荒唐局面。当时苏南乡镇企业发达，当地农民纷纷离土进厂。于是，在村、镇干部的瞎指挥下，发起以工补农，以工养农，将土地集中后，要乡镇企业出钱发展机械化的大农场。这种做法，自然是不顾中国的要素比例，排斥外来农民和当地土地的结合。这种做法遭到已故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约翰逊教授的激烈反对。最后因乡镇企业的改制，以工补农也就搞不下去，靠乡村干部的关系发展起来的大农场也只能将土地分割成小块，出租给外来农民，使土地重新得以和农村中大量存在的剩余劳动结合。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在土地没有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经济里，土地的配置总会发生这样，那样的扭曲。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土地的确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而不断被分割，出现所谓的细另化,这其实是劳动和土地结合的优化过程。这说明在给定的技术和土地资源，人口资源的情况下，如果土地的细另化是由市场机制引起的，这种细另化代表的是资源配置优化的过程，其增益超过效率损失。所以说，总体来说，历史上中国的土地和劳动的配置是有效的，避免了两者中的任何一方的闲置。这样的配置，一直使中国的单位土地产量名列世界前茅。

以上论述说明,要区分造成细另化的原因。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之下，土地细另化的发展确实存在非市场因素，因而确实存在效率的某种损失。原因在于土地的分配基于村社人口变化，与农民的经营能力，努力程度和务农的意愿无关。一方面有农民想扩大土地经营而不可得，一方面有秦晖(2004)指出的土地抛荒的恶性发展。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农地私有也许会造成细另化,却不会发生这样的效率损失。没有务农意愿的农民可将土地出售，获得进城的启动资金，或出租，获得生活来源。而经营不善的农民，可以成为农业工人，或佃农。而且,善于经营的农民可以发挥他们经营的长才，放心地，顺利地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既然城里民营企业家可以动则雇工百人，千人，为社会创造就业机会，在农村中自然也应允许农民企业家雇工扩大土地经营规模。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社会可以享受农业企业家的经营才能，获得更多的农产品，被雇者因有高人指点，生产力一定提高，因而收入也会提高，而作为''''高人''''的种地能手因可获得土地和劳动力，可以顺利扩大经营，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和就业机会。这样对大家都好的事，何乐而不为？

所以，在研究土地细另化所导致的效率损失时，首先要分析造成细另化的原因。如果是在市场机制下引起的，细另化决不会是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由于非经济原因引起的细另化则又是一回事。匡正之术，不是将土地人为地高度集中，使用现代农业机械，排斥大量农村劳动。这样做，不但造成劳动的闲置和收入无着，而且造成社会公正问题，因而是不可取的。正确的办法，正是私有化和市场化。

所以，资源的最优配置应该反映国情。在中国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的情况下，让劳动尽可能接近土地，是最优的资源配置。农场规模的扩大，应随农村劳动力的逐渐转移而通过市场的交易自然扩大。我们主张彻底实行市场化，正是要减少非经济因素对要素配置的干扰。所以，关于土地细另化的后果问题不能一概而论，特别不应该用来作为批评土地私有化的理由。

4.2地权明晰既不是导致灾难的万恶之渊，也不是拯救农业的万应灵药吗

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对土地公有和私有各打50大板的说法。对土地私有化的讨论在中国才刚刚开始。基于一个不成立的理由（即土地私有和交由市场配置必然导致土地细另化，因而导致配置无效这麽一个理由），便对土地私有这样极为严肃的话题贬为''''神话''''，是十分不利于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的。如果说，好的私有化是有条件的，那麽我们要做到的便是把这些必要条件找出来，而不是把私有化本身否定掉。正象我们在讨论''''人权''''这个词的定义时，是要作一系列限制的，例如人权不等于有权侵犯他人合法利益，不等于可以为所欲为，罔顾法律等等。需要那麽多限制条件，是否就要否认''''人权''''本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呢？在经过苦难后的中国，没人会主张人权的不重要。关于农地私有化，同样不能求全责备，似乎除非它是万能的，不然便是''''神话''''。我们需要的是严肃，认真和充分的讨论，才有助于对问题的深入认识。而且我们已经在4.1中指出,土地私有和交由市场配置所导致的土地细另化，恰恰证明市场配置的有效。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展和农村人口的移出,土地私有制加市场机制又会逐渐使种地能手扩大土地经营的规模。

4.3即使实行土地私有,农民也不会马上富起来吗

很少有人会说只要实行土地私有制，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所以,农地私有确实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充分条件。2004年中央基于三农问题日趋严重,决定补助农民,并用5年的时间完全取消农业税,并要求各级政府减少苛捐杂税,是十分值得欢迎的。真正的问题是,政府今后能拿出多少财政,在多长时期内持续补助农民?究竟是靠农民自己的生产活动致富,还是主要靠政府的财政补助致富?如果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农民只能依靠自己的生产活动致富,那末仍然无法回避土地的所有权。我们必须承认,土地所有制是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的必要条件，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必要条件。不能因为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一些国家里还存在农民的贫困问题，就说土地私有制是不必要的。事实是，没有一个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达国家是实行农地的村社所有或国有的。而实行过土地公有，或现在仍在实行土地公有的地方，例如当年的中国，现在的北朝鲜，农业问题比实行土地私有的国家来说多得多，不但发生过人祸，对农民的侵权也更甚。中国1958－61年的，北朝鲜目前还在延续的蔓延全国的食品短缺，在人口众多，土地有限，然而实行土地私有的当代印度就没有发生过。目前，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实行的是农地私有，难道其他民族的智慧都不及中国？何况中国的三农问题在世界上越益突出,这一切都是在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之下发生的，难道不值得我们深究一下？

4.4重要的是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土地的所有权是不重要的吗

有一种看法是,关于地权的一些争论至今"不得要领"。按照这种看法,"事实上，在发达市场经济中由于产权的多层次化，当代产权经济学已逐渐少用"所有权"这一概念而转以"权利"作为考察对象。"(秦暉2004)

发达国家的所有权的问题早已解决，由于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和交换的内在要求，他们发现所有权又可以分割成各种产权，而且发现在保留所有权的前提下，各种产权可以灵活地进入市场交换，使交换双方均能获利,并使土地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所以在土地所有权的私有化已经确定的前提下，西方大量交换的反而是各种产权，对产权的研究也越来越细。

在中国，提倡农地私有化的人，是决不会去排斥对各种派生而来的土地产权的研究和保护的。然而，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将所有权和产权人为对立，认为只要注意产权便可。如果注意所有权，便是''''不得要领''''。比如,石油派生出许许多多的衍生产品,构成大部分消费者日常交易的主要对象。可是,我们能得出结论,石油的所有权不再重要，我们只要关心石油的衍生产品的产权便可，否则便不得要领吗?这种说法，大家显然不会同意。同样，在农地私有制没有确立的地方，讨论这种制度本身的必要性是无法回避的。大量的土地纠纷,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日益增多的无地农民,都在说明土地的所有权是无法用土地的其他产权来代替的。

中国的现实是官强民弱。不给农民地权，单给农民各种有一定期限（15年不变，后来30年不变）的产权的诺言我们已经听到无数次了。目前越演越烈的圈地运动和其他三农问题，不正是在这种没有土地所有权，只有15年不变或30年不变的土地使用权之下发生的吗？当年地主黄世仁要得到杨白老的土地，还要千方百计地得到他的地契，要按下他的手印为凭。现在村干部变卖村里的土地，是不需要农民交出地契的，因为农民根本没有地契。在这种情况下，空泛而有时间限制的产权，又如何能使农民得到保障呢？

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就不能给农民地权呢？这难道不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前对农民所作的最重要承诺吗？农地所有权究竟应该掌握在谁手里才是一种最好的制度安排呢？是掌握在作为耕者和弱势群体的农民手里，还是应该掌握在强势而又不从事生产的村镇干部手里，更能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农民福利的改善，农民权利的保障，和苛捐杂税的减轻呢？这是应该公开讨论的一个问题。在没有找到真理以前，便认为这种讨论不得要领，窃以为十分不利于我们对这麽一个重大问题的深入认识。

4.5土地私会和土地的公益性发生冲突吗

这也是有代表性的看法。秦暉(2004)指出,"土地的地理区位是不可替代的，假如一块土地正好位于公共利益攸关的要害区位上，它的不可替代如果使其主人可以漫天要价，就会严重损及公共利益。因此即使在最强调保障私有财产的西方国家，"土地私有"也没有其他财产权那么绝对，亦即保留有更多的公共利益干预权。"有些人以此反对土地私有化,以便为国家保留更多征用土地的权利。

其实,和所有的权利都是有限制的一样,基于某些地块具有公益性的理由，国家有权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加以某种限制，甚至予以有偿征用，早已成为各国的共识，也在实行土地私有的各国的有关法律条文上体现出来,以防止有人漫天要价,或成为钉子户。所以,实行土地私有并没有影响这些国家的政府基于公益性理由有偿征用筑路,修桥,盖霸,建城等所需的土地,没有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顺利进程。受到限制的是政府和不法开发商假借公益性理由蚕食农民的土地。所以,基于公益性理由对土地所有权有所限制，和否认土地所有权本身的重要性是完全两码事。否认农地所有权的重要性，进而剥夺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便为基于非公益性的理由任意侵占农地开了一个极大的漏洞。这也是20多年来为什麽我们看到有关农地纠纷越演越烈的缘故。

V.城市化和全球化赋于中国尽速试验农地私有化的千栽良机

5.1城市化将为弱势人口提供新的生存机会

如果一个社会的绝大部分人口依靠农业谋生，这个社会必然是个靠天吃饭的社会，充满各种不可逆料的自然风险。城市化带来的积聚效应使人类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益，并为弱势群体的生存开辟广阔的新天地。发达国家政府十分注意抓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机会帮助来自农村的人口向非农部门转移。例如，美国黑人本来主要生活于南庄园，美国内战后由奴隶变为自由人。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没有经营现代农业的系统知识,对19世纪末叶开始的农业现代化过程并不适应，成为从农业中被淘汰出来的弱势群体。可是美国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帮助吸收了大量的黑人。他们得以逐渐向美国北方迁徙，在那里的城市里定居下来。政府向他们提供有补贴的住房、医疗、教育服务。1960年代后，美国政府更通过立法规定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雇佣少数民族。这些措施大大加速了以黑人为主的弱势群体通过城市化和现代化融入主流经济的过程。所以，城市化决不是象中国这样将农村的强势群体抽走，留下弱势群体在农村中自生自灭。这样作，是违反城市化的真谛的。

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使通讯、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过程。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变得更为方便和舒适。所以，市场经济中应该让农民中的强势群体留在农村与天地搏斗，而让农民中的弱势群体先离开农村。这样，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便能更好地分享城市的集聚效应带来的外部经济。城市化的过程会产生许多不需要很高学历，或者不需要强壮体魄，或者不需要强烈竞争意识的工作机会，例如保姆,家庭护理,公交系统的售票员和辅助人员，商店的售货员，清洁员,城市的环保工作者，各单位的警卫人员，大量需要的建筑工人,工厂所需的大量非熟练工人等等。这些工作并不需要农村中最优秀的农民来担当。由农村中淘汰出来的农民担当，既解决了他们的出路，又使留下的农民有机会扩大经营规模。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以市场机制为主（土地可以私有，自由买卖和兼并，内生型工业化和城市化），以政府和社会团体辅助弱势群体为副（帮助被淘汰的农民进城落户，提供各种社会咨询和服务），使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较顺利地完成了农业现代化。同时，由于农场规模得以不断扩大，农民人均收入得以不断提高。农民的境遇相对城市人口来说，避免了长期滞后，甚至每况愈下的局面。当然，土地兼并有时可以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想必很多美国黑人初进城的时候，有一个适应城市文化和环境的过程，受到各种歧视。但是，长痛不如短痛。现在再问美国北方的黑人愿不愿重新回到南方农村去，恐怕绝大部分会说不。

中国目前正好经历城市化的加速时期。如果能抓住这一机会使农地尽速私有化，不但会帮助中国的强势农民群体成为中国农业的中流砥柱，而且会帮助农民中的弱势群体更快地转移到生存条件更好的城市。这里，农地私有化将提供第一推动力，将农民中的弱势群体逐渐推出农业和农村。接下来，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引导，帮助他们在城市中安顿下来，并鼓励各种社会团体为进城农民提供咨询和帮助。这样，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吸收弱势农民而不是一个排斥他们的过程。陈志武(2004)指出,尽快推动土地私有制的另一紧迫的理由是,曾经在土地私有制下生活过的老农还健在。他们对私有制运转机制的记忆和经验,将大大降低实施土地私有制的成本。这是中国在土地私有方面可以做得比前苏联好的有利条件,不应该轻易放弃。

5．2全球化应是中国农业脱胎换骨的良机

中国既然决定将自己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那麽，其农地制度当然也应该和市场经济的要求接轨。农地的私有化不但是市场经济的天然要求，也是使中国的农业走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内在要求。目前，中国农业面临加入WTO后的种种挑战。中国的农业结构是在千百年来，特别是最近几百年来闭关自守的状态中形成的。这种结构既不反映中国的要素秉赋，使中国的生态日益破坏，又无法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所以中国急需作结构的改革和经营规模的调整。

要由现存的农业结构转换成符合中国的比较优势的结构，需要劳动和土地以及金融的自由结合。可是上文已经指出，农村的土地和金融都不是农户可以轻易得到的。离开土地市场的开放和现代金融的服务，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和生产结构的转换将步履维艰。这里，关键的一点又是农地的所有权。中国应该尽速使农地私有化，利用全球化的良机使中国的农业脱胎换骨，将农业结构真正转换到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结构上来。中国如果做到这一点，不但能大大改善生态，而且也能增加农民的就业和收益。

5．3有序推动农地私有化

现行土地制度有如此多的弊病，土地私有又会有如此多的好处，有什麽理由拒绝试验和推广呢？目前在中国从事工商业的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自由扩大经营规模，决定雇工人数，正大光明地发财致富，可是再能干的纯农户也无法自由地扩大自己的土地经营规模和雇工人数，不知为什麽大家会接受如此不合理的安排？

对农地私有的最普遍的担心是，农地私有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能干的农民固然可以迅速扩大农场规模和经营规模，被兼并的农民不是要陷于悲惨的境遇了吗？这种说法至少已经过时。理由如下。首先，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现在政府预测城市化水平今后每年能提高1％，相当于每年至少要让1300万农村居民进城。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这为较大量地吸收农民创造了很好的机会。第二，政府可以模仿美国政府对以黑人为代表的弱势群体的优待政策，将某些城市工作机会，特别是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下的政府部门内的某些工作机会保留给最不幸、最贫困的农户。第三，如果考虑到要控制农村人口进城的速度，以保证城市化的有序性，同时防止商业资本和官僚资本恣意侵吞农民的耕地，可以首先控制农户或其他用地单位一次购买农地的上限，并允许每隔几年放宽购买上限。对用以直接购买农地的贷款也可作滚动上浮的限制，直至最后放开。其次，对试图改变农地使用性质的买户，政府有关机构应严加审核和控制。

实行土地私有制后,要允许农民用农地抵押,获得贷款。大部分农民必定不会选择卖断土地，而是选择抵押土地以获得贷款，并且会千方百计赎回押出的土地。当然不能排除每年会有少部分农民选择卖断土地。这部分农民因而就不再和同村的农户争夺有限的土地。他们会带着卖地所得的资金进城，为城市化带来资金。其中一些农民必定会自己创业，不但解决自己的就业，而且会为其他农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5．4土地私有制，圈地运动和城市化

15世纪后，英国曾经发生过圈地运动。由于新航线的开发和国际贸易的兴起，毛纺贸易带来了高额利润。一些贵族为了扩大牧场，开始了圈地运动，目标首先指向村社的公共用地。村社中的森林、草地、沼泽和荒地等，当时并不属于任何人所有。当这些公共用地被贵族圈完后，那些世世代代租种贵族土地的农民又被赶出家

园，以便将他们耕种的土地也变成牧场。由此看，英国土地贵族圈地时,一是将社区的公共用地占为牧场，二是为了改农地为牧场,大量驱赶佃农,收回自己的领地。

1980年代后，中国也发生一波一波的圈地运动，主要目标却是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耕地。尽管中央三申五令，还是禁而不止。地方官员，开发商，和村镇干部联合起来，以开发区的名义大量圈地。圈地之后，资金往往不能到位，造成大量耕地抛荒，农民流离失所。中國工程院副院長,院士杜祥琬指出，因亂佔濫用耕地，中国耕地面積近7年減少了1億畝。显然，农地的集体所有制对此无能为力。

为此，中央政府只能发起大规模清查，用行政手段大量撤销开发区。据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指出，中国各类开发区到今年4月20日止已经撤销开发区3763个，核减开发区原有规划用地面积1.6万平方公里（2400万亩土地），开发区共退回土地1600多平方公里（240多万亩），复耕土地1100多平方公里（165万亩）。政府并决定对农地的征用制度加以改革，旨在保证农民的权益，并通过控制农地转非农用途的规模，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对此，我的看法是，如果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既不会发生如此耸人听闻的当代圈地运动，城市化也会稳步而健康地开展。首先，在土地私有制下，开发商必须单独和一个一个的农民打交道，不象现在只要买通村镇的个别干部。同时，除非能证明开发项目的公益性,开发商必须以市价充分补偿农民，因而出售土地的好处大部分会归农民，而不是落入村镇干部的手里。第三，防止干部的腐败，对廉政建设大有好处。第四，由于收购成本高昂,开发商不会在大批圈地之后又闲置不用。第五，城市化的过程真正成为市场引导的过程。除非农地转化为非农用地后带来的价值远远高于农地的价值，开发商是不会出钱购置这块土地的。因此，城市的扩大将是谨慎而稳键的,然而又是不可逆的。在实行农地私有化后，便可引入市场机制来代替政府的干预。政府只需要控制对农地转非农用途的审批（changeofzoning）。

VI．结束语

现行的农地制度既不能避免农户，特别是纯粮农相对于城市居民的贫困化，又不能防止大批无地农户的出现,并对农业生产的结构改革和现代化造成制度性障碍。这说明,现行土地制度既无法实现自己许愿的公平,又存在严重的效率顺损失,和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要求越来越不适应。城市化的过程已经成为剥夺农民权益的过程。在中央决定对农信社彻底改革的今天，更无法回避纯农户由于没有土地的所有权，连抵押品都无法提供的困境。所以，无论从公平的角度还是效率的角度，这种制度都不值得再留恋。实践是真理的判断标准的讨论给我们的启迪是，不是本本或条条，不是先验的意识形态,而是亿万民众的实践，才是真理的来源。而且,我们要捍卫的不是条条框框的不可侵犯性,而是农民利益的不可侵犯性。现行的农地制度试验了25年。实践表明，这一制度毕竟是过渡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丛生,越来越不适应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要求。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地集体所有不但日益成为阻碍农户收入增长的制度障碍，而且日益成为乡村干部借以牟取暴利，导致无地农民铤而走险的社会动乱的温床。政府应尽速在典型的农区，特别是在主种粮食的地区，首先实行农地私有化的试点，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

中国目前正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高速发展时期，为农地私有化提供特别有利的客观环境。不管是否实行农地私有化，农民总会因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而加速流出农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希望什麽样的农民能留在农业部门，以便使今后的农业能够比较有活力，能够比较灵活地对国内和全球市场的变化作出反应？是比较能干的农民呢，还是因为哪儿都不要，被迫滞留于农村的农民呢？如何使得善于经营农业而又愿意务农的农民比较迅速地获得土地和金融资本呢？如何使得他们能够主要倚靠自己的生产而不是政府的补助获得平均收入,避免境遇相对城市居民的不断恶化。目前的情况是，即使农民流往城市，他们对自己名下使用的土地的处置令人担心。在农产品价格低迷的时候,许多农民宁肯抛荒，或留给亲人胡乱耕种，也不会退还集体，因为退包得不到任何好处。当政府决定补助农民,或当农产品价格上扬时,许多外出打工的民工又一窝蜂地回老家要回土地。另外,中国正在发生的土地细另化是基于非市场的原因,因而是无效的,正日益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陷阱。如果允许农地私有，许多已经在城里落根的农民就会乐于将土地卖出，以便获得一笔启动资金。这就使种地能手可以顺利扩大经营规模以获得平均收入,根本改变目前纯农户的相对收入每况愈下的境遇。再次，随着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民会追求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这会给中国的农机制造业和相应的农机服务业带来巨大的内需。而且一个有活力的现代农民阶层的出现，不但会使农村金融从此进入良性循环，还将使乡村的财政变得充盈起来，使地方政府更容易向农民提供公共财和其他服务。富裕而自信的现代农民阶层的出现，也是抵制农村干部滥权的最有效的途径。在农地私有化下发生的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最有经营能力的农户日益成为农业和农村的中流砥柱。他们的经营能力，他们的眼光和胆识，将给中国的农业带来崭新的面貌。中国农业应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重任正是由这些企业家类型的农民来胜任愉快地完成的。他们不但为中国的农业和农村保存活力，也将为城市化和工业化送来源源不断的劳动力。愿意将土地卖断的农民，不但有了进入非农部门的启动资金，而且破釜沉舟，断了一有风吹草动便重返老家的习惯，既可避免目前越演越烈的农村土地纠纷,也可使城市化成为一个稳健的,不可逆的过程。总之，农地私有化和城市化、全球化的结合，必然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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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时红秀李增刚（2004）"中国农村的社区型企业--以辽宁省海城市东三道村为例"，尚未发表的工作论文。

周其仁，2004。"城市化、农地转让权和征地制度改革"，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有关"中国征地制度改革"国际研讨会主题报告，2月27日，刊于CCER政策性研究简报2004年第4期（总420期）。

Abstract

Themainargumentfortheexistingcommunallandtenuresystemisequity.Bykeepingthecommunalownershipwhileprivatizinglanduserights,despitetheremainingefficiencyloss，thislandtenuresystemallegedlycouldprotectfarmersfromlosingtheirland,andfromgettingworseninginincomedistributioninthewakeofdismantlingthecommunesystem.However,therecentlyreleasedresearchresultsevidencethatfarmers''''incomeingeneral,andthatofthegrain-growingfarmersinparticular,havebeendeterioratingsignificantlyrelativetourbanpopulation.Therichfarmersarereportedlymigratingtourbanareas,leavingpoorfarmersbehind.Obvious,theequityargumentusedinjustifyingthecurrentlandtenuresystemisnotvalid.

Thispaperarguesthatthecommunalownershipoflandisoneoftheremaininginstitutionalbarriersthatcontributetotherelativeimpoverishmentoffarmers.Underthissystem,theoperationscaleofatypicalfarmisdeterminedbyahousehold''''spopulationshareinavillage.Notowningland,theyalsocannotuseitascreditcollaterals.Withdifficultyintheiraccesstobothlandandloansforthepurposeofproductionexpansionorproductionrestructuring,howcanoneexpectfarmerstoincreasetheirincomeasfastasurbanpopulationwhohaveaccesstoallthefactorsofproduction?Thereasonthatthegrain-growingfarmersaredoingevenworseamongallthefarmersliesinthefactthattheformerneedmuchbiggeroperationscalethansaythatofvegetable-growingfarmers.However,underthecurrentlandsystem,theyhavesimilaramountoflanddespitethefactthattheycanonlygrowtwocropsayearinmostareas,butthevegetable-growingfarmerscangrowmorethan10cropswithinthesameperiod.

Obviously,thecurrentlandtenuresystemisincompatiblewithmarketprincipleandmakesithardforChinesefarmerstofullybenefitfromeconomicgrowthbydeprivingthemofaccesstolandandcredits.Nowthatevidencesshowthatthecurrentlandsystemfailstodeliverequitytofarmersrelativetourbanpopulation,thereisnoreasonnottoreformthissystemthatisinefficientanyway.Givetherapidurbanizationandindustrializationthathelpsabsorbmorethan10millionruralpeopleayear,theemergenceofagrowingpoorandlandlesspopulationisveryunlikely.Actually,thecurrentlandsystemismorelikelydrivingthemostcapableandentrepreneurialfarmersawayfromfarmingsectorsthroughthereverseelimination.Ifnotreformed,thissystemwillonlytrapthepoorandlessentrepreneurialfarmersintheruralareas.Notonlythefarmers''''incomewilllagfartherandfartherbehindthenationalaverage,butChina''''sagricultureandruralareaswillalsograduallylosevitality.ItishightimethatChinastartedexperimentingwithlandprivatizationandpromotingitnationwideassoonaspossiblesothatChinacankeepbestofitsfarmerswhonotonlyhaveequalopportunitytoshareprosperitybutalsoarecompetitiveintheglobal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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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初稿曾在2004年3月克莱芒大学研究生院举办的中国经济研讨会，中国法律经济协会于2004年5月8日召开"三农问题"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2004年6月18日的讨论会，以及留美经济学会与社科院经济所2004年6月19-21日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为题的国际研讨会上得到与会者的批评、指正。在此谨向冯毅、林双林、陈志武、张晓山，党国英，李成贵，谭秋成，胡必亮，李稻葵和其他与会者致谢。笔者对本文尚存的一切错误负责。

对于一些地方的乡村干部鱼肉农民，引起"民怨沸腾"（朱熔基语）的真实写照，参见"当代"2003年第6期陈桂棣和春桃执笔的题为"中国农民调查"的长篇报告。

约翰逊教授认为根据官方数字计算的这种结果有误导性。根据他本人的计算，结果应该正相反。他的结果现在为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所证实。

不排除农村的富人中也许有贪污干部。但是由于这些人发财的权力基础在农村，他们中的大部分应该选择留在当地才能作人上人。不过，这些人的大多数如果选择留在农村，只会使农村局面更不利于比较正直的农民施展他们的才能。

虽然土地承包法不鼓励根据村内人口变化定期调整土地，但无法避免各农户内部的土地调整，结果一样使土地不断细另化。

据张晓山和崔红志（2003），"民间借贷的活跃及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农民和乡村企业从正规金融系统得不到贷款的状况，促进了民间借贷的发展。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的供需矛盾，但借贷者却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利息。根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人员2001年的调查，中原某省一个3000人口的村，以放贷为主业的就有10户，平均放贷规模为12-15万元，大约70－80笔贷款，多是1000－2000元的小额贷款。月息3分，年息36％。此外村里还有50户小规模的放贷户。资料还显示，江西省赣州地区1997年民间借贷总量达2亿元以上，1996、1997年分别较上年增长18％和36%；借贷范围也由原来的主要局限于个人之间，扩大到以企业与个人之间、集体企业之间、私营或个体工商户之间为主；1997年民间借贷资金中流向生产性投资领域的占75％，比上年增加26％。在非国有经济的资产负债表中，来自民间借贷的资金比重高达36％，而来自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仅占8％（2）。"

《宋会要·食货》63之193、63之188

之所以说这种说法至少已经过时，原因有二。第一，即使这种说法历史上是对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进行的今天，无地农民并不会象在纯农业社会里那样，失去土地便失去谋生手段。第二，根据秦晖（2003）的研究，这种说法甚至历史上也是错的。他的研究表明，农民造反的原因，并不是地主对无地农民剥削太残酷，而是封建专制下官吏对包括农民和地主在内的全体农村人口欺压太甚。这也解释了为什麽农民起义首领往往是地主知识分子。